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8：2006年盈利能力最强的37家城商行的规模分布（资本利润率）0.8%）
表1：2006年盈利能力最强的40家城商行
在对比资产利润率与资产规模时，可以发现，盈利能力与资产规模并不构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资产规模大的银行不一定利润率高，而很多资产利润率很高的银行，却是资产总额较少的\小银行\（总资产小于100亿元）。
根据美国的情况，盈利性最好的是那些资产在10亿～100亿美元的银行以及资产在3亿～5亿美元的银行。这与我们得到的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2006年度中国盈利最好的37家城商行中（资产利润率大于0.8%），既有宁波、杭州和南京等大型银行（资产规模在500亿元以上），更多的却是乌海、稠州、南充和新乡等小型银行（资产规模在100亿元以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社区银行仍然是、也完全可以是一种盈利性很高且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商业模型，规模扩张上市、\捆绑\重组并非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惟一模式，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战略定位问题。
从衡量贷款集中度的两个监管指标来看，最大客户比率与十大客户比率在近年来均高居不下的前提下，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双降，其中最大客户比率从2005年的179.98%降为2006年的158.85%；十大客户比率从2005年的620.3%降为2006年的456.61%，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城商行资产运用仍较多集中在大客户，
大资金上，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较小，同时可以看出，越是不发达地区这种现象越是明显。社区银行的经营宗旨无法得到体现，与全国性商业银行客户群重叠，存在明显的客户争夺局面。
（四）城商行地区差异性在大幅缩小
地区差异是中国转轨经济最为主要的特征之一，区域间地理、历史、人文传统的差异、其所拥有的客观性经济发展要素的数量和质量的差别、经济发展模式差异、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差异、政府治理的差异等等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造成中国各地区金融运行环境的显著差异。根据社科院金融所《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调查报告》披露，在2003～2005年间，信贷资产质量最差的地区与资产质量最好地区的不良资产比率和不良资产损失率相差一直在10倍以上。
城商行经营状况一直是观测中国这种显著的区域金融差异的重要指标。随着2003年以来，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商行财务重组运动的展开，我们发现，无论是东中西部之间，还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内部和内陆地区内部，这种差异性在迅速缩小。（见图9～图11）
图9：东、中、西及东北地区 城商行经营状况（2005－2006年）
图10；东部沿海地区内部城商行经营状况（2005－2006年）
图11：内陆地区内部城商行经营状况（2005－2006年）
资产质量差异也已经不那么明显，除了广东省的几家城商行仍处于资产质量最差的\第六类行\（按照银监会的要求，对于实施政策支持仍无法达标的\第六类\银行将考虑实施关闭措施）以外，其他地区城商行的平均不良率都在迅速地向4%以下的水平靠拢。长三角地区城商行平均信贷不良率仅为2.4%，说明该地区经
济快速增长、司法公正、重商主义的人文传统支撑起良好的社会诚信文化，这是作为社区银行的城商行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土壤。
城商行的资本状况是差异迅速缩小最为突出的方面，大部分地区的城商行在2006年末都接近了监管当局8%的资本充足率的达标要求，除了广东的几家城商行由于历史包袱比较沉重，仍处于不良资产清理阶段，短期内资本补充机制难以迅速到位，但随着大量不良资产的剥离，它们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也从技术性破产的-2.91%上升至3.31%。经济活力和拥有优良金融生态环境的地区（长三角和环渤海）外部资本补充机制的建立相对容易。自1999年以来，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中心城市的大型城商行先后引入了外资的战略投资人，上海、南京获准发行了次级债，宁波、南京2007年获准在A股市场上市，而浙江省内城商行的民营化运动也成为资本金的重要补充机制。
相比较而言，中国其他地区的城商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商行的资本补充仍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主导的资产置换等财务重组行为。正常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建立依然艰难，这也成为制约这些地区城商行未来发展的瓶颈。
图12：全国各地区城商行信贷不良率（2005－2006年）
图13：全国各地区城商行资本充足率（2005－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