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连哄带吓，即是爱君，这不能不说是宋代士大夫的一种很特殊的解释。
一个王朝的政治运作，简单说就是君臣合作。但这种合作并不是均等合作。而是在以宰相为首的官僚层主导下的合作。所谓主导，又并非是在名分上的主导，因为在名分上皇帝居 金字塔的最顶端，至高无上。但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思想家们已经逐步摸索出一整套软的和硬的限制君主暴走的理论。于是，在天子之上，就有了道理、法律、天道。官僚们即可以依据这些理论来对君主实行软的教育，启发其自律。如不奏效，则施以硬的强谏乃至废黜。实际上，在中国存在君主的时代，多数情况下，官僚们正是依据这些理论来左右名义上尊崇的君主，主导政治运作。
与多数士大夫一样，李沆除了以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来儆惧真宗之外，还运用历代士大夫常用的“神道设教”的方式，以天道来约束真宗。自做太子以来就处于弱势状态的真宗，颇为信神信鬼。这大概是无力改变现实的弱，转而求助于另一个世界，以期获得一种心理平衡吧。所以，以天道来约束真宗，显得特别有效。《长编》卷55咸平六年十一月甲寅条记载：“有星孛于井鬼，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余，犯五诸侯，历五车入参，凡三十余日没。”对于这一自然天象，真宗诚惶诚恐，对宰相说：“垂象如此，其咎安在？”李沆回答说：“陛下修德布政，实无所阙，第恐分野有灾耳。”对李沆这样的解释，真宗并未能释然。他说：“朕德薄，致此谪见，大惧灾及吾民。密迩
诞辰，宜罢称觞之会，以答天谴。”对于真宗如此笃信天象，连生日都不敢过了，李沆自然高兴。他连忙赞扬真宗说：“星文变异，陛下克禁天戒，此甚盛德也。”仁宗时的宰相富弼就说过：“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富弼认为，如果君主不在乎天命，那么，“辅弼谏诤之臣无所复施其力”，即难以控制君主了。[37]富弼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士大夫们的共识。
除了借用各种方式来教育、约束真宗之外，在许多情况下，李沆还直接了当地拒绝或驳回真宗的一些要求。李沆的行为也明显地起到了提醒真宗作为君主必须行不逾矩的作用。李沆性格温厚，不象后来的寇准那样咄咄逼人。但他由于曾是潜邸旧僚、太子宾客，背景比较特殊，所以，他的意见分量较重，对他颇为敬畏的真宗，即便是内心不甚愉快，也几乎是没有不接受的。《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卷2引《吕氏家塾记》载：“公为相，真宗尝夜遣使持手诏问，欲以某氏为贵妃如何。公对使者自引烛焚其诏书，附奏曰：‘但道沆以为不可。'其议遂寝。”这是一件很有名的事，为《东都事略》、《宋史》等李沆的传记所广泛征引。手焚皇帝诏书，拒绝皇帝的提议，这不是一般官僚有勇气能做得到的。在人际关系上，人们或许大多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即对关系较为疏远的人，往往保持着比较客气的关系。但对较为亲近的人，即使偶尔作出一些过分的行为，对方也往往不以为忤。我想李沆之于真宗就是这样的关系。在这样的君臣关系下约束君权，就自然具有一定的弹性，不致于引起因君主的自尊心受挫而强烈反弹。
真宗有些要求时，还要偷偷摸摸地去求李沆。而李沆则很少偷偷摸摸地向真宗打“小报告”。对此，真宗“以沆无密奏，谓之曰：人皆有密启，卿独无，何也?”李沆回答说：“臣待罪宰相，公事则公言之，何用密启?夫人臣有密启者，非谗即佞，臣常恶之，岂可效尤![38]”与太宗希望官僚们都主动“自结人主”一样，真宗也希望官僚们什么事都向他汇报，成为皇帝个人的私党。但李沆作为宰相，站在执政集团的立场上，则不希望下面的人越过他来直接与皇帝发生联系。此外，李沆自然也有其顾虑。在党派斗争中，这种密启，犹如暗箭，会离间他和君主之间的关系。因此，他出于防微杜渐，痛斥进密启者非谗即佞，从一开始就不让真宗养成偏听偏信的习惯。 对真宗有些不妥当的提议，李沆有时显得很固执。《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卷2引《金坡遗事》载：“驸马都尉石保吉求为使相。真宗（原误作“仁宗”）以问公（李沆），公曰：‘赏典之行，须有所自。保吉因缘戚里，无攻战之劳，台席之拜，恐腾物论。'它日，再三询之，执议如初，遂寝其事。及公薨数日，乃卒拜焉。”据《长编》卷56、57记载，李沆景德元年七月丙戌[四日]卒，八月丙子（二十三日）石保吉方拜为使相。可知石保吉拜为使相距李沆卒已相隔将近两个月，并非“数日”。由此看来，真宗还是颇为顾忌李沆的。在李沆在世时，这项任命一直没能行得通。由“再三询之，执议如初”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李沆固执强硬之一斑。李沆反对这项任命的借口，是“恐腾物论”。即恐怕遭致舆论的非议。
除了道、法、天是限制皇权的有效手段外，对于有一定自律意识的皇帝来说，士论即士大夫的舆论也是遏制皇权膨胀的有效方式之一。所以，官僚们总是设法引导君主重视舆论，顾忌舆论。有一次，由于京城地震，真宗同宰相李沆谈到：“朝廷命令尤宜谨重，每出一令，舆人不免谤议，或稍抑之，又塞言路。”这时，李沆便顺势说：“人之多言固可畏也。[39]”让皇帝畏人言，不仅符合宰辅专权的需要，更符合整个官僚层的利益。
真宗对李沆的各种意见基本上是言听计从，但李沆对真宗则并非如此。在君臣关系上，宰相吕蒙正曾对太宗说过的“臣不欲用媚道妄随人主意以害国事”[40]。这也是李沆所恪守的原则。李沆神道碑说他“不喜诡随”，“执直无矫”，对君主“纳诲尽规，有犯无隐”。在与西夏对峙期间，位于前线的灵州，因供给困难，有人建议放弃。真宗拿不定主意，“访于左右辅臣，咸以为灵州乃必争之地，若失之则缘边诸州亦不可保。上颇然之”。这时，如果李沆附和众议，也就君臣一致，皆大欢喜了。但李沆并没有这样做。史载，“宰相李沆奏曰：若迁（李继迁）贼不死，灵州必非朝廷所有。”意即放弃灵州势在必行，早放弃比晚放弃要主动。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皇天后土，向来把每一寸国土都看得分外重。因此，对李沆的意见，“上愕然曰：卿何独与众异也？”李沆回答说：“臣谓莫若发单车之使，召州将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垒而归。如此，则关右之民息肩矣。[41]”
李沆主张放弃灵州，既是出于战略考虑，又是出于减轻西北军民负担的考虑。李沆的这种民本思想，我想既有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又与其自身贫困，入仕后仍负巨债的经历有关。史载其“尝喜读《论语》，或问之。沆曰：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两句尚未能行之，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42]”李沆身居相位，节俭廉洁，也与上述的影响与经历有关。《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卷2引《温公训俭》载：“公为相，治第于封丘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亦宽矣。”就是这样狭窄的住宅，《宋史》本传载其“至于垣颓壁损，不以屑意”。
前面所述关于灵州弃否之争，《宋史》本传记载了结果：“方众议各异，未即从沆言。未几而灵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本来，李沆在真宗那里就有威信，类似灵州之争经历几次之后，真宗对李沆自然是“益重之”。李沆的发言权也就变得更为强有力。
李沆在官员任免上掌握着相当的权力。在李沆为相之初，真宗问他“治道所宜先”。李沆回答说：“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为最先。”真宗让他举出具体人来说明。李沆说：“如梅询、曾致尧等是矣。”后来，派曾致尧作为温仲舒的副手一同去安抚陕西。曾致尧“于阁门疏言仲舒不足与共事。轻锐之党无不称快，沆不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罢致尧”[43]。而对梅询，真宗曾“欲命知制诰，李沆力言其险薄望轻，不可用”[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