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也反映了官僚层对塑造和教育君主的重视。当然，也反映了君主有心向学之意。《东都事略》卷37《夏侯峤传》载：“讲读之职，自唐有之。五代以来，时君右武，不暇向学，故此职亦废。太宗崇尚儒术，尝命著作郎吕文仲侍讲，寓直禁中，然名秩未崇。真宗奉承先志，首置此职，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如之。”
在《长编》卷3建隆三年二月壬寅条记载“上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近臣皆莫对”之后，李焘在注中引李沆等人的评论说：“史臣李沆等曰：昔光武中兴，不责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义，夜分乃罢。盖创业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可谓有意于治矣。近臣不能引以为对，识者非之。”这段话反映的是李沆等宋代士大夫的见解。这段话表面上是针对武臣是否应该读书引发的议论，但实际上是别有深意的。作为人臣，最头痛的是君王不守为君之道，任意妄为。而人臣又不具有限制君王的绝对权力。强行制止只会引起君臣间的不愉快的冲突。因此，在士大夫们看来，最有效的办法是唤起君王的自制意识。而这种自制意识的形成，则在于长时期的引导和熏陶。方法之一就是引导君王读书，让君王对儒家的为君之道归心向化，这样才会行不逾矩。在宋代，这种帝王教育，对非知识人出身的太祖、太宗和首位正常继统的真宗来说，尤有必要。在这里，既然太祖提出了读书的事情，则是诱导君王的绝好机会。因此，李沆对“近臣不能引以为对”，极不以为然，用“识者非之”进行了批评。
李沆所在的执政集团，在“大事不糊涂”的前朝宰相吕端的率领下，开启了真宗朝的政治运作。不过，吕端这个对真宗有拥立之功的宰相，在真宗即位一年半之后就因病恳辞引退了。他主政时，真宗“召端等访以军国大事、经久之制，端陈当世急务，皆有条理”[22]。 继吕端之后，谁来任相。这不仅有不同政治集团之间角逐的问题，还关系到今后的执政路线，以及与君主的如何共处问题。吕端由于不是因获罪被罢，因此他在继任者问题上是有发言权的。尽管没有史料表明是他向真宗推荐了李沆。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吕端想要维护自身集团利益，并且不改变执政路线的话，他是会推荐与他合作得还算愉快的李沆的。反之，吕端如果从中作梗，真宗纵使有心任命，恐怕也难以实现。从真宗的角度看，他对继任者则首先会属意曾是他的潜邸旧僚的参知政事李沆与李至。但因李至也于吕端罢相的同一天“以目疾解机务”，罢参知政事，唯一的选择则只有李沆。君臣两方面的综合因素，决定了由李沆来接任宰相。但与吕端在真宗即位前后单独任相不同的是，还任命了张齐贤为相，并且是首相[23]。张齐贤曾任太宗朝宰相。真宗之所以重新起用，大概是觉得李沆资望尚浅，不足以服众。所以把张齐贤这个前朝元老请出山，作为一种过渡。同时，因张齐贤在太宗朝为相时，曾回护过当时作为参知政事的李沆。史籍说“事涉干请，而辞连参知政事李沆，齐贤独任其责，物论美之”[24]。由于有这样的背景，无论是真宗还是执政集团，都毫无疑问地认为二人会合作得很好。因此，建立了张李主政体制。尽管张、李二
人共相，合作得并不协调，但这也是后话。总之，从此，李沆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开始了一番平平静静却意义深远的作为。
第三章
真宗即位以来，一直面临着来自北方契丹的威胁。咸平三年（1000）初，面对契丹的进攻，真宗首次亲征。当此即位时间不长之时，应当说最令真宗不安的是，离开京城后，会不会有被太宗废黜的楚王元佐或其他兄弟被拥立篡位这样的问题。因为真宗即位之际便有些争议，所以，借某种机会将其取而代之，并非一点可能都没有。大概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真宗亲征时，在辅佐他即位的宰相吕端不在相位的情况下，选择了曾为自己老师的现任宰相李沆来担任东京留守，而没有选择同为宰相，资格老于李沆的张齐贤。理由很简单，张齐贤同真宗的关系，远不如李沆同真宗密切。《长编》卷46咸平三年正月庚子条记载：“李沆为东京留守，不戮一人，而辇下清肃。”《宋史》本传载：“会契丹犯边，真宗北幸，留沆留守，京师肃然。真宗还，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劳久之。”真宗对李沆“慰劳久之”，不难想象里面包含有为他守护皇位的感激。
宋因五代之制，于中书之外，又设枢密院主兵。由于“三省枢密院不同班进呈，以是事多不相关白”，所以有“枢密院调发军马而三省不知，三省财用已竭而枢密院用兵不止”的情况发生[25]。宋初的君主这样做，无疑是想将军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但未曾料到后来会出现上述弊病。到了真宗时代，这个并非强权的皇帝，也许既没有强烈的揽权欲望，又不敢承担军事失败的责任。所以，他对于军事方面的事情，总是让宰相及中书的执政也参与。比如，对应否修筑绥州城
用来屯兵积谷，真宗就召开中书枢密院联席会议来讨论[26]。对是否放弃灵州，也征求李沆等人的意见[27]。对河东转运副使郑文宝的令强壮户市马以备征役的建议，真宗也召开中书枢密院联席会议来讨论，最后听从了李沆等人的意见[28]。宋初两代皇帝，皆军人出身，所以每遇战事，常常拟定阵图，即作战方案，交给将领执行，由于太祖谙熟军事，所以还没什么大问题。到太宗朝，这种做法已屡见弊端。真宗尽管遵照惯例，根据枢密院的意见拟定阵图，但他实在是没有把握，在交给将领执行之前，还是首先详细征求李沆等人的意见。他说：“朕虽划此成谋，以授将帅，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审观可否，更共商榷。[29]”除了商量阵图，其他有关军事方面的事情，真宗也机会都同李沆等中书执政相商。如河北边军的屯田、防秋等事[30]。尽管中书、枢密院在执务方面有明确分工，但主要负责政务的中书，在李沆为相时，事实上已相当多地参与了军事方面的决策，因此，中书预兵事，在真宗朝便形成了一种惯例。
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惯例一旦形成，就象一架滚动着的车子，想要使其停下来很困难，非得使用制动闸不可。但在通常的情况下，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也没必要使其强制停止。这样，就只能随着其滚动。而伴随着滚动的加速度的增大，其滚动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宋代的许多所谓“祖宗法”，实际上就是最初某个人在某件事上开了先例，从而形成的惯例。然而，人们在自己开创的惯例面前，往往显得无能为力。这与地位无关，无论是帝王，还是大臣，都难以抗拒惯例，在多数情况下，只能顺从惯例。而改革之所以困难，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