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国家面临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要求高等教育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的建设，并根据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有高等教育的内容，要求高等学校准备和开始为工农开门，并使高等教育随着国家建设的逐步走上轨道，逐步走向计划化。[22]当时各产业部门提出高校培养人才要求“多”、“快”、“专”，也就是所学的业务要专，所用的时间要短，所造就的人数要多。钱俊瑞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中指出，为了有计划地配合生产建设，
全国高等学校的分布必须根据国家建设的总计划，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调整，提出了全面院系调整的要求。这篇文献是在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前发表的，再次向广大知识分子传达了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要求，明确对旧高等教育坚决改造的政策，并且提出当时改革旧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课程改革与院系调整。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一）几个问题的争论
1950年6月1-9日，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高等教育的方向与任务、大学如何培养国家建设急需的人才、课程改革、院系调整等几个问题。为满足当时产业部门对人才的培养提出的“专”、“快”、“多”要求，教育部在大学任务的确定、课程改革、院系调整等一系列问题上，表现出使大学专科化的倾向。对于大学与专科学校，大学的教授们认为两者应有区别，大学的任务是发展学术，培养具有系统、全面的理论基础，创造知识的“通才”，而专科学校以培养“专才”为任务，即在必要的理论基础之上，重点进行实用的技术性教育。如果大学主要承担培养“专才”的任务，将会对国家长远的发展不利。在争论高等教育的任务时，大多数的意见是反对把大学降低为技术专修科的。但为了解决严重缺乏千部的问题，最后釆取了“利用现在大学一部分师资和设备来协力解决当前经济建设中的困难。”一致同意“在各大学各学院添设必要的系和设立切合实际需要的专修科或训练班。” [23]
“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是第一吹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讨论比较激烈的问题，发言最多。当时绝大多数教授对“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教育方法均表示赞同，也承认旧教育内容脱离实际、旧教育的必须改革。[23]（P，217）但对理论怎样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理解，由此必然引发怎样进行对旧高等教育改革的不同看法，反映到对课程改革上，就形成了反对以“实用”为标准来取舍课程的观点，实际上反对过多取消基础课程；反映到改革学制上，反对把工学院独立办理；反映到院系调整上，则对进一步的院系调整不赞成。
由于在讨论各项问题时分歧很多，特别是在高等学校的性质任务、理论与实际一致、课程改革与实施方法等原则问题上更为明显。从这些分歧所反映出来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与改革高等学校问题的复杂性和可能遇到的困难，教育部显然事先估计不足，对于有些问题的提出，教育部也意识到可能过早了。[7]（P，42）但这并不影响中央对坚决改革旧的高等教育的决心，这可以从当时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结论上看出来。在这个结论中，钱俊瑞根据教育要服务于国家建设这个根本标准，指出要坚决地改革旧的高等学校，“因为旧的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恰正是教育与国家建设脱节（学非所用），是理论与实际分离，是大学之门工农莫入。反对进行这种改革是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是错误的。片面强调困难，或用种种藉口，拖延不改，也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就会违反共同纲领的要求，贻误国家的建设。”对在高教会上出现的分歧和争论，他强调了“实行这种改革的关键是教师的提高和培养，今后我们对于这
个问题应特别加以注意??对于教育内容的改造，即思想的改造，我们决不能性急。”并指出改革旧教育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过程。” [24]从钱俊瑞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绝大多数教授与教育部在怎样改革高等教育的问题上是持不同意见的，这就使得当时中央所要坚决实行的全面的高等教育改革工作遇到了重重“阻力”。因此，对这些教育者进行再教育，进行思想改造，也就势在必行了。 （二）五项草案的颁布
高等教育会议结束后，通过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专科学校暂行规程》、《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25]、《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26]以及《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27]五项草案。1950年8月，政务院又做出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这一系列法规及有关会议的政策决定，实际上标志了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初步建立，标志着高等教育向社会主义方向的转变。
在《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中，首先规定了高等学校包括大学和专门学院两类；大学及专门学院设若干系；附设切合实际需要的专修科或训练班；由一种课目或性质相近的课目的全体教师组成教学研究指导组（简称教研组）为教学的基本组织。教育部副部长韦悫对此有详细解释：大学和专门学院必须分工，“这是达到理论和实际一致最有效的办法。”“是为着使高等教育为各项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服务，同时是为着使大学和专门学院各自易于发展。这是我们发展高等教育的新方向。” [28]这实际上以法定的形式确定了大学和专门学院的组织形式，已经预示了按照“新方向”来调整高等学校势在必行。 对于高等学校的任务，《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中第二条作了如下规定：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进行教学工作，培养通晓基本理论并与实际运用的专门人才：如工程师、教师、医师、农业技师、财政经济干部、语文和艺术工作者。[29]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必然要通过具体教学来实现，因此，改革高等教育内容具体落实到课程改革上。《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中指出继续对高等学校的课程实行改革，要求高校各系课程必须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国防和文化建设当前与长期的需要，在系统的理论和知识的基础上，实行适当的专门化，应根据精简的原则，有重点地设置和加强必需的和重要的课程，删除那些重复的和不必需的课程和内容，并力求各种学科的相互联系和衔接。1950年9月13日，经过多方讨论后的《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摘要》颁布，其中包括高等学校文法两院各系课程草案摘要和高等学校理工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摘要。在这个课程草案中，对于每个系具体培养什么人才均有具体规定，并根据各自不同的任务规定各系的必修课、选修课。例如，中国语文系的任务是“培养学生充分掌握中国语文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使成为文艺工作和一般文教工作的干部。” [30]此外，《高等学校课程草案》还对各系的课程的内容、讲授目的、学时学分、教材等均有详细规定。此草案的颁布标志着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对于各系具体任务的确定使得这种深入有了明确的目标。
5、 对高等教育工作者的思想改造
对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既定的方针。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领域，所以这一政策率先在教育界贯彻，并推向全国。在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政策的基础上，从1950年下半年，特别是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之后，逐渐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这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运动及国
民经济在恢复中改造与发展的客观形势密切相关。
组织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学习，目的是提高政治觉悟，反对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知识分子参加政治学习的组织形式有三种，一是参加革命大学或短期培训班；二是参加教育行政机关举办的假期研究会、报告会、讲习班等；三是参加本单位的学习小组。[31]政治学习的具体内容，始终没有统一的规定，北平刚解放时各校自发的学习活动，讨论时事政策占了相当的比重。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上指出理论学习必须密切结合思想实际，即“把理论学习作为改造思想的武器，改造思想作为理论学习的直接目的。”表明政治学习的内容要与实际联系到一起，这就使教师们政治学习的目的从增进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对新中国的政权的认同转变为联系实际，转变为对学术思想的批判，为改造旧教育服务，为改造思想服务。例如，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第一班业务批判是在六个多月的政治学习基础上进行的，业务批判的学习，共分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法律、文艺、自然科学等八组，说明业务批判“主要是挖掘旧业务的思想根源，并找出旧业务的主导思想怎样支配了他的行动。” [32]当时，“超阶级”、“超政治”是每一个业务组都首先批判了的旧业务思想。批判了代表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宇宙观。其次，每个业务小组又批判了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机械的思想方法和不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理论与实践脱离的错误。[33]通过政治学习，教师们不仅认同了新政权，而且更重要的是，教师们开始检讨自己的阶级立场和业务观点，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初步的思想改造。
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是当时中央所号召的。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说：“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 [34]在中央的倡导下，1949年底至1951年底，数十万的知识分子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当时参加土改的高校教师和学生们基本上是以工作队员的身份出现的，因此，诸如了解农民情况、发动群众、整顿农会、准备和召开控诉大会、斗地主恶霸、初步审查地亩与划成分、分田地等等一系列土改工作他们都参加了。回校后，他们经过认真的思想总结，收获颇为明显，主要表现在阶级立场、阶级观点、阶级意识、劳动观点、群众观点的确立、阶级感情的转变，以及对于自身及旧学术的批判等许多方面。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转变是参加土改工作的知识分子公认的主要收获，因为在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也不得不在土改中确立自己的立场，几乎所有的土改总结中都首先谈到了自己阶级立场的问题。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吴景超教授《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心得》[35]一文。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的获得也是土改的重要收获。通过土改，教授们参与到了热火朝天的社会生活中去，真切的认识、体会到了社会巨大、深刻的变革。也认识到了在新的制度的建立后，为了认识、融入社会，自身必须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这为后来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奠定了基础。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为了动员广大群众支援战争，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运动中要求“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1950年11月1日，《人民教育》发表社论《开展抗美援朝的政治教育》，要求中等以上学校系统地揭露、批判美帝国主义过去在中国所传播的一切有毒害的思想影响，一切对美帝的幻想，国民党过去的欺骗，恐美病，所谓美国“民主”，美国生活方式，美国科学、文化，美国的强大等等。[36]在这场运动
中，知识分子成为当然的重点，特别是教会大学。控诉美帝的文化侵略使曾接受美国教育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受到了触动，通过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极大地消除了亲美、恐美心理，这就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进一步消除崇美思想打下了基础，也对在意识形态领域清除帝国主义文化意识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
1951年暑假期间，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组织全校职员进行了40多天的政治学习，根据这次学习的经验，他建议把它推广到全校教师中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认为这种学习在全国高等学校中是必要的，决定组织北京天津20所高等学校的3000多教师同时进行改造思想的学习，并且准备利用北京、天津的经验，进一步向全国高等教育界普遍展开这个改造思想的学习运动。为了统一领导北京天津两市高等学校教师的这一学习运动，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下成立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总会”（简称总学委会）。全国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首先在京、津高校中拉开了帷幕。[37]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短评——《认真展开高等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短评指出教师的思想改造是当前改革教育工作上的一件值得十分重视的事情。“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作，乃是改革旧教育的重要前提之一。”此外，短评还指出北京、天津各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对于全国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对于全国高等学校，具有示范的作用。希望中央教育部能够把这次学习运动的经验，及时推广到全国各高等学校中去。[38]这样，从京津高校开始的学习运动最后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大致看来，这场运动由三个阶段组成：一、动员学习；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组织）清理总结。
1952年1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发出通知，决定 目前全国各界社会人士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要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39] 1月22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指出“‘三反’运动是目前最实际的思想改造，故教育界、文艺界的思想改造学习未开始者应由‘三反’开始，已开始者亦应转入‘三反’，在‘三反’斗争中解决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然后再回到原定计划。”并对在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作了具体规定，提出各级学校教师都要“洗澡过关”：各级学校的教师和高等学校的学生均应参加“三反”运动的学习，其有贪污浪费行为者亦应坦白。1952年3月13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指出各地高等学校要批判和打击现在学校中仍普遍和严重存在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如崇拜英美、狭隘民族主义、宗派主义、自私自利、对人民国家不负责、保守观点等），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在极大多数学校现在仍然居于实际的支配地位，严重地阻碍教育的改革和国家建设人才的培养。因此，“每个教师必须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实行‘洗澡’和‘过关’。”“为进一步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教育事业的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
历时一年多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通过这一运动，使广大知识分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初步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改革旧的高等教育奠定了思想基础。
1952年4月16日，全国工学院调整的方案公布，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积极实现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指出“我们的国家正在积极地准备走向
工业化。要发展工业，首先是重工业，就迫切地需要大批的高级技术人才。”“培养工业技术人才，对国家的工业化具有决定的意义。全国工学院的调整对于我国工业人才的培养将有重大的贡献。” [40]这实际上阐明了院系调整要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重大意义。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公布后，经过“三反”运动“洗澡”的高校教师们纷纷表态，表示坚决拥护院系调整。此次的院系调整是参照苏联经验而进行的一个带根本性质的改革高等教育的步骤。之所以说它是带根本性质的改革，是因为它不仅把几个学校同一类的师资和设备合理集中在一起，使人力物力发挥更大的效率，同时，此次院系调整是根据苏联的制度，把过去的教学制度、教学组织、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等一律加以根本改革，走向了具有高度计划性与组织性的苏联教学制度。因此，“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是顺利进行院系调整的与课程改革的关键”。[3]这次的院系调整工作“不仅是量的改变，同时更是质的改变。不仅是形式的改变，同时更是精神的思想的改变。”
6、严重的挫折
（一）文革时期的高等教育概况
文革前全国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大约2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例很少。这些出生于解放前生长在红旗下的年轻大学生显然是国家的骄子。尽管1960年以后各个高校均拒绝录取某些高考成绩达标而“出身不好”的学子，但当时的在校大学生从整体上说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但是从天而降的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地改变了这批骄子的命运。
1966年在毛泽东的直接号召下，中央文革的直接指挥下，以北京高校为首的在校大学生们义无反顾的充当了造反的先锋。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外信息受到高度控制，全国人民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世界革命的领袖。革命和斗争的元素每日都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单位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基本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工农兵大学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泽东思想改变教育系统，即将激进的思维强加到各大院校中。工农兵学员虽然文化水平低，但是由于其政治立场和后台，往往可以随意批判学术权威，他们中还有不少人编写政治思想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教材等供中小学使用。在新的体制下，意识形态的灌输取代了知识的传授，学校的中心任务是培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新人。1973年，辽宁考生张铁生因为在高校招生考试中交白卷而成为‘反潮流英雄’，文化虚无主义之风迷漫全社会。
工农兵学员招收持续到1976年，虽然也有个别人日后做出成绩，但总体上这是中国各大院校历史上学生地位最高而学生素质最低的奇特阶段。这一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步履维艰，即使在文革结束后，也是一时难以恢复元气！从国立华侨大学文革前后的发展，我们可见一斑！
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中国各级、各大教育机构基本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图书馆藏书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