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下，宋代岳飞曾经抵御的金人之后裔“满清”在全国压抑汉人长达268年的政治统治终于彻底垮台了，这更为岳飞这个忠义符号神圣性弘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平反昭雪机遇。因此，岳飞的形象便在民国初年放射出耀眼的历史光芒。可以说，民国初年将崇拜岳飞抬升到同关羽合祀的神圣程度，那是理有固然而势所必至的。
民国时期北京政府年间，关羽和岳飞都成了“忠义”与“尚武”精神的典型历史代表和文武双全的楷模。正如陆海军部上袁世凯的呈文所云：“关壮缪翊赞昭烈，岳武穆独炳精忠。英风亮节，同炳寰区，实足代表吾民族英武壮烈之精神。”[7]
辛亥革命的结果是清帝逊位和民国新生，尽管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变为民主共和这种沧海桑田之巨变是相对平缓的，并未像历史上诸多改朝换代那样引发全国性血流成河的惨烈景象，但近代以来社会新陈代谢之急骤仍然令人目不暇接，而要想让这种根本性社会体制转型全方位的尽善尽美也几乎不可能。民国建立之初，社会价值观念的演进便远远滞后于政治体制的变革。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还没有来得及构建新的社会价值心态体系，因而传统观念结构的中国社会随之出现了道德失范和价值取向混乱的情形。这种情形迅速转化为滋生强权政治的社会土壤。有识之士批判说：“处今日强权时代，无所谓舆论也，无所谓公理也，无所谓道德也，一势力而已矣。故势力一强，可以转移舆论，可以颠倒公理，可以缘饰道德。??舆论如此，公理如此，道德如此，虽欲不助成专制之毒，乌可得乎？呜呼，国民掷无数之头颅，破无数之财产，方始购得‘共和’二字，究竟共和之幸福，共和之权利，能普享与否，尚未可知，而已为势力家所利用，即赞成与反对者，亦一势力为旋转。吾诚不知‘共和’二字作何解释。”[8]显然，在新的社会价值心态体系缺位的情况下，背离“民主”、“共和”理念的强权萌生
渐长成为民初社会转型中难以消解的内忧，袁世凯也因军政大权在握而逐渐走向专制，强权与民声斗争日趋白热化。1914年9月，日本派兵入侵中国的龙口和莱州等地，并占领胶济铁路沿线和青岛，也使民初社会笼罩在外患的阴影中。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刺激下，袁世凯政治军事集团在价值观念上迅速向关羽和岳飞等传统的忠义英烈人物靠近，试图以此获得安慰、寄托和信心。这意味着，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仍然具有整合社会力量的功能。
袁世凯当国的北京政府，主要依靠国家名义下的私人军队和一大帮来自前清的旧官僚以及立宪党人。这种依靠私人军队和封建士绅的政权被后人称之为“军绅政权”。军绅政权的典型特征是武人干政，推行“武治主义”。因此，北京政府对“右忠”与“尚武”表现出特别的垂青偏好。袁世凯甚至认为：“诚以忠武者，国基所以立，民气所以强。当此民国肇兴，要在尚武。”[7]在此前提下，关羽和岳飞的神圣化，就意味着“武治主义”的神圣化。它可以从文化层面上论证北京政权的存在状态和运作机制的合理性。可以说，“右忠”与“尚武”是袁记北京政府祭祀关羽和岳飞的政治因子。
在上述诸种因缘下，祭祀关羽和岳飞仪典问题很快提上了北京政府的议事日程。1914年，陆海军部呈请北京政府提倡武力，崇敬为国尽忠，建立“武庙”，合祀关岳。是年11月20日，袁世凯发布将关羽和岳飞合祀的告令，令云：
据陆海军部呈称时方多难，宜右武以崇忠。古者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者，皆在祀典。近则欧西各国范金铸像，日本亦有靖国神社之名，表彰先烈，中外所同。现武成之奠尚在阙如。崇德报功必符名实。关壮缪翊赞昭烈，岳武穆独炳精忠。英风亮节，同炳寰区，实足代表吾民族英武壮烈之精神，谨拟以关岳合祀，作为武庙等情，查关岳两祠近代久崇禋祀，我国人民景仰盛徽，肸蠁之报，几遍里闾。
诚以忠武者，国基所以立，民气所以强。当此民国肇兴，要在尚武。经传本有祃祭，唐宋亦祀武成，允宜特荐馨香，列诸典礼，为师干之圭表，示民族之楷模。著礼制馆妥议关岳合祀典礼，并稽考唐宋武成庙祀遗规，将历代武功彪炳之名臣、名将及民国开国忠烈将士酌予从祀，庶振袍泽之气，用臻强盛之庥。凡我国人民皆当知崇厥武祀，实以壮军志而固国维。既殊叔季丰昵之非，更异释老迷信之指，其咸怀明德，作我干城。本大总统深望也。[7]
告令表明，北京政府将关羽、岳飞视为军队的圭表和民族的楷模，准备将二人合祀，并以历代武功显赫的名臣、名将和民国开国忠烈从祀，最终达到“壮军志而固国维”、扭转“多难”时局的根本政治目的。应当注意，告令中主张的关岳合祀与晚清时期的关羽和岳飞祭祀在受祭者的政治文化内涵上大为不同。清廷所祀的关羽是神灵化的关羽，所祀的岳飞是忠臣良将的岳飞。北京政府合祀的关岳，是纯粹的民族忠烈，是弘扬“民族英武壮烈之精神”。在民国北京政府的重新塑造下，关羽抖掉了此前清朝皇家赋予的神灵光芒，重新回归到了忠义神勇的英烈本色；岳飞也由此前清朝皇家摆布的历代帝王庙从祀之臣，一举上升到和关羽同等显要的地位而成为代表“民族英武壮烈精神”的代表。因此，民国时期袁记北京政府的关岳合祀，在形式上继承了关羽和岳飞祭祀的传统，在政治文化内蕴上又赋予了抵御外国侵扰和镇定“满清”复辟的特定时代性色彩。
另需说明的是，让民国开国先烈从祀关岳，难免显得新旧杂糅，历史上的民族忠烈与现实的民主共和革命忠烈不分，也颇有在祭祀这种政治文化仪典上不伦不类之嫌。对民主共和革命忠烈应当有专门的忠烈祠进行奉祀。后来政事堂礼制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制定《关岳合祀典礼》和《忠烈祠祭礼》时对此作了妥善处理。
四、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关岳合祀”典礼
遵从袁世凯之令，民国政府的礼制馆在稽考唐宋以来武成庙祭祀制度的基础上，拟定了《关岳合祀典礼》。礼制馆馆长徐世昌认为“典秩所在，武义之宗”，建议合祀关岳的祭所应该像孔子庙一样以姓氏为名；木主题谥号，而弃用“道家之谬号”；从祀者，“气节为上，武略次之，义贵谨严，宁遗勿滥。前清将帅民国先烈有待论定，暂就缺如。谨拟自蜀汉张飞至明周遇吉，都凡二十四人列位两序，以配肸蠁”。袁世凯批令称：“准如所拟办理，即由该馆通行准照折存。”[7]
1915年3月，徐世昌主持的民国政府礼制馆完成《关岳合祀典礼》。该典礼包括“京师关岳庙祭礼”、“地方关岳庙祭礼”和“说明书”三部分。京师关岳庙祭礼是国家祭祀关岳的仪礼。《关岳合祀典礼》对其祭所、祭期、祭礼等作了详细规定。
1.祭所与祭期：京师关岳庙位于德胜门内鼓楼西大街，是由同光年间已荒废的武圣王庙改建而成。京师关岳庙没有因袭清代武庙的称谓，原因在于礼制馆认为“关岳本非全是武人，关壮穆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岳忠武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二公当时并有国士之目。今第名之曰武庙，殊未足以尽其为人，况孔子庙已不名为文庙，则关岳合祀自应直称关岳庙，乃为得当”[9]。京师关帝庙祭期确定在每年“春秋分气节后第一戊日”。在礼制馆看来，不将祭期定在春秋二仲的上戊日，是为了避免与上丁祀孔太接近，而造成“礼烦人倦”，“转失敬意”。“春秋分气节后第一戊日”的日期确定，尚不失春秋致祭的传统意味。
2.斋戒与祭礼：京师关岳庙春秋祭祀，如遣副总统或参谋总长、陆海军总长一人将事，则不必斋戒。如果特行崇典，由大元帅袁世凯本人亲诣行礼，则需在祭祀前一日斋戒以示庄严。祭礼为二拜三行礼。为使关岳祭祀与其他大型国家祀典有所区别，将仪典程序中的“答福胙”改为“受祳”。
3.受祭者与献祭者：京师关岳庙主殿内正位在左奉关壮穆侯，右奉岳忠武王，均南向。礼制馆对关岳庙从祀者作了取舍标准：“一、忠武可风；二、史传有征；三、通于流俗；四、身为将帅。另有六类不录，功德显著别有庙祀者、文臣死事守土就义者、人所诟病史有恶声者、迹备稗野事轶村坊者、事费数典人待论定者、位秉钧衡名居裨贰者。”[9]据此，确定从祀者24人，具体为：张飞、王濬、韩擒虎、李靖、苏定方、郭子仪、曹彬、韩世忠、旭烈兀、徐达、冯胜、戚继光——东位西向；赵云、谢玄、贺若弼、尉迟敬德、李光弼、王彦章、狄青、刘锜、郭侃、常遇春、蓝玉、周遇吉——西位东向。东西两向均北上。在从祀者问题上，礼制馆避开了清代将帅和民国开国忠烈。另外还规定，其由大总统特准予祀者不在此限。
为消除关羽身上的神话色彩，彰显“尚武之精意”，关羽的木主只题写“关壮穆侯”，岳飞的木主也只题写“岳武穆王”。从祀诸将士像孔子庙两庑的从祀者木主一样，直书姓名。
京师帝王庙主持祭祀的献官称谓也因人而异，大总统遣副总统或参谋总长、陆海军总长，称为“承祭官”。大总统亲诣行礼，则称“大元帅”。这也是为了突出“尚武”的用意。
4.祭品与祭器：礼制馆参照清代武成庙和岳庙的祭品与祭器的规制，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