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关岳庙的相应制度，具体如下：主殿正位笾豆案上各爵垫一，其前各豋一，实以太羹；铏二，实以和羹；簠二，实以稻粱；簋二，实以黍稷；笾十，实以形盐、槀鱼、棘、栗、榛、菱、芡、鹿脯、白饼、黑饼；豆十，实以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鱼醢、脾析、豚拍。统一设俎，实牛一，羊一，豕一。香案上设炉一，烛台二。从祀位器数悉与孔子庙十二哲位同。
5.陈设与乐悬：主殿“正位笾豆案二，其前香案二，又前统设俎一，皆南向。东序一龛，西序一龛，东向笾豆案各四，统设俎香案东西各一。殿中少东祝案以北，向东尊桌一，接桌一，西尊桌一，接桌一，祳桌一，均北向。正位神龛旁馔桌东西各一，南向东序。从祀位。右供张”。祀乐“设乐悬于殿外阶上，镈钟一，特磬一，编钟十有六，编磬十有六，琴六，瑟四，箫四，篷四，篪四，排箫二，埙二，笙二，建鼓一，搏拊二，柷一，敔一，干戚三十有六，麾一，旌二，东西分列如仪”。另外，祭祀之前“鼍鼓三严”仪节所用鼓，拟用鼖鼓，而不用建鼓。礼制馆认为，关岳庙祭祀应当像祀孔典礼一样，在祭祀之前进行“鼋鼓三严”。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孔子庙取“大昕鼓征”的含义，而关岳庙则取“备守三鼜”[9]的意思。
6.祝文与乐舞：礼制馆为京师关帝庙祭祀所制祝文云：
惟某年月日，陆海空大元帅某(遣官则云遣某官某)敬祭于关壮穆侯、岳忠武王曰：惟神河岳英灵，乾坤正气，忠诚激于金石，武烈炳于旂常，高义薄云，动寰区之景慕，精忠报国，垂后进之楷模。信大节之相符，宜有功而必祀。奠千秋之俎豆，庙貌长留，靖八表之戈鋋，民生受福。震今铄古，元精争日月之光，异代同时，壮采肃风云之气，永虔肸蠁，勿替明禋，尚飨。[10]
祝版用白纸墨书。
祭祀仪节相应乐章如下：
迎神 乐奏建和之章，辞曰：尚武兮新邦景，前徽兮烈光缅，翊汉兮神威启，精忠兮靖康明，祀事兮惟诚，庶居歆兮苾芳乐。
初献 乐奏安和之章，辞曰：飒爽兮英姿，肃灵风兮两旗，椒馨兮始升荐，嘉币兮明粢，来格兮洋洋，神凭依兮在兹。
亚献 乐奏靖和之章，辞曰：振万舞兮宫悬，申弍觞兮告虔，赫濯兮声灵，仰神兮亿年。
终献 乐奏康和之章，辞曰：河岳兮降神佑，启我兮后人，清酒兮三申，通精诚兮明禋。
撤馔 乐奏蹈和之章，辞曰：备物兮吉蠲，将告撤兮琼筵，神享兮克诚，垂英灵兮后光。
送神 乐奏扬和之章，辞曰：瞻祠庙兮神归，翩云驾兮骖騑，灵盼兮昭回，承嘉休兮德威。[10]
礼制馆因为“前清孔子未升大祀以前，乐用文舞六佾”[9]，所以祭祀关岳拟改用武舞六佾，以表示敬祀王侯的古武精神。
《关岳合祀典礼》规定，京师关帝庙除春秋两戊日隆重致祭外，还在每年国庆节日举行大阅告祭礼。大阅前一日，大元帅遣副总统或参谋总长、陆海军总长一人诣庙告祭关岳。当日夜半，执事官在正位神座南面建国旗、大元帅旗，两序分建所阅军队旗，前庭放置所阅军器。在神位西北设立瘞坎。在殿上正中束牲。主殿南北首偏东设一盟书案，偏西设一祳案，阶下正中设一受祳案。祭品只用酒脯。祭器每案笾豆各一。东阶上设国乐，西阶上设军乐。参加祭祀行礼者皆穿军服，而不用祭服。具体行礼进程为：辨位，献祭(司盟接盟书奉于案，鼋鼓三严，国乐作，奏国歌，告祭官以下咸三肃，乐止)，读盟书，受祳，撤馔，送瘞。另外，还规定“凡出师告祭、旋师告祭，一切仪文器数，均与大阅告祭礼同。隆礼有加，则大元帅亲诣行礼”[11]。
礼制馆所拟的京师关岳庙大阅告祭礼，在祭品上袭用了清代关帝庙五月十三日之祭的相应规制。祭器又仿照明代式样。祭礼由二拜三行礼改为“三肃”礼。三肃，是古代着军服者所行的敬礼，取军人凯旋而表达喜庆的含意，与民初的鞠躬礼接近。为简化礼节，像衅鼓、奠矢、酹鸡血酒等前代师祭仪节均废而不用。
1914年，民国北京政府将醇贤亲王庙改造成京城关岳庙。因为财政吃紧，北京政府一时无力为关羽和岳飞建造一座体现民国气派的神祠，于是开始改用前朝旧物。经过一番考量，决定将鼓楼西大街的醇贤亲王庙作为京城关岳庙的改造之所。醇贤亲王庙于1899年建成，奉祀清朝道光皇帝第七子即光绪皇帝父亲和宣统皇帝祖父爱新觉罗奕譞。此庙坐北朝南，分三进院落，其中院又有东西跨院。中轴线依次为琉璃照壁，中门，外为八字墙，两旁各有一座琉璃门；中院内东有焚帛炉，西有祭器亭；正殿7间，殿前有月台一座，东西配殿各5间；后寝祠5间。因为这是晚清皇家于宫廷之外最壮阔豪华祠庙建筑，所以北京政府并没有在关岳像享殿上大做文章，只是在原祠庙后寝祠雕塑关羽和岳飞神像而合祀之。
民国北京政府从1915年至1926年之间每年都举行关岳合祀典礼。因为关羽和岳飞毕竟都是带有军事行伍色彩的忠义神灵，所以祭祀典礼通常由民国政府的陆军总长主持，如1918年4月1日京师关岳庙春戊祀典，即由陆军总长段芝贵恭代行礼，翌年春戊祀典则由陆军总长靳云鹏恭代行礼。这一时期关岳合祀典礼常缓期举行。1918年关岳庙春戊祀典本应在3月22日(戊辰日)举行，后改在4月1日(戊寅日)。1919年秋戊合祀关岳，祭期推迟到10月13日(戊戌日)举行。对关岳合祀仪典的延期，这与南北军阀混战有关。
需要辨析的是，前已提及礼制馆将从祀关岳的人选定为“蜀汉张飞至明周遇吉”等24人，但内务部曾对旭烈兀和郭侃从祀关岳颇有微词。1917年11月《晨钟报》报道了其“修正关岳庙从祀”的建议，云：
关岳庙从祀共二十四人，系前礼制馆所厘定，内有旭烈兀，郭侃二人。闻内务部以二人名绩不甚显著。于该馆原定史传有征及通于流俗之例，未尽符合，且郭侃为建策平宋之人，以之从祀岳忠武之尤觉情理不顺，现已据情呈请废止旭烈兀、郭侃从祀关岳庙，以正祀典云。[12]
内务部开出3条废祀旭烈兀和郭侃的理由：其一，“史传有征”不足，事实并非如此，旭烈兀与郭侃均为蒙古名将，战功卓著，彪炳史册；其二，“通于流俗”不够，指出汉人社会不熟悉这两位蒙古将领，倒也确属实情；其三，指斥“郭侃为建策平宋之人”，表明内务部在政治思想意识上依然奉大宋为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正统，视“建策平宋”的汉人郭侃为异族张目之叛逆分子。既然中华民国奉行“五族共和”政治思想，那么即使郭侃在历史上曾“建策平宋”，宋元交替也属于中国内部政权更迭，郭侃之英烈行为亦可当与岳飞一视同仁，扬岳飞而贬
郭侃，某种程度上难免狭隘“民族主义”遗绪之嫌。然而，京师关岳庙毕竟是祭祀关羽和岳飞的，而岳飞乃南宋时期保宋抗金之忠义名将，将“建策平宋之人”郭侃如仪配享在“保宋抗金”的岳飞神像前，在历史性的民族情感上难免令人感到别扭，甚至在神圣符号的历史逻辑上会显得很荒唐，很难令民国时期到关岳庙参与祭拜岳飞的广大汉族民众在民族心理上欣然接受。不过，内务部的这项建议似乎没有被采纳，翌年6月18日，《晨钟报》再次报道了同样的消息[13]。尽管民国政府对此问题最终处理结果不得而知，但这也证明如将历史上的“忠义”人物转化成历史性的“忠义”符号来崇拜奉祀，还是必须尊重历史客观性和民众历史情感的。
当时民间对于关岳从祀人选也有与礼制馆不同的看法，张伯桢请以明末抗金人物袁崇焕从祀关岳就是典型的一例。1915年，经张伯桢献议，兴武将军朱瑞在增祀武庙名单中列入袁崇焕，请袁大总统定夺，袁即发交礼制馆核议。礼制馆以袁崇焕“原系文臣，无庸置议”具覆。张氏于是写成《袁督师应配祀关岳意见书》，以十大根据驳礼制馆之说，还联络了当时18省的将军、都督、北京各部院长官，以及在京粤籍官员、名流、广东地方绅耆共200人，分头吁请总统驳回礼制馆原议，崇祀袁崇焕于关岳庙，让这位曾经在明末以抗金著称的袁崇焕之沉冤得以雪洗，“以阐幽光”[14]、“壮士气而励忠贞”[15]。虽然张伯桢“为此事，两年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16]，然而礼制馆终究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张氏为此黯然神伤。
五、关岳祀典的社会回应及日伪政权的亵渎利用
在民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下，北京政府崇奉关岳，无疑是承袭传统政治仪式和礼乐文化的重要表现。然而，由于民国前期社会面对的内外形势与古代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