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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为此他上奏称：此等奸徒明知每控则必奏闻，奏闻即当差审，但仍然架词耸听，挟制株连，等到两造胜负既明，而讼棍教唆无据。请以后遇有奏审重案，如果虚诬，即交原审大臣将有无唆使扛帮情节严行根究，按律问拟。如果没有此种情弊，亦即随案声明。他还同时奏请：以后钦部案件究出讼师，讯明潜踞何地，即将该地方官照寻常失察讼师例，分别从重议处。是年九月，刑部与吏部据此定例。[72]
按照“律贵诛心，法重造意”的立法原则，乾隆六十年又订起意为主惩治讼师例：教唆词讼诬告人之案，如原告之人并未起意诬告，系教唆之人起意主令者，以主唆之人为首，听从诬告之人为从。如本人起意欲告而教唆之人从旁怂恿者，依律与犯人同罪。有赃者，计赃以枉法从其重者论。
如前所述，由于讼师教唆而发生的诬告案，讼师与诬告者科以同等之罪，不分主从，这是因为改变唐律相关立法精神而留下的法律漏洞，而这条定例援引名例律“共犯罪分首从”“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的律意而订，也是加重讼师法律责任之意。唐律“教令人告事虚”的治罪之条，以告者为主，教者为从，薛允升认为“此不易之法”。而六十年定例以起意、非起意分别首从，薛允升认为“不特首从倒置，与各条亦属互异，均非唐律之意。”他还颇为不平地说：“若以为告人者，多系乡愚无知，均由此辈播弄而起，非严办无以清讼端，惟既定有讼棍拟军之条，援照问拟亦可示惩，又何必首从倒置为耶?盖诬告有诬告之律，讼棍有讼棍之例，各科各罪，本自厘然。”讼师治罪已有多项专条，不但无此必要，且与其他律意大相违背，尤其是尊亲卑幼有犯，若如此例所云，“凡起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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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应以为首论，设如起意教令人诬告有服尊长，亦可以起意之人为首乎?”[73]唐律贯彻礼教的立法精神，在此条律文中专有一项内容：“即教令人告缌麻以上亲，及部曲、奴婢告主者，各减告者罪一等;其被教者论如律。若教人告子孙者，各减所告罪一等。虽诬亦同。”如果按照起意为主的法律，如教唆卑幼告虚，势必尊卑长幼失序，违背礼法及等级秩序的基本精神。在立法上显然是有根本性缺失的。
嘉庆时期惩治讼师的立法宗旨，主要是通过加强官代书的管理，惩治代书与讼师勾结，压缩讼师的活动空间。
早在雍正七年，定有考取官代书之例，并规定呈状有代书姓名，官府方许收受。但代书与讼师之间仅是合法与不合法的区别。在许多文献中，二者并无区别，所谓“代书类多积年讼师，惯弄刀笔”[74]，只是前者通过考试得到官方认可。地方官认为“民间词讼，以小为大，增轻作重”“非因讼师教唆，即由代书架捏”[75]。
如果是一个平庸的代书，他不得不借手讼师;如果代书本人也能写词状，其“惯弄刀笔”的后果与讼师是一样的。乾隆十二年，因讼师代书串通作弊，一应呈状，虽登代书之名，实出讼师之手，狼狈为奸，势所难免。为此通行直省督抚，转饬各属，遵照定例，严禁代书，不许将他人写就呈状，擅登姓名，如有讼师教唆增减，而代书受贿登名者，该衙门即严行究审，除将讼师及告状本犯各照本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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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罪外，代书照在官人役计赃以枉法从重论，若审无入己赃私及赃数轻者，仍照教唆增减本律同讼师一体治罪。[76]
由于严治讼师定例的实行，讼师以更隐蔽的方式参与诉讼。嘉庆十七年，山西道监察御史嵩安上奏，经刑部议复后定例：凡审理诬控案件，不得率听本犯捏称请过路不识姓名人书写呈词，务须严究代作词状唆讼之人，指名查拿，依例治罪。
嘉庆二十二年进而定例：凡有控告事件者，其呈词俱责令自作，不能自作者，准其口诉，令书吏及官代书，据其口诉之词，从实书写。如有增减情节者，将代书之人，照例治罪。其唆讼棍徒，该管地方官实力查拿，从重究办。按此定例，等于排除讼师的一切活动，但该条法律显然不切实际，因为百姓的文化水平不可能自写状书。直到清朝将覆亡时，“乡民不能自写呈词者颇多，觅人代写，则增减情节者，比比皆是矣。”[77]
或许是嘉庆十七年、二十二年定例仍有不完善之处，或许地方官“奉行不实”，二十五年七月，嘉庆帝发布上谕，通谕直省审理词讼各衙门，凡遇架词控诉之案，必究其何人怂恿，何人招引，何人为之主谋，何人为之关说，一经讯出，立即严拿重惩，勿使幸免。地方官于接收呈词时，先讯其呈词是否自作自写，如供认写作出自己手，或核对笔迹，或摘词中文义，令其当堂解说，其不能解说者，即向根究讼师姓名，断不准妄称路过卖卜卖医之人代为书写。勒令供明，立拿讼师到案，将造谋诬控各情节严究，得实，一切重罪悉以讼师当之其被诱具控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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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可量从宽减。认为这样就会“刁徒敛戢，讼狱日稀。”[78]皇帝的这一上谕作为“通行”下发全国，从而具有与律例同样的法律效力。这一“通行”的颁行，重点在于“接收呈词，严追唆讼写作之人”，也即嘉庆帝上谕所言“探源究诘”，而更大的变化是，“一切重罪悉以讼师当之，其被诱具控之人转可量从宽减”，从而为有司定罪量刑时重惩讼师提供法源上的支持。这是继“共犯罪以起意为主”条例的进一步延伸，从而使惩治对象主要转移到讼师上来，而诬控之人可以减轻处罚。这与“教唆词讼”律的立法精神已相悖离。并且，呈词人还要“当堂解说”“勒令供明”，这使告状被准理的难度增加，是对诉权的极大限制。就在该“通行”颁行的前五日即七月初四日，嘉庆帝驳回贾允升京控案概不准发还之奏，称“近来讼风日炽，使奸民臆计赴京控诉，必当一概准理，岂不益长刁风，倍增讼狱，拖累株连，流弊更大?”认为“一切户婚田土钱债细事，一经京控，悉皆奏咨办理，亦于政体非宜”[79]，实际上就是将京控案中的民事案件排除在受理之中。
本来，刑部为严惩越诉诬控案中的讼师，已定有于本例加等治罪，又各加一等之例，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嘉庆二十二年，刑部又议请：嗣后在问刑衙门呈控事件者，令于呈尾将代作之人注明姓名籍贯住址，一并传案详讯，一经审属虚诬，将具呈人照例反坐，代作者与犯人同罪，其主唆之人起意者，仍以为首论。或审明另有唆讼别案，即照积惯讼棍例治罪，若呈内不将代作姓名住址开载，不准收理，集讯时代作之人提传未到，又别无证佐，即将所控立案不行，分别注销。嘉庆帝谕称“刑部所奏断不可行”。因为具呈之人，知有不写代作人姓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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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收理之例，势必诡托写人，以求准理，又或将素有仇隙者，豫为冒写，以图拖累，皆情事所必有，其代作呈词者，案情审实，与伊毫无所益，一经审虚，罪与原告同科，其人岂肯自将姓名载入呈内?!势必假捏诡名，脱身事外。及审虚坐诬之时，人本乌有，何从提讯?是科条愈繁，巧诈愈滋，于防伪除奸之道，相去益远，而抱屈衔冤之真情，无处申诉，莫若明白晚谕，俾小民简而易遵。
因惩治讼师连带的案件告理复杂化，这是乾嘉时期民事案件的一个重要变化。
由于讼师多由士子而来，这使此类讼师多了一层保护伞，也增加了惩治讼师的难度。如潜山讼师操祖铭“惯于讼，诡于讼”，由于操本人是监生，“兼恃强势，以济讼胆”。[80]许多文献记载，地方官于惩处有功名的讼师很感棘手。汪辉祖曾讲述他在湖南宁远做短县时整治士子干讼之不，认为很成功，并颇为得意地说：“故知衿士原多知礼，不当与讼师同日而语也。”据他讲，陈鹏年任江宁知府时，上任之始，即与诸生约：“有毁廉隅证争讼者，檄诸县，簿载其名，岁终报府，俟督学按试时上之。终公之任，诸生无证讼者。认为这也是治干讼之一法。”[81]自明中叶以来士子干讼已成为朝野关注的社会问题。[82]汤斌巡抚江苏时，也认为“学路久迷，人心日坏”，在《申饬学校以端士习事》中，列举种种不端之士习，大多与干讼有关，其中之一是“身为讼师，窝访卖访，各衙门线索在其掌握。”[83]乾隆三十六年，即严积惯讼师定例七年后，山东学政韦谦恒奏请士子干讼比照教唆词讼本律加等治罪，刑部为此定例：生员代人扛邦作证，审属虚诬，该地方官立行详请褫革衣顶，照教唆词讼本罪上各加一等治罪。如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