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对中国出口将增加130亿美元，增长48%。其中主要获益国家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东盟对中国出口增加最多的产品类别是纺织品和服装、机械电子产品和其他制成品。其中，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制成品对中国出口增加13亿美元，新加坡的机械电子产品对中国出口增加13亿美元，泰国的纺织品和服装对中国出口增加17亿美元。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大大推动双方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双方在纺织和服装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制成品方面的产业内贸易将大幅增加。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本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吸引力，但相互投资特别是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在短期内不会大幅增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之所以能够增强本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区内区外的关税差别和原产地规则。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区外企业不在本区域投资就无法享受到该区域的关税优惠。而原产地规则发挥着压力机制的功能，外部企业只有符合该自由贸易区的原产地规则才可以享受关税优惠，没有相当数量的直接投资就无法达到原产地规则的要求，从而也无法获 得优惠关税待遇。
二是贸易转移效应导致的投资对贸易的替代。所谓贸易转移效应是指A国需要的某种产品B国、C国都能生产，但B国生产的产品不如C国质优价廉，因此，A国从C国进口该种产品，但是，A国、B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后，由于B国该种产品进入A国享受关税优惠，价格反而比C国产品便宜，于是B国的产品反而排挤了C国产品，这对C国来说就是贸易转移效应。C国企业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地位，可能就会到A国或B国进行投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将对区外的欧美日及其他国家产生一定的贸易转移效应，从而可能迫使他们增加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 三是开放领域的扩大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扩大开放、增加透明度和投资环境改善的信号，因而将促进投资。不仅如此，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日新自由贸易协定和欧盟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本身就包括投资保护条款、投资自由化措施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这更是对投资者的硬承诺，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和改善在区域内投资的盈利前景，因此能促进投资。另外，从长期看，因建立自由贸易区而形成的区域市场一体化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这也有利于吸引投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促进投资的机制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区内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减少或消失→在区域内经营成本下降(区域外企业经营成本相对上升)→区域内企业盈利机会增加→对本区域的投资增加。当然，这要具体分析不同行业对区域内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这里以取消自由贸易区内的高关税壁垒为例来说明对吸引外资的影响。目前，东盟对从中国进口的浮法玻璃、摩托车、酒和某些谷类、家禽和肉产品、糖等征收高额关税，有的产品关税超过100%，同时，中国对进口的蔬菜和水果、肉类产品、家禽和海产品、大米、糖、纺织品、服装和化工产品和饮料产品也征收20%以上的关税。如果在自由贸易区内取消这些产品的关税，将有利于中国在浮法玻璃、摩托车和某些农产品领域吸引外资，有利于东盟在纺织品、服装和化工产品行业吸引外资，有利于在某些农副产品、糖领域增加相互投资。 当然，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因素很多，而像跨国并购、汇率变化和投资来源国投资气候等因素又是经常变化的，因此，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并不意味着直接投资流入就一定会增加，也不意味着不发生剧烈波动。但是，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吸引外资的正面因素则是确定无疑的。 但是，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东盟相互间投资的促进作用在近期不会很大，特别是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不会大规模增加。因为，第一，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应将产生贸易对投资的替代作用。例如，原来一些东盟企业之所以到中国来投资，是因为存在关税、非关税壁垒，现在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了，就无需再将工厂搬到中国，只需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即可。第二，本自由贸易区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资本输入国，发展阶段还没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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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断扩大对外投资的地步。第三，本地区的多数国家存在严重的投资壁垒，而投资环境在短期内明显改善的可能性不大。第四，中国对东盟投资的起点很低，中国企业在适宜投资的较发达东盟国家缺乏应有的竞争力，而发展程度较低的东盟成员的投资障碍又较大。因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近期对双方相互投资的促进作用不会很大。 （3）关税的降低和直接投资的增加将促进双方的经济增长 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使中国和东盟的实际GDP增加76亿美元，其中中国增加22亿美元，增加率为0.27%，东盟增加54亿美元。在东盟方面增加率最高的是越南，达2.15%，从绝对值上看，增加最多的是印度尼西亚、达22.68亿美元(见表5)。
另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也将提高双方的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也会促进经济增长。根据Rybezynski的理论(该理论将增加的外商投资划分为主要在初级产业和制造业或者在轻工业与重化工业之间分配)，直接投资的增加将扩大产出水平，提高生产力，推动经济向更大规模、更高水平发展。表6显示出在不同外资分配划分方式下，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力提高的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如果增加30亿美元的FDI，制造业领域和重化工业的全要素生产力将提高0.853%和0.983%。该数据是在极其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取得的，但是，充分显示出FDI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率，从而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虽然增长不多，但重要的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所有成员国的经济增长都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所有成员国的实际GDP都将有所增长。
（4）降低非关税壁垒将有利于出口的扩大和经济福利的增加
非关税壁垒很难量化。UNCTAD(1994)研究报告指出，仅与通关相联系的各种程序所付出的成本相当于贸易总值的7%-10%，如果在这些领域协调一致，那么这些成本将减少25%，也就是说将增加相当于贸易总值1.75%-2.50%的收益。以2001年的数据计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通关程序的协调简化将使中国至少增加7.2亿美元的经济收益。
标准和认证的差别也阻碍了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美国商务部和欧盟委员会1998年的研究指出，全球贸易值25%的产品出口涉及技术条例，而其中15%-25%的技术条例成为出口的技术壁垒，这些技术壁垒源于不同的标准和认证。与标准和认证相关的技术条例造成的出口损失占总出口值的3.75%-6.25%。因此，如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能够使标准和认证统一，以2001年数据计算，则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因此增加6.86亿美元。总的看来，从降低非关税壁垒中，中国至少可获得14亿美元的额外收益(见表7)。
此外，贸易便利化能够增加两地的福利。双方通过建立区域内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协调海关、银行、运输部门的管理和经营，将大大提高双边贸易的效率。如果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电子商贸系统，将会使双方获得巨大的收益。通过双边相互承认协定，把标准、认证、技术条理统一起来，则可以大大减少检验、授信和认证的成本，同时检验和认证市场本身也会因双方的协调统一而扩大。至于知识产权保护，则可以通过双方的技术合作，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5）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近期对服务贸易的总体促进作用不会很大，但对某些领域将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世界贸易组织将服务分为商务服务、通讯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分销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健康服务、旅游服务、娱乐文化体育服务、运输服务和其他服务等12个类别。而服务贸易又分为四种形式：跨界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服务贸易的开放就是指这12个服务类别的4种贸易方式的开放。 由于许多服务活动天然的信息不对称和服务消费与生产的同步性，要对服务贸易开放的影响进行评估非常困难。从理论上说，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将促进货物贸易。世界银行最近对自由贸易区的研究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特别重要的积极作用，因为，第一，与货物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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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服务贸易的障碍主要是数量限制，服务贸易自由化不会造成贸易转移效应；第二，服务业的投入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基础性投入。另外，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还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由于自由贸易区，不仅不会产生排挤效应，反而有可能给区外有竞争力的服务提供者带来市场扩大的好处，因而有利于吸引区外服务业FDI。
服务贸易的开放问题也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开放程度会在WTO承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目前中国东盟之间的服务贸易水平之所以低到在统计上可以忽略不记的地步，除了双方都是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缺乏国际竞争力之外，还在于双方在服务贸易方面设置了许多障碍。东盟的贸易障碍中服务贸易障碍占的比重最大(参见分报告《东盟的贸易障碍》)。几乎所有的东盟国家都在电信、广播电视、金融保险、建筑、会计、法律、分销等领域设置了坚固的贸易屏障。其中，限制外资股权比例最多，且普遍存在于金融、保险及电信等行业。此外，行政程序繁杂(如申办工作证、临时居留证等程序繁杂及申请延期困难等)、内陆运输不便、通讯设备不足，以及信息取得不易等，也造成服务贸易发展的阻力。无庸讳言，中国也存在许多服务贸易障碍。如银行经营本币业务许可证制度、保险公司的规模、电信方面股权限制等。
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减少双方现在存在的服务贸易障碍，提升双方的服务贸易水平，并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但是，在近期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不会太大。因为，第一，自由贸易区给中国东盟服务业带来的优惠抵消不了在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劣势。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给东盟服务企业更多的优惠，仍然竞争不过欧美日的企业，从而也就难以对双方的服务贸易起促进作用。这就是说，由于中国和东盟主要国家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互补性不强，即便双方在市场准入方面都给对方以更大的自由和便利，也难以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这在金融、电信、分销、教育、健康服务等方面尤其如此。特别是在这些领域的商业存在方面，中国在东盟以及东盟在中国都不具备比较优势。这是由双方服务业在现阶段的发展水平决定的。第二，根据GATS规范，发展中国家可依法拒绝将许多服务部门纳入市场开放的承诺之中，中国东盟服务业的开放肯定将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主要东盟国家的服务贸易承诺表所涵盖的范围可能有限，其开放速度可能较为缓慢。近期自由化的程度将是有限的。许多限制在短期内难以取消。第三，双方有优势的服务部门，例如，旅游，已经相当开放，进一步开放的促进作用不大。当然，不同服务部门和不同国家情况会有所差异。
从行业来看，由于我国在金融、通讯和专业服务等方面不具备比较优势，中国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可能会增加进口，而具有较大出口潜力的部门是工程承包和文化服务方面。而在建筑、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等方面，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可能获益较多。例如，新加坡在建筑业、金融、咨询服务业、电信和教育培训等方面具备较大的比较优势，而中国具有在设计、建筑理念和经营管理上有待升级的庞大的建筑业市场以及大量的急于“充电”提高的劳动力，这将使新加坡成为中国服务业开放的最大受益者。 从国际服务贸易的四种提供方式看，跨境消费和自然人流动方面，中国的优势比较明显，跨境交付则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商业存在则是比较薄弱的环节。
（6）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利于增进国内竞争，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可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快贸易与关税改革开放步伐，为全面开放市场提供重要经验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一些产品的关税保护将取消，国内一些企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这将迫使企业改进技术、通过结构重组等手段提高竞争力，并进而推动整个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实际运作中允许成员国对敏感部门实施一定程度、一定时间的保护，使其在一体化过程中对经济结构重组不会造成过大的竞争压力。因此比多边贸易体系更具灵活性和可接受性，为成员国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深化体制改革赢得一定的时间，并成为面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必要的历练和缓冲。中国可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快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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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与关税改革开放步伐，为全面开放市场提供重要经验。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无疑在较小范围内为中国关税体制改革提供了国际环境，可以为全面开放市场提供经验。
3. 仔细阅读以下案例，然后自己找一个案例来分析，根据课堂上所讲述的反倾销内容，设计一反倾销应对方案（要求这一方案既符合WTO有关反倾销程序，又能最大限度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15%）。
案情：1986年8月25日，美国铁姆肯公司分别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投诉，指控中国11个轴承生产厂和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向美国倾销圆锥磙子轴承。铁姆肯公司以西班牙轴承价为依据，指控中国轴承的倾销幅度为115.9%,此后又以印度价为参考价，指控中国轴承的倾销幅度为285%。美国商务部于9月决定立案调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于10月初步裁定对美国工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12月，我方通过律师向美国商务部提出答辩材料。1987年2月2日，美商务部初步裁定中国轴承倾销幅度为18.9%,经过香港转口美国的轴承倾销幅度为1.03%,平均为9.65%。从2月2日起，美国海关即开始对中国轴承预征反倾销税。1987年3月底至4月初，美国商务部派人来华查证。1987年4月底，美商务部在华盛顿举行听证会，并于5月20日作出终裁：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没有倾销幅度，通过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向美国出口的轴承产品不受美国反倾销法的约束。
答：案例：
温州企业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入世界金属外壳打火机市场后，迅速改变了该市场主要由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垄断的格局。到2002年，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企业已达到500多家，年产金属外壳打火机5亿多只，年产值为25亿元人民币，出口数量占总产量的80%，占有世界市场的份额为70%，占有国内市场份额为95%，温州已成为世界金属外壳打火机的生产中心，而与此同时，日本和韩国原来的打火机企业90%以上已经停止生产。
2001年9月间，欧盟根据欧洲一些打火机制造商的要求，出台“防止儿童开启装置措施”法案(Child Resistance Act，CR法案)。该法案规定凡售价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均须设置安全装置。售价在1欧元左右的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将是该法案的适用对象。显然，该技术标准将起到限制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进入欧洲市场的作用，成为我国打火机出口欧盟的一项技术壁垒。在该法案正式出台之前，温州烟具协会就派员组团与国家外经贸部公平贸易局官员一起赴欧洲游说，但未能阻止该法案的通过。
2002年6月28日，欧盟发出公告，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包括一次性打火机、金属外壳打火机和汽油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按照WTO的规定，反倾销所涉及的出口商必须在15天内做出应诉反应，否则将作为自动放弃论，这可能导致我国出口到欧盟各国的打火机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
经过紧急磋商，温州烟具协会决定选取15家打火机企业进行损害抗辩，1家进行市场经济地位抗辩(即低于成本价)。2002年9月11日，欧盟反倾销委员会的几位官员两次到温州进行实地调查，对温州应诉企业的产品、销售、财务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核查，对应诉企业提出的意见和事实予以理解和认可。2002年10月8日，温州东方打火机厂获得欧盟的市场经济地位确认；2003年2月，欧盟有关方面决定不进行初裁，2003年7月14日，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撤回了对产自中国打火机的反倾销诉讼，反倾销程序自动终止。
历时1年零1个月的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反倾销诉讼事件是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遭受的第一起反倾销诉讼，引起各界高度关注。该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中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在于中国的民间组织第一次充当了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主角，为我们考察中国转轨时期行业协会的治理机制、协调机制及其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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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烟具协会在这场反倾销诉讼中将集体行动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对最终的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第一，烟具协会在整个案件过程中，自始至终承担了大量的公共服务：统一聘请应诉代理律师；成立应诉小组，为各应诉企业提供应诉所需要的行业材料；与立场一致的欧洲进口商协会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换意见；在欧盟官员来华现场调查期间，代表打火机行业进行游说和说服工作；代表本行业与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其他各利益关系方进行联络、信息传递和磋商。在这些服务中，协会所具有的信息优势非常明显。这是由于一方面协会平时就重视对行业有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在专业信息资料方面比其他机构，比如政府部门或企业都要更全面、更准确；另一方面，由于协会在整个社会网络中所处的特殊位置，许多信息都能够传递和反馈到协会，因而与别的组织相比，它更有能力得到各种信息。比如欧洲进口商协会与烟具协会长期保持着一种合作关系；生产企业会将本企业各种情况及时告知烟具协会；政府也会将相关信息向烟具协会通报。
第二，综合行业的利益要求并向政府进行表达，以争取政府支持。尽管烟具协会在本次反倾销案例中充分体现了作为一种自治性治理组织的优势，但是，它也并没有选择孤军作战，而是尽量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力争取得政府的支持与配合，甚至通过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以便于日后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类似的反倾销事件。在反倾销正式立案后，烟具协会与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共同在温州召开应诉工作会议，并确定总体应诉思路。在应诉过程中，政府积极与欧盟就“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进行交涉，为欧盟个案认定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地位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协会有关负责人也公开表示，政府要“给予企业对于WTO规则的指导和策略的研究。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还应该建立预警机制，帮助企业搜集国外相关产业的信息和发展动态”，等等。温州打火机行业有关人士甚至通过非正式渠道向当时的总理呼吁，要求政府给予支持。显然，这些利益表达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取得了政府政策的支持，形成了协会与政府之间不同治理机制的良性互动。
从理论上说，在集体行动中如果不克服成员坐享其成、搭顺风车的现象，将无法取得成功。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欧盟在1995年和1999年两次对进口打火机加了反倾销税，而温州打火机企业没有提起相应的诉讼；这次反倾销诉讼费用预算高达200万人民币，历时1年零1个月，无论由哪一家企业单独承担，都将是以一笔巨大的负担。16家最大打火机企业的参与，不仅分摊了公共费用，而且引起了政府的足够重视，中国政府的协助有利于促进行业协会与欧盟的对话和协调，增加了反倾销胜利的筹码。这表明了形成集体行动对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重要性。那么这次的反倾销案件中温州烟具协会是如何克服其会员搭便车行为的呢？
当时温州打火机对欧盟的出口比例高达60%，占据了80%的欧洲市场。如果不采取行动或者行动失败，加上之前刚刚通过的CR法案，温州打火机微薄的利润空间将会被无情打压，最终不得不退出欧洲市场，由此带来的损失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协会副会长黄静发称，当时“大家对多出一点(钱)，少出一点(钱)并不是很在意”。在反倾销一案中企业费用分摊比例方面，一般是规模大的企业捐得多，规模小的捐得少；至于一些规模很小的企业，在欧洲市场几乎没有出口，出不起也不愿出钱；在应诉启动后烟具协会建立的应对国外贸易壁垒专项基金筹措方面，则采取了按照各个成员企业出口份额进行分摊的办法。这种做法充分体现了能力与责任原则，将企业成员的成本和收益结合起来了，虽然温州500多家打火机企业中只有16家企业出钱，最终还是促成了集体行动。
发展行业协会应对国际市场竞争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面对反倾销申诉往往并不积极应诉，最后不得不退出实施反倾销国家的市场，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小企业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对抗这种贸易保护措施。另外，随着中国市场开放度的提高，有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采取倾销、垄断定价、搭售等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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