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會一下子將國家掏空，相反如果人民很窮，沒有抵禦能力，他們就會舉手投降。荀子說得好：「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最好的政策是讓人民富裕，「藏富於民」，若有敵人來犯，人民自然會組織起來抵抗。
為民制產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還是要講道德。貧而怨，人沒有錢固然會「發窮惡」；但富而驕，有錢沒有道德的話，則很易放縱。如此看來，有錢沒錢都很麻煩，是故保障了人民的生活後，便需要教育，所謂「先富而後教」。教育從來都是儒家最重視的，理由是︰不教育人民，卻在人民犯錯後處罰他，那是害他，因為他沒有知識分辨對錯，是為「罔民」，「不教而殺」更是「虐民」。即使人民清楚知道法律禁止甚麼行為，若沒有教養，則他們之所以不犯法亦只是為了免於刑罰，而並非打從心底裏認為犯法是不對的、不應該的、不道德的。相反，若有教養，人民有是非之心、羞恥之心，則某些行為儘管法例沒有明文禁止，他們還是會主動覺得不應該做、恥於去做，這就是為甚麼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教育是改變人心最大的工具，而改變人心就有機會改變現實。教育是一種良心事業，任重而道遠，一代的教育可以改變整個社會的風氣，我們不能輕視教育的影響。
另外，施政者要照顧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孟子說「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是鰥寡獨孤，必先是「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荀子亦說「五疾，上收而養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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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最好的方法並不是給他綜援，而是「材而事之」，為殘疾的人找一份適合的工作，令他活得有尊嚴。當然，對那些完全沒有工作能力的人，還是要「官施而衣食之」。這是儒家特有的「仁義」為本的政治思想，在古代希臘哲學如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是找不到的。
民本政治
依上述仁政德治的解釋，順理成章，儒家認為政治的基礎是人民。《孟子》〈盡心下〉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人民最珍貴，因為政治的目的，是要讓每個人能發揮所長，有所貢獻，獲得尊重，達致仁愛、和諧的社會；「社稷」是祖宗神、土地神，泛指過去留下來的典章制度，比較次要；君主的重要性則排在最後。下面的一句是「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有人一讀到這句，就說儒家提倡民主政治，這是過度的詮釋。這幾句話的意思是，得到天子的分封就成為諸侯，得到諸侯的分封就成為大夫，而得到一般人民的擁戴就能做天子。事實上，中國歷史從沒有出現過民主選舉制度，有很多人都把「得乎」解釋為「取悅」的意思，即取悅人民的人可做天子，取悅天子的人就可以做諸侯，取悅諸侯的人便可做大夫，孟子的說話並沒有天子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意思。
無論如何，儒家認為民本政治的體認非常重要，這亦與「正名」的理論密切相關。有一次，齊宣王問孟子究竟有沒有湯武革命（「湯放桀，武王伐紂」）這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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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他以統治者的立場，質疑湯武造反、弒君篡位。孟子不同意，表示從未聽過湯武弒君的說法，湯武革命是因為統治者殘賊仁義，把天下當成自己的財產，這種獨裁者已不配稱為「君」，而是「一夫」，所以湯武革命只是「誅一夫」而非弒君篡位。只有君主盡了做君主的責任，以民為本，做到名實相符，臣民就不應該造反；但若果君主沒有做他應該做的事，他就沒有資格再被稱為君，要幫他正名，叫做獨夫，臣民可以革命將他推翻。
執政者的德性及精英的政治參與
中華文化很強調執政者應具備相稱的德性（或能力），若為政者不具應有的德性，那麼無論制度如何健全，他仍然有擾亂政治的可能。但這並不等於提倡人治，相反，正如前面所講，儒家的王道政治本身是一套客觀的制度：為民制產、藏富於民、先富後教、照顧貧窮無告者等，只不過在提出王道政治之外，儒家也注意到人在政治中的重要性，特別是執政者的言行對人民起着十分重要的示範作用。試想若執政者德行有虧，其身不正，人民有樣學樣，便會亂作一團，更嚴重的是執政者無法取信於民，不管你的政策好壞，人民都一律懷疑，無法信任，施政就舉步為艱。孔子「民無信不立」的話，在今天絕未過時。明白儒家為何強調執政者的德性，荀子「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的話，便應該從這個角度來解讀。總之，儒家不是只講人治，否則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又有甚麼用。
對於人在政治中的關鍵作用，儒家還提出精英參與的重要性。在知識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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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們信賴精英、權威，所以有病便得看醫生。同樣道理，在政治領域中，精英的參與和意見是否應該比一般人的參與和意見更值得重視呢？儒家的精英主義，對現代以一人一票來決定事務的民主政治是有衝擊的。假如社會有一百個人，一個是孔子，其餘九十九個都是偷生淺知的人，進行民主投票，結果可能是孔子跟着九十九個人的決定去做，但孔子的想法可能更合理、更可行、更能為人民帶來福祉。當然，過去儒家心目中的精英都是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今天我們卻可以懷疑精英都是人，都不過是為了一己的利益，賦予他們太多的權力，會造成濫權、腐敗。如何在善用精英與防範權力敗壞之間取得平衡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國際關係
不少西方學者喜歡在儒家的典籍中尋找政治理論的資源，可惜中國學者反而比較忽視自家的寶藏。儒家發展到戰國時代，已有很完整的「天下」的概念，與今天的國際關係相若，我們比較熟悉的是「王道」與「霸政」。如果用儒家的標準，今天的美國絕對是「霸政」，「以力假仁」，雖滿口仁義，骨子裏卻是以強大的國力為後盾。儒家認為只有「以德服人」，才能「王天下」。王天下不是一統天下，而是建立一個講道理、講道德、講信修睦的國際格局。從現今國際政治的情勢來看，能踐行「以德服人」政治理想的，大概可能只有聯合國了。不過，聯合國在某個意義上是大國壟斷，如果各國平等相待的話，聯合國或者就能維持一個講道理、以德服人的國際格局，達至所謂「王天下」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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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對維持國際關係的另一個觀念——「義戰」，是大家較少注意的。先秦儒家不主張打仗，但並不反對所有的戰爭，關鍵在於戰爭是否正義。正義的戰爭絕非覬覦別國財富進行侵略，而是當別國人民被殘暴統治，活在水深火熱中，便應拯救他們，去「弔民伐罪」，那是義戰，有點像我們今天以武力實行的人道救援。孟子更明白地指出，義戰與否可據客觀指標判別，譬如說，當王師（相當於現今的維和部隊）進入那個水深火熱的國家時，如果人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那就表示這確確實實是場解救人民的義戰；相反，如果人民以武力反抗，是否義戰便大有可疑。又如果軍隊開進國家後，「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便是赤裸裸的掠奪。王師的職責是救助人民，幫助他們重建秩序，「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故要有退兵的時間表。
天地萬物 利用厚生
中國人很早已認識到人要生存，就得有效地使用自然環境的資源。先秦時代，諸子百家的文獻，不少都提及對待自然應有的態度，其中一個主要的觀點是，利用自然資源之餘也要厚待它，所謂「利用厚生」。厚生，即是厚待自然本身的生機，讓自然生機勃發，人才能有所利用，利用完還需要厚生，不可隨意濫用。成語「一網打盡」，意思指在池塘打魚的時候，不應一網便將所有魚都撈上來，將大魚、小魚都撈上來，不厚待自然的生機，日後的魚穫便沒有保證了。孟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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