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尊重社會上有尊崇地位的人，因為他們對社會作出了莫大的貢獻。由此推之，我們亦應該尊重每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而且對不同貢獻的人應有不同的尊重方式，這就是所謂「尊尊之等」。尊尊之等，與遠近親疏的「親親之殺」，共同構成了儒家對社群最根本的看法。
必須指出，儒家很早已經認識到社會分工的觀念。孟子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分別；荀子更明白地說，人的「群」有「分」，然後才能「和」，才能「一」。「和一」就是一個和諧的社會，同時也是一個有差別（有「分」）的社會。儒家主張「和而不同」，「和」與「不同」放在一起，因為只有不同才有和諧與否的問題，若所有東西都變成一樣，就無所謂和諧。社會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職能，各有差異，若所有的人在社會上都受到尊重，則我們的社會就是一個由不同職能的人，共同組成的有分級、分別的和諧社會，這是儒家很早就體認到的道理。
對等關係
在先秦儒家學說中，和諧建築在人際間彼此對等的關係上，社會分工各盡其責，勞力者與勞心者並無從屬關係，雖然上司下屬有別，但下屬並不屬於上司，任由上司勞役，而是上司、下屬各自在其工作崗位努力盡責，在對等的關係中和諧地合作。孔子說「君使臣以禮」，君主以合符禮的方式來役使臣下；「臣事君以忠」，臣下則以忠心來服事君主，這是對等的關係。孟子說得更清楚，「君之視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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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手足」，手足是身體一部分，如果上級當下屬如手足一般，「則臣之視君如腹心」，下屬會把上級當成是比手足更重要的腹心來回報，推心置腹，以報知遇之恩。這是互相對應的、仁愛的關係。如「君之視臣如犬馬」，只視為工具來利用，「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國人即路人，路人的意思就是可以隨時跳槽，蟬過別枝，另投明主，大家沒有甚麼感情。如果「君之視臣如草芥」，即當臣子是地底泥，那結果就是「臣之視君如寇讎」。
漢代以後，為了鞏固君主家天下的思想，這種對等關係變成了從屬關係，即變成了尊卑關係，卑的從屬於尊，下的從屬於上。漢代政治化的儒家，採納了法家韓非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來維持以男性的夫權、父權及君權為中心的家族社會和君主制度。後來更有君要臣死，臣不死視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視為不孝等的話，其實這些話出現的時候很晚，有學者考究以為要到明代才出現。父要子亡，子不亡視為不孝，這並不是孝道，按照儒家，這是不合理的。孔子教曾子小杖受、大杖逃才算是孝，正是最好的反證。試問為人父母者怎忍心要置兒女於死地呢？若父母因一時怒火，子女任由打殺，豈不是陷親於不義，這時趕快逃開才是孝。父母慈愛子女，子女孝順父母，在儒家思想中亦是一種對等的關係。
不過正如之前已提及過，儒家的仁愛沒有利益計算，並且能夠推展至親人以外的。我們雖然先愛親人，卻並非因為他們是親人才愛，否則就變質為「利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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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仁愛是無條件的，是從親人開始體認的，「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從家庭開始，卻並不限於家庭，若我只愛家人，不愛其他人，那是自私，儒家並不提倡這種愛，而是主張「親親、仁民、愛物」。在中國家族社會中，「仁愛」有時會被扭曲，就好像巴金的小說《家》、《春》、《秋》中，不少角色之間的愛都有利益的、集團的、家族的考慮，實在都扭曲了儒家原來的想法。無疑，當涉及到人的存在境況，特別是人的能力有限時，假設親人與路人的情況一樣而我只能施愛於一人，則施愛予親人而捨棄路人是合理的。設想如果只有一碗飯，得則生不得則死，我們用來救路人還是救家人？答案當然是救家人了；那這碗飯給父母還是給兄弟？答案當然是給父母。但再下來，只有一碗飯，救自己還是救父母？若答案是救自己而不救父母，則可知所謂的愛，所謂的親其親，說穿了，不過是自私自利的擴大；父母、家族只是利益中心的擴大，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一定會先自救，家族也要讓路，這是自私，不是儒家的主張。儒家的仁愛、推愛絕不是以自利為中心的親緣主義（parochialism），儒家認為人為了生存先救自己，犧牲父母是麻木不仁的，不要忘記，仁者，愛人也，不是愛己也。這個問題，明代學者王陽明的《傳習錄》有仔細的討論。
仁政德治
基於對等的關係、親親尊尊的社會觀念，儒家對於理想的社會政治有一套看法。我認為很多人誤解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好像「仁政德治」，大家讀《孟子》第一篇（〈梁惠王上〉）開首，「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必將有利於吾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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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家讀了之後，就認為儒家說的是「仁義」的治國理想。如何以仁義治國呢？流行的解釋是託付於聖君賢相，只要皇帝有仁德之心，做仁德之事，便能好好管治天下了。但這種想法可行嗎？合理嗎？首先，一個有道德的人，卻可能是一個很壞的執政者，他可能沒有辦事能力，卻總是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死也不肯退位讓賢，這就很麻煩了。現代人認為政治的關鍵是管治者的才幹、能力而不是道德，因為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是兩回事，能管好家庭、令家庭和諧的人，並不代表就能勝任政府要員或管理一個部門。再說，一個既有道德又有能力的聖王，實在千載難逢，試問孔子、孟子、荀子身處春秋戰國禮壞樂崩的時代，諸侯王都是爭名逐利之輩，他們會天真到將政治理想寄託在難得出世的聖王上嗎？儒家的政治學說並不這麼簡單。
其實，「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說，政治的目的並非為了競逐利益，而是要讓每一個人能夠在社會上發揮他的才能，並獲得應有的尊重，含有道德在內。「仁義」就是彼此關懷、相互尊重，整個政治和社會制度的設計都應向這個目標發展，追求和諧的社會。
不過儒家並非只唱高調而不講利。大家如果認真讀《孟子》，當中齊宣王說「寡人好色」、「寡人好貨」，即自己既好色，又貪錢時，孟子教他不要自私，要「與民共之」，而不是教他不要好色、好貨。正因為統治者好色，所以要明白「色」的重要，要在自己的管治之下，讓人民都有美滿的婚姻，這是他應該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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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仁愛的表現。統治者既然也「好貨」，大家都喜歡錢，那麼施政的時候，他就應該讓所有人豐衣足食，獲得足夠的物質財富。講利益而能「與民共之」，便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天下的公利。由此可見，儒家從來沒說過物質財富不重要，大家常以為孔子說「富貴於我如浮雲」，其實孔子是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忽略了後面這句話，將儒家思想變成不食人間煙火、唱高調是不正確的。
那麼儒家的社會政治理想能夠如何實踐？為甚麼只有仁德的心並不足夠呢？因為不是每個施政者都懷有仁德之心，亦不是每個施政者都懂得如何將之表現。仁德之心必須客觀化成為一套可以落實執行的政策，這樣就算是沒有或不知如何表現仁德之心的施政者，都可以在這套政策的規約、指導下逐步學習，走上正確的路，這套政策，儒家名為「王道」。
王道政治
王道政治和個人修養是兩個不同的層面，即修己與治人。一個君子，要求自己應該很嚴格，但對別人要寬容，即所謂律己以嚴，待人以寬，這是儒家在個人生活層面上對君子的要求。政治層面所關注的，不是追求進德修業的君子，而是為求生活溫飽的黎民百姓，這就不能唱高調。孟子說：「無恆業者無恆心」，一般人若連飯也吃不飽，如何談人生意義、道德規範？沒有物質的基本滿足，難以跟民眾去講道德，所以王道政治的第一要務是「為民制產」，要令每一個人的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古人還有一個智慧，就是把錢藏在人民那裏，當敵人來侵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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