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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斌赴江苏巡抚之任前，好友朱彝尊写信提醒他在这里做官很不易。“举措一不当，民心涣而不能骤合，若是其难哉。”[19]后来汤斌也多次说江苏“风俗刁诈，人心险恶。官斯土者，往往以情面请托败其官声，得罪公论，祸不旋踵。”[20]陈宏谋指出：地方官的事务，烦杂难理，江左较多，苏、常二府尤甚，而讼狱是其大端。他说这里的人多智巧，好事喜争，理曲者强词夺之尚易辨白，而种种伎俩极容易让官员陷入圈套。词讼案件急办、缓办都难保不出问题。如果急办，稍有失平，就有把柄被抓在手，用来耸动上听;如果缓处，更容易节外生枝，一案变成数案，小事变成大事。他为此感到难以处断。陈弘谋是公认的能吏，但江南人“喜事好讼”，也让他感到头痛，案件“难于折服，物议易起”，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惟有就事论事，平心静气，秉公持正。[21]
讼师的存在不仅是对地方官司法能力及水平的挑战，而且还直接冲击了正常的法律秩序。按照层级管辖和刑民案件大体区分的原则，州县官有权裁决治下的轻微刑事案件和一切民事案件，后者被称为自理词讼。因此可以认为，州县对民事案件的判决就是终审判决。由于清代未能改变以往法典编纂上的民刑混合状态，民事立法存在严重缺欠，法律明显滞后于社会现实，加之民事审判程序很不完善，这也客观上给州县官的审判工作增加了难度。
一般的情况是，地方官对于钦部命盗等类案件，因为事关考成，所以尚知细心审办。如果逾限未结或拟议失平，上司还可以查催参处，驳查更正。但对地方自理词讼，他们倚恃上官无从稽考，每于准理之后，经年累月不行查讯。这给讼师的活动留下了很大空间。还有的州县官，并不按情合理推求，一味草率混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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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是非。尽管清廷有州县自理户婚田土等案件限二十日完结的规定，也有设立循环簿于每月底开明已、未结缘由送府州查核注销，倘有迟延不结、蒙混遗漏照例议处的规定，乾隆十九年又有道员查核催审等办法，但地方官也有他们蒙混上司的办法。他们上报的词讼案件，大多选择那些事已断结、尚属平允及案情明显易于归结，开列数案以搪塞，每当巡道往查时，也照所报案件改立号簿呈送，其余案卷一概藏匿，以致无从检查。如果有向上司控告事发，亦止就案查办，并不查对原始案册。各地州县官视此为得计，相率蒙蔽。李侍尧称，广东各州县接阅呈词中，审断不公以及案经数载不行讯结者甚多，而检查报案十无一二。[22]
地方官对民事案件的不作为，恰好为讼师的介入留下了大有作为的空间。为词讼案件而牵累，州县官都奉行“不滥准”的原则，换言之，民事告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拒绝受理。而要让地方官受理，往往需要夸大其词以打动这些官员，即所谓“张大其词以耸宪听，不虑审断之无稽者，以待有投状一著为退步耳。”“初著”是为了让州县官准理，而“后著”才将真情托出，即所谓“原词虽虚，投状近实。”[23]因为州县官对民间细故本有不悄之情，如果讼状“仅假手于庸碌代书具词呈诉，非格格不吐，即草草敷衍，徒令阅者心烦，真情难达”，如果“得一智能之士为之代作词状”，结局就会完全不同，这个“智能之士”就是“讼师”。[24]“讼师驾词耸听，管准不管审”[25]能够满足当事人打官司的诉求，至于状词与事实之间有多么一段漫长的“求证”路途，都留给州县官了。在行政资源明显不足的地方政府，这无疑增加了行政运行的成本，也使行政效率大为降低。这也是从地方官到最高统治者皇帝，都把罪责归咎于讼师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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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帝在上谕中说民间讼牍繁多，“全由于讼棍为之包谋，此等刁恶之徒，陷人取利，造作虚词，捏砌重款”“种种鬼蜮情形，实堪痛恨。”[26]
汤斌履任江苏巡抚伊始，就发布告示，指出“吴中健讼成俗，讼师地棍，表里为奸，往往驾捏虚词，教唆诬告，与本等事情毫无风影。”他还特别提醒民众不要听信讼师播弄，自陷法网。在汤斌所开“遵行条款”中，大多属于“不准”或“反坐”之类内容，旨在惩治诬告等行为，其最后一条曰：不开代书、歇家各姓名、住址者，即系匿名刁讼;并无副状、字格逾式者，一概不准。[27]汤斌强调清朝一以贯之的司法原则，即不许越诉，重视证据，诬告反坐等，他不但为讼师的教唆行为做预警，而且为所谓的刁讼行为做了认定。他还概括出江南最为百姓苦累的五种游民，其中之一就是讼师。他说这类人专以词讼为生涯，教唆愚民。或捏写无影虚词，或隐匿年月姓名，或以活人作死，或盗人墓检尸，或造混告二三十人，或牵连无干妇女，或假冒籍贯，或擅用粘单，或一状未问一状又投，或上司衙门连递数纸，以致批问纷纷，提人扰乱。他的办法是令各州县专置一个“无耻刁民簿”，除原因辨冤诉屈，所告得实者，不分曾否告几次，免其登记外，其余但系半虚者即登此簿。簿登三次者，将本犯扭解本院，以凭尽法重治。所告多人，除紧关重犯外，其无干牵告之人所费盘缠，即于本犯名下计日追银，给牵告之人收领。乡党良民休与为礼。[28]汤斌的办法包括经济、法律、社会道德等多项，堪称是一种综合治理。
讼师不仅通过写词状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前故布疑阵掩饰真相，让官员“莫辨五里昏雾”[29]，使“官府之所以多事”[30]，干扰行政5系统司法职能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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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发挥，而且，词状被准理、进入正式诉讼程序后，他们还通过操纵越诉案、上控案、京控案等直接破坏正常法律秩序，形成对下级司法机构的牵制。
前引平定州讼师郭嗣宗，就借其出嫁女自刎案，京控三次，省控四次，钦差行辕控二次，由院司发交太原府讯，拖延四年不结，委员及府县皆不敢撄其锋。每次提审，郭即扶其七旬余岁老母在旁挺撞，问官稍加声色，郭母即欲碰头寻死，是以此案无员敢于承审，首府王有壬亦置之高阁。[31]江都县讼师凌廷选自嘉庆时即因京控捏供陷害事拟徒，道光即位遇赦，后又多次京控，其人非常“狡猾”，经委审官禀请递籍查解，凌廷选心怀不甘，又混捏他人行凶陷害各情，饰词京控，虽经讯明并无其事，“尚复恃老不服，实属逞刁狡执，意存拖累”。案子拖到道光十八年，凌廷选已年逾八十，只能“照律收赎”完结[32]。潜山县讼师夏载文“唆使上控，词证绝不露夏姓一字。其计愈密，其机愈深。”[33]
在越来越多的京控、上控、越诉等案件中，的确不乏讼师操纵的案例。也有一些案件，讼师以当事人身份直接出现。由于京控、越诉等类案件，都与事发地较远，如果牵累多人，不易查实;尽管按照属地原则发委审核，但各种代价实在过大，因而讼师更易于逃避惩罚。也有一类案件是由于地方官久拖不结因而上控。蓝鼎元在广东潮阳任知县时，举练都草湖乡讼师陈兴泰，就“终日唆讼为主，常创诡名，架虚词，赴道府控告素不相善之家”。[34]
嘉庆十二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廷栋在上奏中谈到，近来各省民人赴京上控之案日多。由于功令森严，各省地方官于人命重案不敢任情颠倒，而讼狱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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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由闾阎雀角细故，地方官以为无关紧要，懒于听断，旷日持久，挨延不结，遂激上控之端。次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莫晋上奏称，京控、上控案增多是因为刁劣生监险健之徒，往往遇事生风，挟制官长。“刁民无所顾忌于官府，而官府转不能不顾忌于奸民。纵欲除暴警顽，恐遭反噬，重则解任质审，轻则提案上结，则县官曾不得制其短长，甚或俱伤两败，势必日趋于因循姑息，以侥幸于无事。”[35]
清代沿袭以往诉讼制度，规定凡“生监、妇女、老幼、残疾，无抱告者不准”[36]，这类人群或因“维持风教”而被限制诉权，或因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被剥夺本人的诉权。与限制诉权相对应，他们享有收赎等一定的刑事豁免权。换言之，这类人群是可以通过“委托”他人提起诉讼的，这就是所谓的“无抱告者不准”。当然，对抱告者的身份也有限制，如限于族属、家丁等范围。而讼师们，完全可以族属身份直接介入诉讼的全过程，这种情况下，州县官意味着遇到了一个更强的对手。讼师恰恰利用这一制度预设，教唆妇女等上控。因此文献中不乏“讼师伎俩”“或以妇女老稚出头”之类记载。[37]浙江按察使司发布的条规中，说词讼案件往往陆续投词，牵连原状内无名之人并妇女幼孩，任意罗织以图泄忿，更有讼棍从中教唆，颠倒是非，肆行拖累，该地方官并不细心查核，率据原呈将无关紧要证佐并牵连妇女人等概行传唤，以致无辜受害，实属有干例禁。[38]
讼师介入法律，还直接影响到地方官的审判，间接侵蚀其固有的司法职能，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官府在民众中的权威地位。中国古代法律较早具有开放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