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符号：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关岳祀典
田海林 李俊领
? 2012-10-29 10:10:00 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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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代关羽和岳飞祀典在官方塑造国家“忠义”典范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晚清时期，清廷为激励将士在内外战争中为国尽忠，将关羽祀典的规格从“群祀”升为“中祀”。由于参加关羽祭礼的官员敷衍与懈怠，这一祀典的“神道设教”功能并未得以有效实现。民国初年，关羽和岳飞被塑造成军人“忠义”于国家的楷模，并同时进入国家祀典。不过，关岳祀典无助于解决北洋时期不同政治集团以武力操控中央政权的格局，反而激起了有识之士对“武治主义”的批判。南京国民政府废止了关岳祀典，但其又被日伪政权扭曲性地改造成粉饰自身正当性的文化工具。近代关羽和岳飞祀典的变迁，表明传统“忠义”符号在近代中国政治语境中具有复杂的面相。
关 键 词：关羽 岳飞 忠义 祭祀 国家祀典
作者简介：田海林(1962— )，男，河南内黄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李俊领(1978— )，男，山东金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博士。
在近代中国祭祀典礼的神灵谱系中，以“忠义”著称的关羽和岳飞地位相当显赫。晚清时期，清廷在内忧外患中特别有赖于关羽神灵的护佑，“苦命天子”
咸丰帝曾将关羽祭祀的规格由“群祀”升为“中祀”。民国肇兴后，袁世凯当国时期在承袭清朝关羽祀典的基础上，将关羽和岳飞合祀于关岳庙，并将“关岳合祀”列入国家祀典。在晚清到民国的官方推导演绎下，关羽和岳飞被符号化并成了国家控制场域下“忠义”军魂之神灵象征。不过，关岳这一对神圣文化符号象征资源也曾在抗战时期被日伪政权亵渎借用。由于近代中国历届政权及其所处社会墒情和政治文化语境之间的差异与变化，关岳祀典的升腾从一个侧面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符号、政治仪式和国家控制以及思想文化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复杂景象。目前学界对这一历史问题关注甚少①。本文拟考量关羽祀典在晚清时期的变迁及其遭遇，检讨民国时期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日伪政权对关羽和岳飞祭祀以及关岳合祀典礼的历史文化改造及其社会政治功用，进而揭示关羽和岳飞作为近代国家“忠义”符号的复杂社会历史际遇。
一、晚清激励“忠义”与关羽祀典升格
清朝前期，“神道设教”、“礼治”之道为巩固帝国统治发挥了巨大功用，而到了晚清时期，清廷愈发依赖包括关羽在内的各路神灵来维系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清廷之所以崇拜三国时期历史人物关羽，其中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宋元以来朝野对关羽的普遍信奉，可谓“三教皈依，九州隆祀”。儒家尊他为“武圣人”，佛教尊他为“伽蓝监坛”，道教尊他为“关圣帝君”，明清统治者更是将其看作印证“天命”的政治保护神，称赞其“浩气丹心，万古忠诚昭日月；佑民福国，千秋俎豆永山河”[1](P698)。在官方的塑造与倡导下，关羽成为以“忠义神勇”为内涵的神圣文化符号，其在政治上发挥着“神道设教”的宣化功能，在民间社会代表着调整义利的伦理尺度，关羽祭祀也因此成为一种官方与民间都奉行的文化传统。
清朝在入关之后便效仿明朝开始了对关羽的崇奉。顺治帝将其列入“群祀”之中，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致祭，意在于利用关羽的神话力量感召天下为其尽忠，以巩固定鼎不久而尚未牢稳的新生政治统治。雍正三年(1725)，清廷追封关羽为三代公爵，“增春、秋二祭”[2](P2541)；雍正五年(1727)，又重修京城白马关帝庙，将关羽及其祖父三代之木主供奉庙中，并制定五月十三日具体祭祀典仪。乾隆五年(1740)，清廷又对关羽及其乃祖乃父的祭仪进行了完善和确定。由此，祭祀关羽基本形成定制，直至道光年间，关羽祭仪再没有明显变化。乾隆三十三年(1768)又将京师地安门外关帝庙正殿和大门的绿瓦改为黄瓦；乾隆六十年(1791)，关羽已被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道光八年(1828)，关羽封号增至14字，称“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此时的关羽已经成为中国历代“忠义勇武”的政治军事典范和人伦道德楷模乃至于“御灾捍患”的神灵符号。关羽被神圣化到这种程度，便成了清廷统治的神圣法宝。清廷想利用关羽之忠义道德形象来引导天下绝对臣服效忠的价值取向，利用关羽勇猛神威的虚拟力量来震慑天下百姓的造反对抗。乾隆帝为京师地安门外关帝庙所撰碑文称：“生为英，殁为灵，其功德勿沫于世，世亦相与俎豆尸祝以神之。然未有不推乎正直聪明足立万祀人伦之表，故睪然尊而宗之以为神圣焉。盖圣而神之，所以著圣道之精，神而圣之，所以明神道之正”，“将阐夫神与圣之所从来，所以为人道扶植纲常，助宣风教，即制祀之原胥不外是”[1](P700)。这明确表示了清廷欲以“圣道”和“神道”来辅治“人道”的政治意图。
晚清时期，出于特殊的政治统治急需，关羽祭祀由“群祀”晋升为“中祀”，其政治神圣性骤然膨胀。咸丰年间，清廷内忧外患交加，民变和暴动此起彼伏，政治统治摇摇欲坠，天下危机四伏。特别是狂飙突起而席卷南半部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和在黄河与淮河流域四处奔袭骚扰的捻军起义久伐未平，这令政治才华平庸而即位不久的咸丰帝寝食难安，急切盼望神灵和奇迹出现。在这种心态下，河
南省城开封因太平军改变战略而解围，林凤祥和李开芳所率北伐军因严寒而失败，也就轻而易举地被演绎成清廷印证关羽“神灵助顺”的铁证了。
咸丰三年(1853)，朝廷准了将关羽祭祀升为“中祀”的奏请。如此一来，相关的祭品、祭器、祝文、祭礼、乐舞等一系列配套的礼仪制度也相继制定[3]。新制关帝庙祭乐为中和韶乐，春祭乐章为：
春夹钟清均，倍应钟起调，箫伬除仜亿，笛六除伍仜。
迎神 格平之章：懿铄兮焜煌，神威灵兮赫八方，伟烈昭兮累禩，祀事明兮永光，达精诚兮忝稷，馨香俨如在兮洋洋。
奠帛初献 翊平之章：英风飒兮神格，思纷绮盖兮龙旗，奭斗桂醑兮盈卮，香始升兮明粢，惟降鉴兮在兹，流景祚兮翊昌时。
亚献 恹平之章：觞再酌兮告虔，舞干戚兮合宫悬，歆苾芬兮洁蠲，扇巍显翼兮神功宣。
终献 靖平之章：郁鬯兮三申，罗笾簋兮毕陈，仪卒度兮肃明禋，神降福兮宜民宜人。
撤馔 彝平之章：物惟备兮成有，明德惟馨兮神其受，告撤兮礼终罔咎，佑我家邦兮孔厚。
送神 康平之章：幢葆葳蕤兮神聿归，驭凤轸兮骖虬騑，降烟煴兮馀芬菲，
愿回灵盼兮德洽明威。
望燎 康平之章：蒿烈兮燎有辉，神观遥爥兮祥云霏，祭受福兮茂典无违，庶扬骏烈兮永奠疆畿[4](P195－199)。
祭典乐词称颂了关羽英姿飒爽，威灵显赫。秋祭乐章为南吕清均，仲起调，箫六除，笛亿除。乐词与春祭乐章相同。
咸丰四年(1854)，又特别规定皇帝亲诣祭祀关羽并行三跪九叩礼，这在中国国家祭祀典礼的“中祀”等级之内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清廷对关羽如此尊崇隆重和礼遇有加，最根本意图便是希望曾国藩等官员能像关羽一样拼死效命朝廷，平定太平军和捻军起义，赶紧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彻底扑灭旨在颠覆清朝天下的反叛者。咸丰帝是一位“苦命天子”，不仅在生前没有看到关帝爷保佑清朝消灭太平军，而且还被打进京师并把圆明园摧残得万劫不复的英法联军吓跑到热河避暑山庄而呜呼驾崩。到同治三年(1864)，由于曾国藩、曾国荃、胡林翼、左宗棠和李鸿章等汉族大臣的拼死效忠，再加上对拥有洋枪洋炮的洋人“借师助剿”，终于把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彻底镇压下去了。同治帝认定这是关帝爷之神明庇护大清不倒，于是感恩戴德并为此亲诣关帝庙拈香礼拜，以报答关羽神灵的保佑。
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的同时，于“英法联军之役”后也暂时理顺了与西方列强的外交关系，清朝得以进入所谓既“求富”又“求强”的“同光中兴”时代。为此，光绪五年(1879)把关羽的神圣封号再往上添加，直至达到26字的历史顶点——“忠义神武灵祐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此时的“关圣大帝”，不仅是保护清朝江山永固的政治神，还是庇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