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把滚动着车子停下来，或者是改弦易辙。这不仅是力学上的惯性抵抗问题，更是现实的惯性抵抗和人们心理上的惯性抵抗问题。人们对陌生的本能排斥，对熟习的亲切与认同，都是使加速度增大的原因。因而，形成越久的惯例，也就越难改变。正所谓积习难改。正因为如此，人们在法律之外，对惯例亦极为重视，尤其是在重视“祖宗法”的宋代。同样是惯例，也有正负两种。即有正面效应的惯例和有负面效应的惯例。在政治上，不同集团站在不同立场上，总是设法开创对己方有利的惯例，对已形成之惯例，也往往设法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作某种微调。
中书的宰相、执政参与军事，不仅对于强化执政集团的权力有利，同时也符合整个王朝的总体利益。因此。无论是皇帝还是宰相都乐于为之。《长编》卷57景德元年九月丁酉条载：“上每得边奏，必先送中书。谓毕士安、寇准曰：‘军旅之事，虽属枢密院，然中书总文武大政，号令所从出。向者李沆或有所见，往往别具机宜。卿等当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院而有所隐也。'”从这条史料可见，在李沆去世后，真宗依然遵循李沆在世时的惯例，让中书过问军事。他为了打消毕士安、寇准两个继任宰相的顾虑，专门举了前任宰相李沆的例子。并且，用“中书总文武大政”的说法，为中书主兵在名义上正了名。从而，中书主兵便成为名正言顺之事。在此之后的仁宗时代，宰相兼任枢密使，其在祖宗法方面的根据，亦当源于此。而仁宗时代宰相兼任枢密使的成例，又为南宋政权所援引，终成不易之制。就真宗朝来说，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李沆开创的中书主兵的
成例，在李沆死后不久的“澶渊之盟”时，寇准以宰相的身份大刀阔斧地主持军政就会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第四章
考察作为官僚层代表的宰相李沆与作为皇权代表的真宗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颇为协调的合作关系。能够建立和保持这样的关系，自然既有前述的两人关系的 史背景，又有共政共处中的互相维护。君臣关系的好坏，应当说是一个政权的政治是否正常和能否稳定的标尺。在历史上固然有权臣独裁形成的相权强盛，但更多的表现形式则是倚托于皇权的宰辅专政。
前面说过，是真宗与执政集团共同选择了李沆。所以，真宗处处注意维护李沆的威望。咸平二年春，真宗因乾旱诏中外臣庶直言极谏。“时有上封指中书过失请行罢免者，上览之不悦，谓宰相曰：‘此辈皆非良善，止欲自进，当遣责以警之。'李沆进曰∶‘朝廷比开言路，苟言之当理，宜加旌赏，不则留中可也。况臣等非材，备员台辅，如蒙罢免，乃是言事之人有补朝廷。'上曰：‘卿真长者矣。'”[31]当李沆和张齐贤上表要求宰相朝会立班“序位于诸王下”时，真宗专门下诏，“以先朝定制，不许”[32]。
由于李沆在真宗即位前曾做过真宗的太子宾客，所以，真宗一直事以师傅礼。即皇帝位后，史籍记载也是“上雅敬沆”[33]。处于这样一个有利的地位，出于宋代士大夫所特有的责任感，李沆时刻不忘继续塑造、教育这个已过而立之年的首位正常继统的皇帝。限于宗法关系，一般说来，除非面临万不得已的非常情况，作为人臣，是没有权力罢免皇帝的。与其同皇帝对立，则不如因势利导改造教育皇帝，
从而左右皇帝。这当是最聪明的做法。真宗是在和平环境下，受正规的帝王教育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皇帝。在真宗身上下功夫，可以说是从头做起的塑造。这是一种平平静静的作为。但对于后世所带来的意义，并不亚于寇准在“澶渊之盟”之际叱咤风云的作为。
《元城语录解》卷中载：“李丞相每朝谒奏事毕，必以四方水旱盗贼不孝恶逆之事奏闻，上为之变色，惨然不悦。既退，同列以为非，问丞相曰：‘吾侪当路，幸天下无事，丞相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后幸已之。'公不答。数数如此。因谓同列曰：‘人主一日岂可不知忧惧也，若不知忧惧，则无所不至矣。'”这里的同列，包括当时任参知政事的王旦。因为有的史籍记载是李沆回答王旦的话。其记载如下：“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人间疾苦。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参政他日之忧也。'沆没后，真宗朝陵展礼，封山行庆，巨典盛仪，无所不举。旦为相，每思沆之言，叹曰：‘文靖，圣人也。'”[34]“时西北用兵，边奏日耸。便殿延访，或至旰昃弗遑暇食。（王）旦慨然谓沆曰：‘安能坐致太平，吾人得优游宴息乎？'沆曰：‘国家强敌外患，足为儆惧。异时天下晏然，人臣率职，未必高拱无事，君奚念哉？'”
真宗从做了皇太子那天起，就一直充满着危机感。当他坐稳了皇位后，那种时刻担心失去皇位的危机感逐渐淡薄。这时，他的师傅李沆又把另一种危机感不断向他灌输。即对社稷江山的危机感。为此，
李沆倒是希望常常有强敌压境。由这种危机感出发，引导真宗关注国计民生，强化他的忧患意识。不断有危机感有忧患意识压着皇帝，则易使皇帝对宰相与执政集团意见言听计从。
对李沆的做法，后来的理学家刘安世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体者，惟李沆丞相。”他列举了两件事来说明李沆得大臣体者之所在。一件是李沆说的“沆在政府，无补报国，惟四方所上利害，一切不行耳”。刘安世评价说：“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时，经变多矣。故所立法度，极是稳便。正如老医看病极多，故用药不至孟浪杀人。且其法度不无小害，但其利多耳。后人不知，遂欲轻改，此其害纷纷也。”另一件事就是前面所引述的。刘安世总括评价说：“惟此两事，最为得体。在汉之时，惟魏丞相能行此两事。??后之为相者，则或不然。好逞私智，喜变祖宗之法度，欲蔽人主，恶言天下之灾异。喜变法度，则纪纲乱。恶言灾异，则人主骄，此大患也。”[35]刘安世的评价，固然有影射攻击王安石变法的成分，但从稳定朝廷政策和防止皇权膨胀的角度看，自有其一定的道理。
李沆这种强化君主危机意识的作法，不仅刘安世评价很高，也影响到南宋，为士大夫所取法。在孝宗朝，“臣僚言：臣闻天之爱君，则时出灾异之证。臣之爱君，则时陈警惧之说。李沆事真宗，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或者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不知四方艰难之事不闻，则警惧之念有时而忘。忠臣爱君，正不当以水旱盗贼为细故而略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