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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判断，在法国民法的权利观念之下，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被解读为“人格是拥有财产的资格”了，就此就不难理解“总体财产”这一概念的由来了。
由此可以看出，“总体财产”所蕴涵的人格意义，就在于“人格的具备”之于“财产的享有”的前提意义——“人格”是“财产”的“容器”，而不是“财产”本身。正是因此，可得放人人格之容器的财产，才必然既包括既得的财产，也包括未来的财产，即抽象的“总体财产”。进而，总体财产理论的逻辑，便必然是“人格是取得财产的前提”，而不可能相反。根据总体财产理论，未成年人之所以享有要求扶养的权利(财产)，无收入者之所以享有要求社会救济的权利(财产)，恰恰是由于其是一个“人”，应当按照对待“人”的方式来得到对待。而其之所以应当得到“人”的对待，则根源于人的无差别伦理价值、根源于由此所生的平等的人格。从总体财产理论总结出“无财产即无人格”的认识，恰恰忽略了“总体财产”的含意并不是实实在在的权利，也不是实实在在的财产，而是现实既得的财产权利与尚未取得的财产权利的抽象总和。
这种将人格与财产、具体财产与抽象财产完全混同——起的理解，无法解释民法的现实问题。从“无财产则无人格”的角度出发，我们能否这样理解：一个人只要拥有人格，并成为民事主体，就必然直接拥有财产，即使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甚至是一个负债累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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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那些刚出生的婴儿、失去任何思维能力的植物人，都拥有总体财产，在这种意义上，世上没有无产者。那些原有意义的“无产者”，也可以以债权人的身份向社会请求救济，此时总体财产即表现为一项对抗社会的债权。总体财产对个人来说，可以用他的全部财物，包括现在的还有将来的，来担保其债务的履行，甚至还会允许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基于其潜在的经济能力，形成一种道德上的信用，而获得现实的财物和权利。所以，如果总体财产理论若有这样的功能，使人们都成为拥有实实在在财产、权利的“有产者”，人类社会也许确实能够平等了许多。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总体财产理论事实上改变不了法国民法上人格在财产意义上的“空壳化”、“钱包化”的特性。从《法国民法典》的人格技术来看，从伦理领域上看，人格并不是一个“空壳”。建立在伦理基础之上的人格技术，决定了人格之享有，必然意味着人的伦理价值——诸如生命、健康、自由、尊严等——业已得到了法律的肯认，即已经为人所“享有”。这正是近代自然法思想上的“天赋人权”理论在民法典中的体现。然而，在财产领域，由于财产的享有状况作为身份的重要表征，其不可能作为人格的条件而存在，而只能作为人格的结果，即人格“容器”的填充物。因此，对于财产而言，人格仅仅是一个“钱包”，而不可能是钱包里面的内容。这种财产意义上的人格“空壳化”，正是总体财产概念中财产“总体性”或“抽象性”的要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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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此，法国民法理论中的总体财产，本质上不过是人基于人格之享有，而可得取财产的可能性。因而，总体财产的本质并不是“财产”，而是“财产能力”或者“财产权利能力”。
四、作为权利载体的人格——总体财产与权利能力的比较 于此，当我们将法国民法理论上的总体财产的概念，定位为“财产能力”或者“财产权利能力”时，我们就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总体财产与德国民法的“权利能力”概念之间的关系如何?从法律思想与法律技术上对其两者进行比较，对于准确把握总体财产与权利能力的概念，厘清民法中人格、财产以及人格权等重要范畴之间的关系，是大有裨益的。
第一，总体财产与权利能力概念的创建者，均意识到了人格与权利之间的“容器”与“溶液”的关系，这是总体财产与权利能力的相同之处。这个相同之处，可以从民法理论对于这两个概念几乎完全相同的表述上得到证明：如前文所述，总体财产的概念，被法国民法学者比喻为权利的“容器”、“钱包”;而在德国民法学者那里，权利能力则被称为“成为权利和义务载体的能力”。 [17] (P781)这个“成为载体的能力”，还被我国民法学者进一步表述为“权利义务驻足集散之资格”。 [15](P80)“在细分化的社会里，众多的角色累加在一起，并且使其承担者在许多关系中是人格体”。 [19] (P51)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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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观，无论是法国民法，还是德国民法，均将人格之享有，视为权利取得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在近代民法上，相对于权利而言，“空壳化”的人格(即抽象人格)，决定于人格基础的伦理性，乃是近代以来人格立法的定式。在这一点上，法国民法与德国民法并无差别。 第二，如前文所述，《法国民法典》在近代自然法思想的引导下，将自然法所确立的人的理性属性，直接作为人格的条件，从而使法律人格直接建立在人的伦理价值的基础之上，确立了伦理人格的立法模式。在这个模式之下，人格的意义在于对人的“天赋”的自然理性和理论价值的认可，而总体财产理论所强调的“财产载体”的人格意义，却在这个伦理的光环下被掩盖了。与体现着十八世纪理性主义思潮的《法国民法典》不同，《德国民法典》是十九世纪德国学说汇篡派(Pandectist)的产物。德国的学说汇篡学派是由历史法学派中的罗马法学派的专家组成。萨维尼和他的追随者，从普赫塔(Puchta)到温德海得(Windscheid)都偏爱罗马法《学说汇篡》体系的研究，重视史料的整理、系统化和概念化等方面的努力，于是由历史法学派又逐渐产生了学说汇篡学派。他们强调法律的系统化、抽象化和逻辑性，刻苦钻研法律概念和进行逻辑推论，从中演绎出普遍适用于市民生活的概念、法理和原则。这种由法学专家铸造的法律，呈现出一个“概念的金字塔”来：“一层层上去，金字塔宽度递减而高度递增。宽度愈宽，亦即素材填充得愈多，那高度就愈低，亦即概观的可能性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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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亦然。宽度符合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内容，而高度即是其应用范围的大小。如果在顶点有个最普遍的概念，其他的概念皆可归诸其下的话，那逻辑系统的理想便完备了。” [20](P109)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适用就将成为一种纯“技术”的过程，遇到某种社会疑难或案情，只要按下适当概念的“键钮”，就能找到相应的法律规则或判决，形成了一种“逻辑必然性”的计算机制。但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自然法对法律的形式上的直接决定作用开始隐退，实在法本身的逻辑自足性则受到重视。这一法律思想的变化在民事主体的制度安排上，就表现为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人格原因，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伦理哲学的观念当中，而必须在实在法上得到直接的体现，并成为适用的具体依据——“在关于人类本质的现代哲学沉思中，为了废除旧的等级体系的法律和论证所有人具有平等的权利能力，一个法律命令是必要的”。 [21] (P60)作为实在法上的概念，“权利能力”在《德国民法典》第1条得到确认——同时得到确认的，就是“权利能力”这一概念所表彰的德国民法的“实在法人格”技术。从此，法律人格的依据从法国民法上“人的理性”，演变为德国民法中的“权利能力”，从而完成了民事主体的实质基础从自然法向实在法的转化。从此，人的伦理属性，至少在法律技术的层面，被这个实在法的概念所掩盖了。“《德国民法典》中使用的‘人’，是一个形式上的概念。构成这一概念的必要条件只有权利能力，而不包括行为能力和过错能力。因此，这个形式上的‘人’的内涵，没有它的基础——伦理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