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国民政府还选拔了1566名的自费或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和欧洲各国，其中包括了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黄纬禄、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彭桓武、屠守锷、郭永怀等8人，超过了“两弹一星”元勋总数的三分之一，另外还有杨振宁。当时在国外还约有2500名中国公费、自费留学生，其中家乡沦陷，断绝了经济来源的约占60%，国民政府决定拨款给予资助，总计数额达数十万美元（留美中国学生月津贴75美元，当时美国教师的平均月薪不过120美元）。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2、教育的溢光点
教育是百年大计，是一个国家复兴和富强的根本。正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投入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见到成效和回报，因此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是政府有无远见、是否负责的试金石。中国政府在抗战爆发，黑暗降临，胜利日还遥遥无期、无法预判之际，毅然摒弃了战时非常教育的实用主义的短视主张，将眼光投向了战后国家的复兴和重建，决定采取“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政策。此时东南沿海财富之地已经沦陷，财政收入损失大半，而同时为了抗战，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极其困难，但中国政府仍然将巨款投向了教育，对大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费，甚至提供食宿，对海外留学生给予救济，并继续派遣留学生赴海外学习，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准的国家栋梁，日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使得中国的学术薪火相传，存续不绝，并奠定了未来现代化发展的坚实基础。在民国时期，国家财力不足，还要饱受战火蹂躏。奇特的是，在动乱中，育事业却一枝独秀，民国政府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学校，有一些高校甚至得到了欧洲国家的认可和好评。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和工程师颁发和追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23位国家功臣被称为“两弹一星”元勋。当检视这些元勋的简历时，会发现一个惊奇的现象：他们当中有多人的大学生涯是在抗战时期大后方度过的，随后出国留学。在艰苦卓绝的全民抗战时期，这样一批科技精英、国家栋梁是这样集中培养出来的。
沉睡在历史画卷上的民国教育熠熠生辉，足可以为我国的教育现状提供照亮迷途的闪光点。民国成立初期实施的免费义务教育、充足的教育经费、优渥的教师待遇以及先进的教育理念，这些只能让现代教育望其项背。
3、民国大学的特点
一、大学起点高
民国元年（1912年）10月24日，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了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第一条即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3]这里直接就规定了大学的任务和培养人才的方向，那就是培养服务国家，报效祖国的高层次人才。这一点在民国大学办学上几乎成为共性。
武汉大学校长前王世杰说，“经深思熟虑后，认为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平的大学。”北洋大学在建校之初，课程设置，教科书选用等方面均以哈佛，耶鲁为蓝本。同样，交通大学校友钱学森回忆说，“1935年秋，我刚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就发现交通大学的课程安排全部照抄此校的，连实验课的实验内容也都是一样的。交通大学就是把此校搬到中国
来了！因此，当时交通大学的本科生教学水平在当时是属于世界先进前列的。” 二、大学严进严出
民国时期大学大都自行招考，招收学生一般都秉持宁缺毋滥的原则。魏寿昆回忆北洋大学时，“每年报考者是以二三千人计，但只录取一个班仅60人。”[5]交大招生秉持公正，坚决杜绝后门，宁缺毋滥。只要成绩合格，“虽家徒四壁，亦大加欢迎”；若是考分不够，“虽豪门巨绅，亦拒诸门外”。。。[6]1923年校长卢田炳私自免试收取数名学生，招致师生一致抗议，将他赶出校门。”北洋大学同样是“录取新生，宁缺毋滥，四十年来，精神一贯”。
就大学治学方面而言，同样是极为严格的。吴有训在执掌清华大学物理系时期，考进物理系的学生成绩均是名列前茅，然而“1929年入学学生11人，到1933年这一班毕业时，仅剩5人，淘汰率为54.6%。1930年入学学生13人，到1934年毕业时只剩4人，淘汰率为69.4%。1931年入学14人，到1935年毕业仅剩7人，淘汰率为50%，1932年入学28人，1936年毕业时仅剩5人，淘汰率为82.8%”。
在大学里，重视外语程度是现在所不可想象的。重视外语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学习西方的决心和态度。较高水平的外语教学，是学校能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接轨，可以直接订购英文原版教科书，毕业生留学英美，对英语均能应付自如。这一点在北洋大学，交通大学，以及教会大学里表现的尤为突出。 三、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与大学独立
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时，提出了相容并包的思想，给大学提出了明确的定义“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像之学府也。”才有了辜鸿铭，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文化大师。很难想象，在独裁，专制，风雨如晦的民国时期，师生基本人权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下，大学的民主和自由是难以想象的。“思想自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通例。” 蔡元培如是说。“一切党派退出中大”战后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吴有训如是说。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将民主共和思想深入入心。之后，大批留洋学者归国，带来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民主，至少是大学民主和自治受到主流文化的肯定，这在动荡的局势下，大学仍然保持着自治是殊为不易的。
当记者问生物化学家邹承鲁，“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12]记得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提不出意识形态，所以平津一带大学思想较为自由，国民政府统一中国时期，尽管蒋介石试图用单一的意识形态控制国民的思想，但是平津一代不受蒋介石直接控制，抗战的西南联大时期，又有地方军阀龙云的保护，党化教育日趋没落，意外的确保了西南联大的思想自由。大学的教授和校长努力使大学尽可能保持着自由的空气，为教学创造了相对优良的学术环境，抵制了浮躁的社会风气。抗战时期，“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的西南联大得以在极端困难的抗战时期维系生存的意志。学术本位，自觉抵制官本位，这在民国时期的大学之中并不罕见。 四、强大的民族精神与人文精神
民国时期，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都是弱项，国学却从不曾中断过。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有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国学四大导师”。北大有钱穆，冯友兰。他们没有因为中国大力引进，追赶西方的科学文化而崇洋媚外，相反，他们依旧不遗余力地弘扬国学。国学教育也一直极为重视。所有的国立大学都要必修国文。交通大学唐文治编写的《南洋公学新国文》一度成为风行一时的国文课本。清华大学的国文一直都是大一学生的必修课。
同样，张伯苓亲眼目睹了中国甲午战争的失败，下定决心，毅然退役海军，转向教育，坚持“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信念，穷毕生之精力建立南开学校和南开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周恩来等一大批优异的毕业生。至今仍然在海内外具有极高的影响力。
在中国贫弱到几近亡国灭种之时，汪精卫投降日本，蒋介石消极抗日，抗战前景黯淡之际，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却说，只要中国的文化还在，就算全部沦陷，也依然有光复的希望。刚毅坚卓的精神却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熠熠生辉!
4、闪光的深层原因
在我看来，民国教育受人称赞，主要可以归结于几个原因。 （一）具有办好教育的决心和魄力。
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孙中山先生注重师范教育，培育了大批教育人才，为教育事业展翅翱翔储备人力。在经费投入上，中央教育经费不能少于财政预算的百分之十五，省级政府的不得少于本身财政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五，县级政府的教育支出应当不少于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五。在对待私立学校的态度上，私立和公立繁荣发展，教育家包容私立学校，社会也认可它们。 （二）对教师的重视和尊重。
在民国，教师的工资极高，远远高于政府官员及工人，一个小学教师的月薪是警察的20倍，是县长的2倍。这个比例在今天看来肯定很难让人接受，因为教师的工资按照公务员的标准走。很多人都口口声声说教师应该受到尊敬，应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怎么提高？大学教授为了生计不得不走穴，这样能办好教育吗？
（三）高瞻远瞩的教育理念。
“崇科学、重文艺、讲实用”是民国教育的理念，这在现在看来也不过时，尤其是“讲实用”。为什么那么多的大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所学专业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出入太大，社会用不着。造成这个问题的一个主因是，大学专业设置不科学、不合理。再者，民国教育特别看重民主、自由、平等，教授通常承担着学校的管理工作，“教育独立”思潮涌现，没有过多的政府行政干预。
5、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在中国大陆维系了仅仅38年统治的中华民国，历经民国初年的黑暗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北伐，国共内战，残酷的中原大战，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尽管风雨飘摇，饱经沧桑，却依旧给当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不仅仅是培养那批有幸就读一流大学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的先辈，更向世人证明：中国，在战乱时期，也能拥有世界一流大学。
反观新中国，1952年院系调整，将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惨淡经营的大学几乎瓦解成文理分家，重工轻文，理工分家的非真正意义的大学，大学发展严重背离了先辈的思想。以意识形态划分界限，知识分子遭到严重而长期的迫害，随后的1958年“反右”，十年文革更是将昔日大学的精神内核深深践踏。六十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传统文化在大陆一度濒临灭绝，淹留一脉孤悬台港海外。当今日益浮躁的大陆学界，坐堂叫卖“国学”犹如艺场说书，但求名利双收，何须真才实学？有望成为硕学鸿儒者，凤毛麟角而已。
必须指出的是，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由于秉承“理工结合”的理念，同时拥有钱学森，华罗庚，严济慈，钱三强等大批尖端的一流学者，加
上院系调整的受益，科大无疑拥有一流的师资。以及70年内迁合肥，远离中央，更有80年代由方励之，管惟炎短暂支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使科大具备了较多的自治精神，并吸引了大批包括高考状元在内的优异生源。少年班的特色办学更是享誉海内外。前校长朱清时更是强调：“科大的崛起在于它远离中央”。这些都使科大具备了一些民国时期大学的以上关键要素而得以异军突起，成为新中国时期，后民国时代唯一一所类似民国大学模式的一流大学。据统计，科大平均每一千个本科毕业生出一个院士，遥居全国之冠。90年代，中科大又抵制扩招风和“大学城”，确保了生师比和生源质量。加之划归中科院直属，远离教育部的诸多干扰，地理位置比较安宁，海外留学人才纷至沓来更是使科大如虎添翼。
在除科大以外的诸多高校，时至今日，经历扩招之后，空有表面的繁荣，“大学城”，合并潮，更名潮层出不穷。大师级的人物已随时间不可逆转的消逝，大学至今未脱离“苏化”的窠臼，实质空洞，体制僵化，管理泛行政化，官本位严重，大学成为了政治的延续，党化教育强化。办学自主权仍然是奢谈，遑论民主与自治？招生问题矛盾日益尖锐，大学重量不重质地盲目扩招，罔顾教育规律，为了经费保障，又不惜招收本难以承担的生源，生师比攀升，教学质量下跌，人才培养质量必然下跌。
更为重要的是，就目前而言，一党体制下的政体势必不会过多容忍思想的自由，既得利益者为了“维稳”，视民主，自由为异类，思想上控制和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亦不断加强。大学教育亦长期受到一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生思想束缚在主流的意识形态之中，思想自由受到很大的掣肘，从根源影响了大学的进步和繁荣。“今日之中国，大师不出诺奖无缘，原因仍在体制对文化学术的思想桎梏未除。”同时，优秀文化的萧条造成在商品大潮冲击下的社会风气浮躁，学术与金钱、权术挂钩，又严重影响大学学风。大学俨然沦为社会风气的牺牲品，学术腐败严重，官本位突出，早已不再是“转移一时之风气”的大学了。囿于学术环境和政治，思想大环境的限制，导致一流人才大量流往国外，“星条旗下一流人才，五星红旗下二流人才”的局面方兴未艾。
与此相应，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是，中国在机械，造船，电子，精密仪器等关键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而遭到技术垄断。国防科技工业，航空工业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而落后西方强国；自主创新，原创性成果在世界科坛尚未形成气候。导致国家产业迟迟未能完成升级和转型，技术落后导致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又进一步凸现出来。从长远上缺乏一流大学导致文化软实力不足，对世界影响力不强。“中国在没能输出价值观之前，是不会成为大国的。”
五四的旗帜是“科学与民主”，岂有偏废之理？有科学而无民主，则科学无以昌明；有民主而无科学，则民主徒托空言。中国在五四后出现了一批学术大师，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学生，也在海外成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总之，当前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是高大的平庸，大学成为有体无魄的“象牙塔”。
观古鉴今，可以看到，目前我们实行的免费义务教育在民国时期已经开花结果，大批学子从中受益。所以可以说，多从民国教育中汲取经验对于发展现代教育是非常有裨益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太多。
四、建国后的教育状况
1、党的教育方针的制定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共和国的性质与任务，规定了共和国政权机关的组织原则和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原则，以及人民的权利与义务。它对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的各项工作，起着规范和指导的作用，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共和国教育的发展方向。
在《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对于共和国教育的性质、任务、方法，以及教育工作的步骤与重点明确地做出了以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应“提倡国民体育”。
《共同纲领》又规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
此外，《共同纲领》还规定：“人民政府应帮助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举行成立典礼。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与直接领导下，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研究和解决了当前全国教育工作中的一些共同性的问题，确定了全国教育建设的总方针，明确了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
这次会议取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成果。其要点是：
（1）重申了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其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其方法是理论与实际一致。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并强调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是一个“坚决改造”和“逐步实现”的过程。当前必须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防止在工作中出现“左”的或偏右的倾向和急躁情绪，以便积累比较成熟的经验。
（2）明确了建设共和国新教育基础和途径。提出“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 [2]的方针，这样才可以在改造旧教育和建设新教育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启示，取得更大的成绩。
（3）强调了教育必须为工农服务，必须为国家的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提出教育工作的发展应是普及与提高的结合，即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普及上面，并将这种教育与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的需要和长远的需要）密切地联系起来，使教育有计划地配合生产建设，培养各种建设人才。同时，各级各类学校都必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