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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合并以上两条律文内容，改律目为“教唆词讼”，律意即立法宗旨已有所不同，惩罚也重于唐律。律文前部分内容为“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至死者减一等。”同时对讼师等为人作词状等活动仍予以肯定，律文后部分规定：“其见人愚而不能申冤，教令得实，及为人书写词状而罪无增减者，勿论。”这显然是对前项限制行为的一种法律救济。清代律学家沈之奇对此解释说：“教唆与作状增减，虽是两项，而事实相连。有但教唆不为作状者，有既教唆又为作状者。然教唆内即有增减情罪之事，若无增减，便是教令得实矣;作状增减内，亦有教唆之事，若不教唆，何为增减耶?”[60]他的解释是站在清人的立场上，与唐律的立法精神不尽吻合。唐明律的重要区别是：唐律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比照诬告拟处，但加增其状毕竟不同于诬告本身，因此减诬告一等;唐律止罪作词之人，告人者无科罪之文。明律改为“与犯人同罪，至死者减一等”，与唐律比较已为加重，且告人者、教唆者同等治罪，惩罚主体为二而非一。同时，唐律教令人者为从之律意已无，其与被教令者成为并列的两个惩罚客体，这为清律“起意为先”的定例埋下伏笔。因此晚清薛允升称，教唆即唐律之教令，唐律“雇者从教令法，若告得实坐赃论，雇者不坐，尤得事理之平。”[61]
清朝沿用以上明律，但鉴于讼师对法律秩序的冲击，因此陆续修订例文，加大对讼师的惩罚，其中，尤以乾隆朝定例最多，而乾隆二十九年定例已突破了“教唆词讼”律文原意，堪称是以例破律之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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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唆词讼”律前后计订有12条例文，除沿用明代二条，康熙时针对旗人定例一条，雍正时考取代书一条外，其余八条皆为乾嘉时所修定，其内容皆以严治讼师为立法宗旨，包括地方官不行查拿治罪专条，已构成较为完整的法律链。
早在乾隆三年正月，针对各地方“受理之官审虚之时并不穷究讼师，按律科罪”，因此使此辈“包揽词讼，敢于幔天说谎”，愈演愈烈的情况，江西道监察御史陈治滋上奏，请责成巡道专门负责稽察地方官不按“教唆词讼”律尽法惩治讼师的行为，“通饬所辖州县官吏，如有承审情虚之案，务必严拿讼师，一面通报，以便与诬告之犯并案科罪。倘州县有瞻徇因循不行根究者，许被害之人赴巡道指名控告。”乾隆帝命“该部议奏。”[62]三年后，乾隆帝肯定了陈治滋的上奏，并命刑部加重对诬告罪的惩罚。上谕称：近来诬告、越诉之案加多，一州一县之内，必有一二狡黠之徒寻衅兴讼，还有的未控州县，即控道府、院司，此种情况“比比皆是”，而有司即使审虚，也不治以诬告之罪;而大吏概准词讼，沽肯管事之名，于是刁健之徒以兴讼为得计，而告讦成风。虽诬告、越诉律有明条，而实力奉行者少。嗣后州县审理词讼，凡理屈而令刑部议定诬告加等治罪及诬告与越诉二罪并坐之文。刑部随即定例：越诉、上控审虚，除照诬告加等治罪外，先将该犯枷号一个月示众。[63]这项定例虽未载入“教唆词讼”例文，但意在惩治讼师教唆下之诬告、越诉之罪。律意精神是加等治罪。因此，四川按察使李如兰认为，自该项定例通行后，“讼棍已各自警惕，较前敛迹矣”。为拔本塞源，李如兰奏请定例，查禁讼师秘本。据他讲，坊肆向有刊卖讼师秘本，包括《惊天雷》《相角》《法家新书》《刑台秦镜》等书，书中分门别类，“拟定膚愬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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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险恶套语，以供狡黠之徒，剿袭学习，逞其刀笔。”他每查出此类书籍，即行严禁。但由于各省流传已久，此地销毁，彼地刊卖，故屡禁不绝。因此他奏请皇帝敕下全国各省一体查禁，将原书板全部销毁，如有再造以及仍前货卖，俱照淫词小说例分别治罪。地方官不行查出，亦照前例议处。并勒限半年内，将前项各书缴官面毁。七年二月，乾隆帝令刑部议奏。[64]刑部随即定例，将一切构讼之书，尽行查禁销毁，不许售卖。有仍行撰造刻印者，照淫词小说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将旧书复行印刻及贩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者，杖一百。藏匿旧版不行销毁，减印刻一等治罪。藏匿其书，照违制律治罪。其该管失察各官，分别次数交部议处。[65]
禁毁讼师秘本只是使这类“构讼之书”从公开流传转入暗中传播。正如薛允升所说：“刻本可禁而抄本不可禁，且私行传习，仍复不少，犹淫词小说之终不能禁绝也。”[66]其实际效果可以想见。
对“教唆词讼”律具有颠覆性的定例是乾隆二十九年条例，这是根据江苏按察使钱琦所奏《请严积惯讼棍例》修订的。这一定例将惩治讼师提升到与窃盗犯同科的高度。钱琦进士出身，曾任常镇道、江安粮道等职，按察苏州时，曾向袁枚询利弊，袁向其陈说十余条，钱琦“次第张施”。[67]他对讼师构讼深恶痛绝，履任后，即将有名讼棍杨奉周、蔡利仁等二十余名访拿，并按例严办。他在审理词讼案件时，发现江北民情朴实，词状稀少，即使有一二控告之人，也是词意肤浅，一览可知，讼棍唆使也属间有之事。而江南却是另外一种情况，这里讦讼成风，除按期放告外，拦舆喊冤投递者，殆无虚日。而在准理的案件中，凭空捏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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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越诉之案占了相当比例。“彻底推求，皆缘有一等狡黠之徒，专以刀笔为生涯，竟藉词讼为行业，如劣监、武生、革书、退役以及训蒙算命等人，类能为之，偶遇乡愚户婚田土以及鼠牙雀角，或本无讼心，从中唆耸，或别施机巧，尽揜真情，百计千方，包告包准。”讼师何以如此猖獗?他认为是法律不严所致。因为惩治讼师，轻者杖惩，重者枷号，最高的惩罚仅是悬带铁牌示众而止。故此讼师“愍不畏法，一经官访，反倒自谓有名，倍增声价，诓诈勒索，益甚于前，狱讼之多，实由于此。”就法律而言，以前的教唆词讼定例仅是就事论罪，并没有对惯犯严定科条，以致讼师恬不知改。他认为积惯讼棍播弄挑唆的危害，实与窃盗无异，因此订立讼师治罪之法，应与窃盗同科。为此他奏请：嗣后凡有教唆词讼及代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地方官一经究出，或经访挐，除所犯罪大及情罪本轻而所犯又仅一二案者，仍照律例与犯人同罪分别按拟外，按讼师初犯、累犯及犯次定罪：如果是初犯，同时并发有三四案，罪止拟杖，经核明应得杖罪，再加枷号两个月;犯至五案，拟以杖一百、徒三年;六案以上，即照积匪猾贼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地方，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如先经犯案，发落之后，或再犯，审明僅止一二案，亦枷号两个月;或再犯、前后共计四案，三犯、前后共计三案，照发遣例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或再犯，前后共计五案，三犯，前后共计四案，均以发遣例治罪，仍照窃盗刺字之法，定以“讼棍”两字，分别刺臂、刺面。如此定例，使讼师“轻则齐民羞伍，重则投畀遐荒，刁徒稍知敛戢而良善得以安全。”[68]乾隆帝于钱琦上奏当日，即令“该部议奏”。[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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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随即定例：审理词讼，究出主唆之人，除情重赃多，实犯死罪，及偶为代作词状，情节不实者，俱各照本律查办外，若系积惯讼棍，串通胥吏，播弄乡愚，恐吓诈财，一经审实，即依棍徒生事扰害例，问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
乾隆二十九年例的相关内容，曾在康熙中期一度实行，但没有上升到制定法的层面。康熙三十九年覆准：奸徒包揽词讼，有不由州县径行奔赴上控者，有已经结案多年希图翻案者，有污蔑问官、牵告衙役、罗织多人者，此等讼棍，应按光棍例定拟，以儆刁风。[70]
钱琦奏中所言积匪猾贼，多指著名巨盗，或怙恶不悛，因此清律严立此条[71]：积匪猾贼为害地方，审实，不论曾否刺字，改发云、贵极边烟瘴充军。这是作为危害社会安全的一种严重犯罪。钱琦请将积惯讼师比照积匪猾贼定例，也就将讼师犯罪提升到死刑以下的最高刑罚。刑部定例时参照钱琦所请，以“棍徒扰害生事例”科之，适用的刑罚也是死刑以下的最高处罚。
十年以后即乾隆三十九年，针对京控案中讼师的作用犹为明显，以此订立治罪专条。清朝向来对京控案十分重视，每有案控到京，除民间细故外，多由皇帝特命钦差大臣，前往各省驰审，因此类案件“近年较多”，其中诬告者屡见。但一经审虚，止坐原告之罪，而讼师则案内无名，破案殊少。在刚审结的直隶献县民妇李王氏赴京呈控一案时，经钦差大臣究出代作呈词的李云鹏以及为从之李青选，一并定拟。浙江道监察御史王宽由此案推想，其他案件肯定也有讼师漏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