老人的产生，给农村的养老带来挑战 （朱婷，2008）。 出生性别比偏高形成男性婚姻挤压，影响家庭关系的稳定（汤兆云，2008）。有学者对韩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后果进行研究，认为女性严重短缺，造成男性婚姻挤压，用金钱跨国买来的婚姻因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存在很多的弊端（韦艳、梁义成，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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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挤压由于存在连续性，靠扩大婚龄差无法解决（刘成斌、风
笑天，2008）。[6]
事实上，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后果不仅是婚姻挤压问题，有学者利用1991年和2000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实行“一孩半”生育政策的地区，家庭层面的男孩偏好是导致男女儿童健康差异的根本原因（宋月萍、谭琳，2008）。出生性别比的偏高强化了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女性数量相对不足，会产生女性被物化和商品化现象，妇女和女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汤兆云，2008）。
（4）关于国内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具体措施和方法的研究 有学者提出了“关爱女孩行动”要建立以“政府为责任主体”、“机会与能力创造核心”、“社区为载体”的理论框架以及新型性别文化，使关爱女孩行动真正落到实处（戴鱼兵、周学馨，2008）。高莉娟对180位市、县“关爱女孩行动”执行者进行调查，发现不少被调查者对社会政策实施中的性别问题缺乏社会性别敏感性，倡导执行者提高对社会性别的意识。[7]
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本治理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淡化家庭对男性的依赖（杨军昌、王希隆，2008）。有学者建议积极引入社会工作，促进社会性别的正常化（李立文、余冲，2008）。
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要从三方面着手：加快城市化的步伐，缓解性别比偏高的地缘因素；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养老制度，缓解偏高的经济基础；提倡招赘婚居模式和核心家庭，缓解偏高的心理情节（杨菊华，2008）。
2、国外出生性别比研究现状
（1）关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现状研究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的出生性别比都保持在于105±2（即103-107）的范围内 。在20世纪80-90年代，在数据可获得并被统计的62个国家（地区）中，绝大多数的人口平均出生性别比都处于平衡状态，它们占到全部被统计国家（地区）的91.9%；其中又以出生性别比居105水平的国家（地区）最多（占到被统计总数的46.8%）。偏离105±2的只是极个别国家（或地区）。而且国家的人口规模大小对出生性别比水平并未产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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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每年只出生数千人口的“小”国家出生性别比基本都在正常值范围内）。
（2）关于东亚出生性别比的现状研究。
在世界上，其它各洲出生性别比大都比较正常，而以亚洲国家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情况比较多见，特别是东亚。东亚又以韩国和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最严重。我国处于亚洲，研究亚洲各国的出生性别比现状对于我国的研究更有参考的价值和意义，以下我们就以亚洲各国的研究现状进行对比。
（3）关于亚洲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研究
直接原因是B超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间接原因（根本原因）是传统的婚姻生育文化、性别歧视和与此相关的政策、制度安排。以及统计上的瞒报、漏报、出生性别比的生物学的差异、溺弃女婴。（穆光宗，2006）。 （4）关于亚洲出生性别比发生转变的措施研究
近期亚洲一些区域出生性别比数据表明，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现象出现缓解趋势。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女性将获得更大的自主权，从而弱化男性为基础的社会传统和习俗，促进家庭中的性别平衡。韩国是亚洲出生性别比最早出现缓解并恢复到正常水平的国家，主要是女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上升促进了性别偏好观念的淡化及消失。有学者研究发现，强调社会角色的转变以及男性为准则的社会价值的改变，促使出生性别比迅速回到正常水平（Chuang，Das，2007）。1980年代开始的法律环境的变化，是韩国出生性别比发生缓解的另外一个显著的因素，一些新的性别敏感的法律，如实施性别平等雇佣法案等（Cho，2004）。
（三）研究理论
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即一般所说的性别，它区别于以人的生物特征为标志的“生理性别”，指的是以社会性的方式构建出来的社会身份和期待。社会性别理论分析了人类社会中两性不平等的实质和根源，认为：男女两性各自承担的性别角色并非是由生理决定的，而主要是后天的、在社会文化的制约中形成的；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和评价（如男高女低、男优女劣），关于性别的成见和对性别差异的社会认识等等，更主要的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又反过来通过宗教、教育、法律、社会机制等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巩固，在国家参与运作下被规范化、制度化、体制化、两极化（男女二元对立）、社会期待模式化。社会性别是维持性别歧视的基本手段，应当而且也可以被改变甚至被清除。社会性别理论向人们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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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样一个观点：社会性别是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中形成的，可以通过政治和宣传的影响进行重构，因此，政府应该注重妇女在社会性别发展中的作用，有责任也有可能在决策中引入社会性别意识。
功能分析理论：也称：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这种理论是由孔德和斯宾塞创造的，他们把社会看做某种活的有机体，他们认为：正如人和动物有一起发挥功能的各种器官，社会也是如此，像有机体一样，如果社会要运行顺畅，它的各个部分必须协调工作。
（四）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有关出生性别比问题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并通过现有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从而形成对出生性别比这一问题的全面、客观的科学认识的方法。搜集文献的渠道有：中国知网期刊和论文库、网上新闻报道、图书馆藏资料等。
人物访谈法：通过对部分已经生育的妇女和男子、未生育的男女，按照区域、文化层次、职业不同的对象，针对有关生育性别的观念和态度的问题进行访谈，从而了解影响她（他）们生育行为、生育性别方面最深层次的原因。
一、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对社会的危害
（一）婚姻挤压，家庭稳定与家庭伦理受到冲击
1、“过剩”男性增多，娶妻难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平均每年新进入结婚年龄的男性，比女性多120万人，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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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算，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同龄适婚女性短缺，
男性就会向低年龄女性中择偶，挤压到一定程度，就要向别的地区发展，城里哥找乡下妹，富裕地区的男性找欠发达地区的女性，“婚姻剩余男性”最后沉积在经济落后不发达的农村，低收入的贫困阶层。据报道，在贵州省贵阳市牌坊村，村里几乎没有适龄未婚女孩，在册的60名其实早已“逃离”这里在外打工。相反，这个2249人、665户的山村有282条光棍，约占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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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1 / 5，30岁以上的光棍俯拾皆是，最大的光棍65岁。 像这样的村子，在我国并不少见。
2、婚龄差增大，家庭稳定性下降
近年来，受到婚姻挤压下结合而成的家庭，夫妻双方大都年龄、文化层次、成长的背景差距较大，夫妻双方缺乏共同语言，婚姻幸福指数下降，我国离婚率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全国离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990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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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1998年为0.89%每年登记结婚的和办手续离婚的比例已接近20%。
2011年5月公布的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一季度，我国共有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较去年同期增长17.1%，平均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中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递增。这些状况都与我国男多女少而发生的婚姻挤压有着莫大的关系。
3、贫困地区，童养媳陋习卷土重来
童养媳从宋代产生到新中国成立中止。起因是一些家贫如洗者，父母为了能让孩子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不惜用较少的钱去购买一些年幼的女孩蓄养在家，待成年后与儿子婚配，以实现婚姻“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重要功能。不难看出，女孩成为童养媳的最终目的就是生育、从事家务、服侍公婆、丈夫，其一生就是男方家的工具、奴隶。而这样的婚姻对男女双方都是一种痛苦，这种低质量的婚姻早在本世纪初的《申报》个案中就有大量的反映，比如:“宗夏氏供儿子年仅十四岁，聘钱氏女为妻，过门童养，迩者不守妇道，时回母家与余苟合，余供小的与宗夏氏相近，私与钱氏往来，自知不合，尚求恩典??。”(《申报》1902年12月11日)如果童养媳仅仅是不尊重女性或早婚习俗而产生的，那么，这一丑恶现象应该会随着新中国的建立，随着立法的完善、妇女地位的提高而销声匿迹。然而，近年来，这一陋习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却再次卷土重来。据《半月谈》报道:2005年2月中旬，福建省莆田市东海镇坪洋村发生了一起杀人案:该村朱世文用板凳打死了自己的妻子朱秀美。这起刑事案件因朱秀美的“童养媳”身份而显得不同寻常。由此，一个“童养媳”村落也渐渐浮出水面。??坪洋村有900多户人家，几乎每家都抱“童养媳”，村里大大小小的“童养媳”近千名。??记者在径里小学作了一个调查，该校6年级有学生60人，女生33人，其中“童养媳”14人，占女生总数的42.4%;五年级有学生63人，女生31人，其中“童养媳”7人，占女生总数的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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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童养媳等婚姻陋习并非仅仅是传统的问题，更是与农村出生性别比持续失衡息息相关，只要男性累积性过剩越来越严重，婚姻就成为一场日益激烈的资源争夺战，那么，贫穷男性就只能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女孩，储存资源，从而实现婚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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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及社会稳定与安全
1、侵害家庭婚姻类的案件上升
当婚而不能婚的男性剧增，会危及婚姻和家庭、社会治安稳定，大大增加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强奸、虐待危害儿童等犯罪率的上升。浙江省公安厅统计资料显示，该省近20万外来媳妇中，被拐卖妇女达3.6万人，她们多来自云南、贵州、四川、湖北等欠发达地区。据报道，2010年从5月至8月，广西警方侦破28起拐卖妇女儿童系列案件，成功解救22
［12］人。 时间如此之短，案件如此之大，受害的人数如此之多，在建设和谐
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是令人震惊的。由此可见，全国各地拐卖妇女儿童的恶性案件还在层出不穷，这些问题和现象的发生与贫困落后地区男多女少及我国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可以说有着某些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2、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案件上升
自从80年代以来，我国整体犯罪率也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危害公共安全，对政府和群众发泄不满等违法犯罪行为更是有所增长。许多游离在家庭之外的适婚男性，因不能成家，将不满向社会或者某些弱势的群众发泄，危害公共安全。据报道，2010年3月23日早上7点24分，南平实验小学门口发生一重大凶杀案，当场死亡3人，送医院救治10人，抢救无效后又死亡5人，嫌犯郑民生当场被抓。郑民生的具体资料如下：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学历 身高 婚姻 郑民生 男 42岁 福建南平人 中专毕业 1．75米左右 未婚 据报道：郑民生原为马站社区诊所医生，2009年6月辞职，他在行凶时曾高喊：“他们不让我活，把我逼疯了，我也不让大家活。”南平警方调查后初步判断，凶手郑民生疯狂杀人的动机有两点：一是与原工作单位领导有矛盾，去年辞职后，一直未谋到新职；二是至今未婚，且谈恋爱多次受挫。这些都带给他不小的压力。[13]
2010年4月28日15时，陈康炳混入广东省湛江雷州雷城第一小学，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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