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曰：延德尝事邸，不自陈而辄干执政。遽召见责之。延德言未尝有请。遂召齐贤质之。齐贤言得于贻业。而贻业不以实对。齐贤不欲援沆为证，乃自引咎。由此太宗疏之，遂致罢相。”[14]对这件事，太宗恼火是有其理由的。这个以不正常的方式即位的皇帝，最忌讳的是官僚间的结党，这会对他的地位造成威胁。他希望的是每个官僚都巴结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自结人主”。但官员们则觉得走宰相与执政们的后门，对于升迁似乎更为直接有效。这大概是太宗尚没有明确意识到的事。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特别是入仕的士大夫作为一个强大的势力阶层，以科举为纽带在宋代已经形成。而以此为基础的宰相集团，则是这个阶层的强中之强。虽然不是在名义上，但在实质上有时整体的力量要强于君主个人的力量。
太宗不是白痴，张齐贤虽然没有说出李沆的名字，但这并不等于太宗就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底细。他虽然欣赏李沆，直至罢参政为止也未提过李沆的名字，保全了李沆的面子。但太宗心里未尝不存有芥蒂。因此，在六月张齐贤罢相过了一段时间，借李昉罢相之机，连同李沆也罢免了。
不过，对这批执政的罢免，在方式上比较温和，没有贬往外地，仍然被留在朝中，“以本官罢，奉朝请”[15]。因此，我猜测，这次李沆等人的罢免，除了有一定的党派斗争的背景之外，还与太宗想另换一批人马来刷新政治有关。两方面因素的合力形成了这次李沆等人的罢免结局。
由于太宗对李沆等人并没有特别的恶感，因此这批人很快就得到了不同形式的重用。拿李沆来说，在罢政不久，即赶上母亲去世丁忧。但没过多久，就被“优诏起复”。在“辞不得请”的情况下，被任命“以本官知升州”。但太宗在召见李沆时，君臣间一番谈话之后，“天子留而不遣，改命知河南府，兼留守司事”。“才及满岁，召归阙庭”[16]，就是说，李沆在除京城以外的最重要的地区河南府也仅仅刚刚做了一年地方官，就被召回中央，委以了名副其实的继往开来的重任。即于至道元年（995）八月，与李至同兼太子宾客，辅导未来的君主。 《长编》卷38至道元年八月癸巳条载：“以尚书左丞李至、礼部侍郎李沆并兼太子宾客，见太子如师傅之仪，太子见必先拜，动皆咨询。至等恳让。诏不许。至等入谢，上谓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贤明，尤所钟爱。今立为储贰，以固国本，当赖以正人辅之以道。卿等可尽心调护，若动皆由礼，则宜赞成。事或未当，必须力言，勿因循而顺从也。至如礼乐诗书之道，可以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习，不假朕多训尔。'至等顿首谢。”
皇子元侃，即后来的真宗，实际上是太宗所立的第三任太子。第一任太子为长子元佐。因反对太宗在篡位后迫害秦王廷美，被太宗废为庶人[17]。第二任的既定太子为次子元僖，后来因失宠于太宗，父子关系相当紧张，几乎快达到兵戎相见的地步。最后病死时，被诏罢册礼，其宠妾被太宗下令缢死，左右的人也被下狱[18]。这两次立太子的经历，对本来就心胸狭窄的太宗刺激很大。使得他对这个问题特
别敏感，讳莫如深。在其晚年，“冯拯等上疏乞立储贰，帝怒，斥之岭南，中外无敢言者”[19]。后来，在寇准的推荐下，才在病重的情况下不情愿地立了第三子元侃。但当他听到人们称太子为“少年天子”时，也好一阵不高兴。对寇准抱怨说，“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亏得寇准左劝右劝，才勉强接受了现实[20]。
太宗把二李作为正人加以选择来委以辅佐太子之重任，他让李至、李沆以“礼乐诗书之道”来教育太子，这也反映了太宗这个半个武夫出身的“亚开国皇帝”对传统的政治道德规范的认同和归心向化。对此，我认为是整个官僚层、特别是历届执政集团共同在有形无形之中对君主耐心改造的结果。当然，也是在此过程中太宗自律性逐渐增强的表现。
元侃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样的父王下为太子，自然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太宗则接受前两次的教训，决心对太子严加管束。他顺水推舟，接受太子的请求，让太子对李至、李沆事以师傅礼，每见必拜。这等于是从一开始就打掉了这个未来天子的自尊心。并且，“动皆咨询”，一举一动都要请示这两个师傅。同时，太宗让李至、李沆以“礼乐诗书之道”来教育太子，使之将来在传统的政治道德规范之内，谨行为君之道。太宗的这些做法，对未来的真宗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使得他还未即位便已失去了其父辈那种创业君主的强权势态，变得谨小慎微，过于自律，而在即位后也难在大臣面前挺直腰身。
这种来自君主自身的原因，为宋代中央政治从正常继统的首位皇帝真宗开始真正走向宰辅专政化打下了基础。
对李沆来说，在太宗后期出任太子师傅，则为其交结新君创造了最为有利的条件。因为无论从惯例也好，还是从君主的个人关系也好，历朝新君即位，总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且，总是优先采用潜邸旧僚。
第二章
至道三年[997]三月末，太宗驾崩，真宗即位。即位后，在《长编》中记载的第一项人事任命，就是任命他的两个太子宾客为参知政事，加入决策中枢[21]。真宗这样做，无疑首先是从巩固自己的地位，加强自己的决策参与着想的。这表明，已届而立之年，并不年幼的真宗，从已有的政治观察和实践中，已充分认识到了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大到可以干预皇帝废立，小到无所不统的强大的权力机构。皇帝若想巩固地位，强化权力，只有选择与执政集团合作，而不能是对立。这一点，对于并非靠打江山起家的正常继统的真宗来说，尤为重要。因此，他对执政集团的成员毕恭毕敬。《长编》卷41至道三年六月甲辰条载：“上居忧日，对辅臣于禁中，每见吕端等，必肃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请。上曰：公等顾命元老，朕安敢比先帝。又以端肤体洪大，宫庭阶梯颇峻，命梓人为端纳陛。”而对李沆、李至，由于曾任前朝参政，又曾事以师傅礼，每见必拜，所以现在尽管做了皇帝，也还是恭谨有加。
李沆尽管在太宗朝曾担任过两年参知政事，但对于他的政治生涯来说，不过是一种高层政治运作的实践，太宗朝的政治环境与真宗朝完全不同。在太宗朝，是一种强权政治下的君臣合作。君臣之间还时有改造与反改造的冲突。到了真宗朝，则开始了弱势君权下的君臣合作。官僚层对于正常即位的君主不存在改造的问题，而是如何塑造和引导的问题。真宗即位不久，在宋代历史上首次设置翰林侍读学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