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用。它的重要性和意义就在于加强与提高教育行政的领导和管理, 以保证教育方针政策的有效贯彻, 推动教育工作的改进, 提高教育工作的质量, 促进教育的健康发展。清末的教育督导不仅是视学制度建立的基础, 也是学校教育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的保障。在教育督导过程中, 督导主体为视学官和各省提学使。
学部建立之初, 设立视学官职位, 在官制职守中明确规定了视学官的职责, 即专门巡视京外学务。同时, 在各省学务官制中也要求设立视学官, 因此, 部级视学官成为中央视学官, 省视学和县视学成为地方视学官, 视学机构的设立与人员的配备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视学制度。 ( 三) 废科举教育政策推行的重大举措
由于各种原因, ",钦定学堂章程在教育实践中未能得到推广与实施。1904 年1 月, 张百熙、张之洞与荣庆等人在奏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的同时, 继续对科举问题进行论述。他们在",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中指出, 学堂不能普及的根源在于经费问题, 筹措经费需要民间的力量, 然经费所以不能捐集者, 由科举未停, 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也。然则科举若不变通裁减, 则人情不免观望, 绅富孰肯筹捐, 经费断不能筹, 学堂断不能多, 建议从下届丙午科起, 递减科举中额。
1905 年, 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与结束, 日俄两国由敌对走向联合,并重新调整和加强在我国东北与朝鲜方面的势力, 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时人急筹挽救之法,而中国号称四万万人, 其能入学者最多达到十分之一,其余十分之九之人, 皆未受教育之益, 即于中国今日必当改革之故, 不能有所体会。学校教育政策的实施被摆到了救国救民的首要地位, 然而在教育现实中, 政策推行遇到了种种问题与困难。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1905 年, 清政府发布上谕, 著即自丙午科为始, 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并要求各省督抚力通筹, 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小学堂, 慎选师资, 广开民智。务期进德修业, 体用兼赅, 以副朝廷劝学作人之至意。清政府当机立断, 废除科举制度, 采取了类似开阡陌",的重大举措, 转变了人们对知识追求的方向, 促使社会对科学知识的重视, 为清末教育政策的推广扫除了制度障碍。自此以后, 教育政策推行获得了更宽广的现实空间和新的历史契机。
3、改革的具体内容
自 1901年西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西安颁布第一道“变法自强 ”的上谕始 ,到 1911 年清王朝倾覆止 ,清政府先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其中教育方面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一 ) 废科举
科举起于隋代 。在其初始 ,作为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的否定物 ,它曾经是一种含有历史合理性的东西 。但经历了一千多年后 , 这种制度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 。特别是明代开始 ,被称为“经义之文 ”的八股大盛 ,“遂使世之慕速化者 ,置经史实学于不问 ,竟取近科闱墨 ,模拟剽窃以弋科第 ”。[ 4 ]关于科举之弊 ,明代归有光曾指出 “士方没有濡迹于其间: ,不复知有人世当为之事 ,荣辱得丧 ,缠绵萦系 ,不可解脱 ,以至老死而不悟 。”[ 5 ]在此之后 ,批评科举和八股者代有人出 。然而 ,科举已成为一种教育传统 , 它比任何批评者更顽强 ! 百日维新甚至革除过八股 ,然而转瞬之间它又重新复活 。
1902年清政 府 下 诏 废 止 了 八 股 , 但 科 举 仍 未 被 逐 出 历 史 。1903年 ,袁世凯 、张之洞遂上奏亟呼废除科举 ,其中说 :“其患之深切著
明 ,足以为学校阻碍之者 ,实莫甚于科举 ??科举一日不废 ,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 ;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 ,国家永远无救世之人才 ,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 ,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 6 ]袁世凯其人不足论 ,但他的这番话毕竟正确说 明了科举与新式教育及国家的关系 。1905 年各省督抚会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折 》中 ,又进一步强调了停罢科举之意 。在这样的社会舆论压力下 ,清政府颁布了一道上谕 ,废止了科举 。同年 12月 ,清政府又谕令设立学部 ,作为管理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 ,自此教育行政才从礼部中独立出来 。从非议 、抨击到最后废止科举 ,前后经历了数百年 ,这是耐人寻味的 。但它的废止 ,改变了久被非议而不可触动的传统教育制度 ,做成了戊戌维新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 ,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革命性质的改革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初的“新政 ”比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更进步 、更有力 。因为时势战胜了传统 ,所以上个世纪无法实现的主张在这个世纪变成了现实 。 (二 )办学堂
呼唤人才是近代中国改革潮流的中心题目之一 。经历了庚子之变后 ,更多的人看到了这一点 。“江楚会奏 ”的第一疏开头便说 :“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 ,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 。人才之贫 ,由于见闻不广 ,学业不实 ;志气之弱 ,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 ,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 ,保邦致治 ,非人无由 。”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才是旧教育培养不出来的 ,因为他窒息了士子的创造意识和个性 ,于是有了兴学堂之举 。从恢复 、扩建京师大学堂开始 ,各省先后创办了高等学堂 、中学堂和小学堂 ,以及各种职业教育和女子教育 ,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仅见的兴办新式教育的热潮 。其间一些注重人才的殷实之家 、明达之士还私人出资兴学 。总之 ,到1909年 ,各类新式学堂达59117所 ,学生数逾160 万 , 在当时的中国 ,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 (三 ) 派游学
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 ,清政府采纳了刘坤一 、张之洞等提出的“多派士人出洋游学 ”的主张 ,通令各省迅速选派 ,鼓励自费留学 ,并让出使大臣留心察访华侨子弟就近留学 ,学成回国 ,经过考核 ,分别赐给进士 、举人 、贡生等项出身 ,予以任用 。选派留学生出国早在 19 世纪 70年代已经开始 ,而在甲午战争后数量大增 。新政期间 ,由于不分官费自费均以科名赏赐学成归国者 ,遂使留学成为潮流 ,在 20 世纪初年出现了第一次“留学热 ”。赴国外 ,尤其是赴日本留学几成一种风气 。清朝统治者的本意在于顺应时事 、培养既忠于朝廷又懂得西学的候补官员 ,指导思想并没有超出“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的范围 。但学生们在或多或少地接受西学之后 ,感受着民族危机的刺激 ,便逐渐走向朝廷的对立面 ,成为清朝统治者所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 。
在废科举 、兴学堂 、派游学的过程中 ,还产生了《钦定学堂章程 》(壬寅学制 )和《奏定学堂章程 》(癸卯学制 ) ,这是中国最早的学制 。前者因不够完备而没有实行 ,后者则明确地规定了从蒙养院到通儒院的各级学校的学制 ,采用新的教育内容和方式 ,并对学堂毕业的学生给予科名鼓励 ,从高小毕业到大学毕业分别授予附生 、贡生 、举人 、进士的功名 。这个学制的实行对20世纪中国学校教育制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它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 教育改革的影响
4、教育政策推行的能力限度
任何教育政策都有一个能力限度, 教育政策的能力限度是指教育政策在特定
范围内发挥功效的最高极限和有限性, 下面试图揭示清末学校教育政策的能力限度。
( 一) 长远的教育政策目标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
清末教育政策是统治阶层的政治意愿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是政府加大了干预管理教育的力度。国民教育是清末教育的根基, 是清末教育政策的首要目标。学部在",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明确指出: ", 国民之智愚贤否, 关国家之强弱盛衰。初等小学堂为教成全国人民之所, 本应随地广设, 使邑无不学之户, 家无不学之童, 始无负国民教育之实义。今学堂开办伊始, 虽未能一律齐设, 所有府、厅、州、县之各城镇, 应令酌筹官费, 速设初等小学以为模范。",[ 14] 292但全国各地在国民教育的普及程度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与人口数量相比, 学堂数和学生数显得微乎其微。美国学者曾对此进行过精确计算: 1910 年, 中国的人口总数为438 000 000 人, 学龄儿童为65 000 000 人, 而在官办学堂入学的儿童数仅为1 626 529 人。当时的直隶省人口为29 400 000 人, 学生数仅为242 247人, 山东省的人口数为39 000 000 人, 学堂数仅为60 765所。
引导与调控是教育政策的重要功能, 教育政策实施就是将政策功能得以发挥, 体现政策的公平性特征。但是, 根据宣统元年( 1909) 的数据, 清末学堂数量呈现了区域性的不均衡分布态势, 反映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从学堂数与学生数比例来看, 直隶、四川、湖南、湖北、广东、江苏、河南等省份为教育发达地区, 而一些边远省份如新疆、黑龙江等为教育不发达地区。全国各个省份在学堂数和学生数方面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教师是教育过程中的主体之一, 教师的素质和能力是影响办学质量的首要因素, 然而师资问题是清末办学中一个比较严重的瓶颈。当时教师的数量不足, 师资质量低下, 致使学堂办学质量无法保证。教育管理人员也是重要的教育者, 他们的素质、能力以及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共同构成了一种精神面貌, 从而决定了办学质量。在清末学堂的教育管理中, 不符合章程规定的管理人员对学堂教育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 二) 教育作用与社会政治取向间的背离
清末学校教育政策的社会功能就是通过确立教育制度及学堂教育活动, 为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培养所需人才。这些教育政策在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在社会效益的产出中产生了负面效益, 人才培养与社会发生了冲突和摩擦, 社会各阶层出现了分化与对立。教育政策的这些负面效应可以在清末的民变现象中去钩沉。
清末的民变现象是下层群众用直接诉诸行动的方式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 是中国社会内在矛盾激化的产物, 但波波相续、绵绵不绝的民变成了清末社会新陈代谢的内容。教育是民变事件的导火线之一, 也与社会变革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在社会秩序混乱的时局里, 清末学校教育政策的实施必然要受到影响, 甚至直接受到制约和破坏, 政策进程受到阻碍, 从而使教育政策产生了负面作用。
在科举制度停废后的几年间, 全国各地的毁学事件数量大增, 几成遍及全国之势。毁学以农民为主体, 以学堂为对象, 校舍建筑、教师、学生、书本、教学设备等都成为农民发泄对教育政策不满的出气筒。乡村毁学行为是清末农村反对", 新政", 的一种表现, 也是清末学校教育政策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的表现, 表明清末学校教育政策不仅没有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 反而削减了政策支持的基础。
5、新政改革的影响及意义
综观“新政 ”时期的教育改革 ,显然是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的产物 ,它不仅有洋务派“自强新政 ”的深深烙印 ,而且继承了百日维新的事业 , 奠定了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基础 。不仅如此 ,在某些部分比后者走得更远 。当时身任北洋大学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家立说 :“袁 (世凯 )和张 (之洞 )两位总督 ,目前已着手实施他们彻底废除旧式科举制度的计划 ,定期削减考取功名的名额 ,只需十年就将停科 ”。此后 ,学位概由书院颁发 。他称之为“一项革命性的法令 ”。丁家立以资产阶级的眼光看出 ,教育改革部分已经超出了改良的范围 。虽然教育制度的改革产生于自上而下的过程中 ,但160多万新式学生的出现和众多士类的淘汰 ,则直接和间接地牵动了整个社会 。新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旧教育的基础了 。“新政 ”造就了他们 ,他们又超出了“新政 ”划定的界限 ,奔向立宪和革命 。同这种政治倾向相适应 ,在当时大有社会影响的还有他们所传播的无神论 。无神论是中国早就有的东西 ,但新式知识分子把它同西方无神论者如狄德罗之说相结合 ,同西方自然科学和其他学说相结合 ,来宣扬无神论 。秋瑾说“人生原是最灵物 ,土木何能有性灵 ? 终日礼拜何益处 ? 反因潦倒困终身 ! 神仙鬼佛诸般说 ,尽是谣言哄弄人 。”这是针对义和团浓厚的迷信陋习 ,从明显的实例出发 ,引导人们否定鬼神 ,从无神论的观点去批判迷信的有神论 。在当时遍地都是有鬼有神的时代 ,用科学说明无鬼无神 ,对于民族观念的更新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
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 ”时期最富有积极意义而又有极大社会影响的内容 。清政府原想籍此造就“崇尚孔教 ,爱戴大清国 ”的人 ,实现王朝的自我挽救 ,但无论是在国内新式学堂中还是在留学生中 ,清政府并没有获得多少为己所用的人才 ,反而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士类的知识分子群体 ,成为王朝的掘墓人 。
三、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
1、不绝的薪火：抗战时期的教育
政府的关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其中91所遭日军的轰炸，财产损失巨大，25所院校因此被迫停办，继续维持的仅有83所。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数量也急剧下降，财产损失更高达3360余万元。而此时，由于日军占领了中国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地东南沿海地区，中国政府因此失去了占全部财税收入一半以上的关税，加上军费开支急剧上升，财政状况极为窘迫。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极力倡导实施战时非常教育或国防教育，主张将一切正规教育中断，高中及大专院校停办，师生员工应征入伍，共赴国难。
针对于此，蒋介石提出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观点：“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陈诚更是直接批驳战时非常教育“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养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
教育部根据以上精神制定了“战时需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
“我国高等教育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抗战是长期的，各种人才都不可缺少，而战后的建国事业，更需要大量人才，因此教育不能中断，是中国可以薪火相传的根本，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判断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这是一个奇迹。但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衣食无着，教育部长陈立夫便以个人名义借贷建立了贷金制度，凡经济来源断绝的学生，可直接向学校贷款以维持生活，贷金包括膳食及服装各项费用，并免费提供住宿。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 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8年抗战期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中小学教育也全部免费，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
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教育部于1938年特地拨经费给国立大学，令其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1938年到1944年，经济部共获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时任驻华参赞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30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抗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