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极，即理就是其终极的标准。至于宇宙的全体一定也有一个终极的标准，这个标准是最高的，包括一切的，包括万物之理的总和，又是万物之理的最高概括。同时，这个标准内在于万物的每个种类的每个个体之中，如“月印万川”。这个标准叫“太极”。朱子的“太极”相当于柏拉图系统中“善”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系统中的“上帝”，但比他们更为神秘。由此，理，也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三）理气观：如果只是“理”，那就只能有“形而上”的世界。要造成我们这个具体的物质世界，必须有“气”，并在“气”上面加上“理”的模式才有可能。“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畴。他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他还认为，气是依傍理而行，气之聚，则理亦在其中。由此可以看出，任何个体事物都是气之凝聚，但是它不仅是一个个体事物，它同时还是某类事物的一个个体事物。故而，它就不只是气之凝聚，而且是依照整个此类事物之理而进行的凝聚。对于理和气的关系，朱熹认为，“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在朱熹看来，“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讨论理先还是气先并无意义，但是说气先，是犯了事实的谬误；说理先，则是犯了逻辑的谬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理气有先后，并不是不正确的。
（三）动静观：理与气中，哪一个是“第一推动者”？朱熹认为，“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所以，理不可能是第一推动者，但是理虽不动，却有动之理，静之理。动之理并不动，静之理并不静，但是气一“禀受”了动之理，它便动；气一“禀受”了静之理，它便静。气之动者谓之阳，气之静者谓之阴。“阳动阴静。非太极动静，只是理有动静。理不可见，因阴阳而后知。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由此得出结论，理是不动的，却同时是一切的推动者。阴阳相交而生五行，由五行产生物质宇宙。（四）心、性观：由太极理论便可导出，人性，也就不过是各个人所禀受的人之理，“性即理也”。而这个理，非普通形式的理，是个人禀受的理。一个人为了获得具体的存在，必须体现气。理，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气，却使人不相同。理+浊气＝性恶；理+清气＝性善。统一了性之善恶之说。朱熹认为，心和其他个体事物一样，都是理与气合的体现。心与性的区别在于，心是具体的，性是抽象的；心能有活动，如思想和感觉，性则不能。但是只要我们心中发生这样的活动，我们就可以推知在我们性中有相应的理。对于人而言，仁、义、礼、智，性也。这四者没有形状，只是有如此道理。按此理就可以做出许多事来，因而也就能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也。总之，只有通过心，才能知道性。这个观点也是程朱与陆王两派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五）王道、霸道论：朱熹认为，国家作为一种具有
具体存在的组织，也一定有国家之道。一个国家如果依照国家之理进行统治，它必然安定而繁荣；反之就必然瓦解，陷入混乱。而国家之理就是治道，它并不是主观的东西，它永恒地在那里，不管有没有人讲它，行它。事实上不仅是圣王依照此道治国，凡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照此道而行，不过有时不自觉、不完全而已。这也是圣王治与英雄治国的区别。孟子认为国家有两种治道，即王、霸。朱熹接受孟子的观点，认为汉唐以来的治道都是霸道，因为它们的统治者，都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进行统治。朱熹的理论为孟子学说提供了形上学的依据。（六）致知、用敬论：是朱熹的精神修养法。绝大多数的中国思想家都有一种被称为“柏拉图式的思想”，即“除非哲学家成为王，或者王成为哲学家”，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有理想的国家。那么古之圣贤是用什么方法修养的呢？朱熹认为，万物之理太极就在我们内部，只是由于我们受气禀所累，未能看见。就好比珍珠在浊水之中，我们要做的就是使珍珠重现光彩。所用的方法就是“致知”和“用敬”。《大学》所讲的修养方法，开始于“致知在格物”。朱熹认为“格物”的目的是“致”我们对于永恒的理的“知”。至于修养的方法为什么不从“穷理”开始，而从‘格物’开始？朱熹认为，“盖说穷理，则似悬空无捉摸处。只说格物，则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寻那形而上之道”。“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
这也就是道生所说的顿悟。在格物的时候，必须心中记着，我们正在做的是为了见性，是为了擦净珍珠，使棒重放光彩。只有经常想着要悟，才能一朝大悟。这就是用敬的功用，如不用敬，格物就可能成为一种智能练习而达不到顿悟的目的。 二十六、陆九渊（1139－1193）号象山，世称象山先生，江西抚州市人，南宋哲学家、教育家。他与朱熹齐名，且又是朋友，由于哲学思想在各方面都有分歧，俩人为哲学问题展开的口头的、书面的争论，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极大兴趣。明代王阳明发展完成了他的学说，成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陆王学派”，也称“心学”。他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心即理”。他的“心即理”与程朱的“性即理”，虽一字之差，却存在着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他认为在心、性之间做出区别，纯粹是文字上的区别，“且如情、性、心、才，都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然则两个学派的认识差别并非是文字上的，朱熹的世界是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抽象的，一个是具体的；陆九渊的世界只有一个世界，它就是心（个人的心）或“心”（宇宙的心）。但是陆九渊的说法只是一个要略，只说明了心学的世界系统大概是什么。王阳明后来完善了这个系统。代表作品《陆九渊集》。
二十七、王守仁（1473－1529），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宁波余姚）人，明代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早年热忱程朱学，终不得要领，后顿悟，对《大学》
有了新理解，并予以重新注释。他的顿悟，不仅完善并系统化了陆九渊的心学，也使心学得以最终完成，故而心学也称陆王心学（或称宋明心学）。他精通儒家、道家、佛家的学说，才高德备，与孔子（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有圣人之称）、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有亚圣之称）、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为儒家历史上四位大哲。王阳明的系统，遵循的是周敦颐、程颢、陆九渊等人的系统路线，但表述得更有系统，更为精密。他将《大学》纲目安排进他的系统中，而且安排得非常妥帖，既足以自信，又足以服人。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集立功、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也冠绝有明（明朝）一代。代表作品有《王阳明全集》、《传习录》等。（一）王阳明的宇宙概念：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世界。王阳明用他的宇宙概念，为《大学》提供了形上学的根据。（二）心即理：王阳明认为，“理”全在人“心”，没有心就没有理，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三）明明德：在注释《大学》三纲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时，他认为，明德不过是吾心之本性。明明德的人必在于亲民，亲民了乃所以明其明德；至善是吾心之良知，也是明德之本。因而将“三纲领”归结为“一纲领”，即“明德”。（四）致良知：王阳明认为，一切人，无论善恶，在根本上都有明德之心，私欲并不能完全蒙蔽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