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南海蕴藏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相当于我国全部油气资源的三分之一，其中70%的油气资源都蕴藏在海面300米以下的深水区，南海因此被誉为“第二个波斯湾”。此外，科考人员在南海北部圈定了11个“可燃冰”矿体，储量惊人。深海勘探开采技术的创新将有助于我国充分开发南海油气资源，极大地缓解中国快速增长的油气需求和缺乏可靠的供应之间的矛盾。
（3）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进步助推我能源结构转型。当前我国的能源消耗以煤为主，带来巨大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我国政府已经把降低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加大清洁能源的利用作为今后能源发展战略的长远目标，并在“十二五”规划中设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体目标：到2015年，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达到4.78亿吨标准煤，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9.5%以上。我国太阳能光伏电池和风机的生产能力已位居世界前列，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技术瓶颈主要集中在并网技术等方面，如果并网技术和大规模储能技术能取得重大突破，将有力推动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及能源结构转型。
（三）旧能源秩序发生变化，新能源机制不断酝酿，有利于我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1）全球天然气贸易机制面临转型。一是全球天然气市场将加速形成。和原油不同，天然气一直未能形成全球性的市场，而只有欧洲、北美和亚洲三大区域性市场，这三大市场的天然气价差长期存在。美国天然气供应自给率的提升直接释放了大量液化天然气流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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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特别是亚洲和欧洲。随着原先进入美国市场的液化天然气更多转向欧洲和亚洲，液化天然气贸易的灵活性将全球天然气市场联系在一起，并打破原来以管道天然气为主的依靠长期合同垄断的贸易方式。
二是天然气价格将逐步与油价脱钩。随着非常规天然气占比的不断提高，天然气价格与油价将逐步脱钩。目前全球天然气贸易存在四大定价系统：一是北美以亨利枢纽为核心的定价系统；二是英国的虚拟平衡点（NBP）定价机制；三是东北亚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定价体系；四是前苏联地区采用的双边垄断的政府谈判定价模式。今后随着全球各大天然气市场的联系日趋加深，长期合同定价将逐渐为灵活市场定价所代替。目前天然气的定价权尚在争夺之中，哪种货币最终将成为天然气主要结算货币尚未确定。伴随着天然气重要性的上升，围绕天然气定价权的争夺将会愈演愈烈。
（2）亚洲建立原油期货交易中心已具备市场基础。国际石油市场已高度金融化，期货市场价格在国际石油定价中扮演主要角色。目前纽约商品交易所的低硫轻质原油（WTI）期货合约和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的布伦特原油（BRENT）期货合约是全球石油期货价格的标杆，国际石油定价权为美欧垄断。随着亚洲成为世界石油的主要进口地区，亚洲能源消费大国都在谋划打造本地区的原油期货交易平台。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先后推出了原油期货，试图建立亚洲原油期货交易中心，争抢“亚洲定价权”。但目前看来，由于制度设计和实际运行中的种种阻碍，尚无一家具备足够的影响力参与国际石油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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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亚洲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推出原油期货合约已经具备一定市场基础，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石油定价。
（3）全球核能合作机制面临新的调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欧洲掀起反核热浪，德国宣布彻底放弃核能，在2022年前关闭全部核电设施。日本于2012年1月6日公布了《核物质和反应堆管制法》新修正案，规定核电站的运转期限为40年。由于日本大部分核反应堆开始运行时间在1987年以前，因此这意味着日本将在2027年基本弃核。德国和日本等工业大国退出核能以及一些国家核能政策的转变，使正在酝酿中的国际核能合作框架（IFNEC）面临新的调整。国际核能合作框架是由拥有核技术的国家主导并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核燃料供应市场，在保证核国家和非核国家核燃料供应的同时，防范核扩散。福岛核事故一方面使国际核能发展陷入低谷，美俄垄断全球建立统一核燃料市场的进程放缓，另一方面也使我国核能面临一个技术跨越式发展、核燃料供应相对宽松的发展机遇期。
（四）我能源消费量持续增加，地缘政治外交压力加剧
（1）气候谈判压力日益加大。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成为焦点备受瞩目，受到的谈判压力日益增大。首先，发达国家认为我国应该纳入强制减排范围，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定资金支持。其次，欠发达国家和小岛国集团也要求我国充当发展中大国的表率，率先做出减排承诺。第三，代表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内部也充满矛盾，对我国造成一定压力。今后随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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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源消费量的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呈刚性增加趋势，面临的国际压力也将越来越大。
（2）周边国家竞争加剧。我国及周边邻国如日本、韩国、印度都是能源消费大国，各国为自身的发展考虑，在能源上的竞争不可避免。近年来，我国与周边邻国的能源竞争日益激烈。中日两国围绕从俄罗斯进口油气的“安大线”和“安纳线”以及东海油气资源开发进行了反复博弈和竞争，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围绕南海油气资源开发也展开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能源竞争往往与领土争议交织在一起，使情况更为复杂多变。
（3）海外利益保护问题日趋突出。2011年的中东北非乱局使我国的海外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根据国资委的统计，我国在利比亚共承包了50多个大型项目,主要集中在基建、电信领域。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13家央企在利比亚的投资项目暂停，涉及的项目总金额逾410亿元。当前中国的海外利益正处于扩展态势，深度与广度前所未有，海外利益对中国国力增长日益重要。从资源供应来看，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进口铁矿石6.2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63%；进口铜矿646.8万吨，对外依存度高达75％。从对外投资看，2011年中国非金融类海外投资已达到600亿美元，全球排名由2005年的第18位跃升至第5位。从布局来说，中国对外投资遍布全球各地以及各个行业，全面铺开。
下一个十年，中国海外利益扩张在量和质两方面都将出现新的飞跃。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的地从传统的东南亚、香港、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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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非洲、拉美、中亚、中东等地区转移，中国海外利益也从国家风险相对较低、较为熟悉的地区向国家风险相对较高、较为陌生的地区扩展，海外利益保护的压力也逐渐增大。
（五）中东北非政局动荡，我来自该地区的能源供应面临考验
（1）中东北非政局动荡影响全球石油供应和运输。中国在中东北非有着巨大的油气利益，而该地区地缘政治环境的多变，不仅影响国际石油供给，而且影响油价和中国石油进口，给中国能源安全带来严重挑战。当前利比亚、突尼斯、埃及的政府重建工作还存在各种各样的挑战，政治斗争引发政局不稳的可能性很大；叙利亚国内油气投资环境恶化，其政局仍在演变的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变数；伊朗核问题在短时间内解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危机升级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美国、欧盟对伊朗实施能源和金融制裁，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线风险增大。我国企业在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的油气项目已经受到政局动荡的影响，一些项目已被延迟或中断。
（2）中东北非一些新政权的亲西方态度对我不利。在中东北非变局中，美国、欧洲对该地区一些国家内部出现的反对派持支持态度，甚至直接武力干涉。北约通过空中打击帮助了利比亚反对派取得政权，不但扩大了其在中东北非的政治军事影响，也有利于其在战后利比亚资源的重新划分中占据优势。利比亚反对派上台后宣称要按照对其态度友好程度来确定其合作对象，西方国家由于为其提供了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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