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获得足够的信息进行判断，因此也就缺乏把信访人反映的所有情况都逐一加以核实的能力，而“拖延”便成了一种半制度化的信息过滤手段。由于高昂的上访成本一般人难以承受，能够在拖延中坚持下来的上访，才可以被政府作为确需解决的问题的判断前提之一(实践中通常认为：来访比书信紧急;缠访比一般上访紧急;越级上访比逐级上访紧急;进京上访比省内上访紧急;集体上访比个人上访紧急)。这意味着，上访人上访若想得到重视，首先就得经过这种痛苦的筛选和磨砺过程。然而拖延的成本对于政府来说也是极为高昂的。拖延在“吓退”一些上访者的同时，也可能使令另一些上访者失去耐心，从而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来表明问题的紧迫性。 第三、“打压”、“拔钉子”。面对一些难以解决的信访问题，很多地方政府采取了非法手段予以压制(如：盯梢跟踪、强制截访、罚款、送精神病院、劳教、办学习班、拘留、判刑等)。在各种上访中，政府最感头疼的就是集体上访，因为其直接触到了国家最敏感的组织神经，同时也对基层官员的政治生命构成直接的威胁。因此，“拔钉子”(打击上访的组织者)便成了地方政府的对策之一。
第四、“开口子”。所谓“开口子”就是将上访过程中可能危及权力合法性的矛盾进行局部化的处理，将群众所追求的普遍化的平等用特殊化的、非例行化的手段来摆平。 “开口子”容易，但要事前防止和事后堵住“开口子”带来的各
种漏洞却是实践中需要不断磨砺的一种技术。
第五、“揭盖子”。 “揭盖子”就是上级完全对照文件来检查下级的执行情况，并彻查文件执行中所发生的种种问题。上级对下级行为的过问和处理，并不完全是由事情本身对错或真假而决定的，什么事情需要保，什么时候需要保，这一切取决于科层同一级内部或不同级之间权力平衡的需要，取决于安定团结局面的需要。如果通过其他方式都还不能摆平事端的时候，上级就有可能将下级作为牺牲品抛出来平息民怨。
信访问题的解决过程其实就是政府与信访人之间的博弈过程，尽管这种博弈并非出自双方的本意，但却真实地存在当前信访活动中。
三、民众选择信访的原因分析 (一)信访人的潜意识作用
诉苦意识：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告状中，诉苦是一种基本话语。诉苦话语是中国社会德治传统的一部分，是在西汉以后以礼入法、法律逐渐为儒家的精神所渗透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诉苦这种新形塑的心态是社会中一个重要的、游动的权力支点，它以复杂和微妙的方式契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对各种社会关系产生着灵活的影响。
平等意识:中国一直存在着强调等级与追求均平的张力。这种张力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读。一个解读的角度可称之为
“差序的平等”。也就是说，传统中国的社会格局既是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对上下、贵贱、内外、亲疏的序别是着力凸现的，但同时又强调在同一序列上的均平，强调在维持差等大秩序下的平等对待。另一个角度则可以从宗法共同体内的权利平衡和分化来解读。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是一个宗法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虽然在各等级之间没有平等可言，但对每一等级内部的阶级分化却有严格的抑制作用。它把“村社民主”与宗法专制、“村社平均”与宗法剥削有机地结合起来，给以农民逃避竞争、分化、风险、动荡的保护，给他们带来安全、宁谧、信赖将来的感觉。
“官治”意识：受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思想的渗透， “官本观念”、“权力观念”的法律文化和行政文化已长期积淀于民众之心。一些民商事和行政案件，本可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但民众总认为领导的级别越高、批示越明确，解决问题就越快。这种贯穿于上下级官员和民众之间的政治逻辑，形成了内在的循环，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信访的依赖。
“青天”意识：中国民众有崇尚“青天”的历史传统，民众对权力的迷信远远超出对法律的坚信，他们期盼“青天”的出现，即使“天高皇帝远”，也要不辞万里寻求。加之当前新闻媒体舆论导向的偏差，更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青天”
的依赖。
(二)司法权威缺失和司法不公
在司法权威没有真正树立且未获得社会公众的普遍信任和支持的当今，民众完全有理由怀疑，一个比政府级别低、而且人财物还仰赖政府的司法机关，究竟能否独立行使裁判权。事实上党政机关负责人的指示远比司法机关的裁判管用得多。与此同时，司法不公也是信访产生的根源之一。一些司法人员把法律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利的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从而激发了民众信访维权的意愿。
(三)了事成本的权衡考虑
从法理上讲，诉讼是解决纠纷的最终救济手段，公平裁决是诉讼的终极追求。正是由于诉讼具有最终救济特性和公平的终极性，也就决定了诉讼必须适应绝大多数纠纷解决的需要。因此，法律为了实现社会所接受的公平正义，不得不在诉讼程序计上叠加设计。而程序的叠加无形中增大了诉讼成本，尤其是当前司法腐败和执行难问题的客观存在，更增加了民众的担忧。而信访却具有诉讼无可比拟的优势(可诉内容广泛、解决方式快捷灵活，程序无终极等)，也正由此才诱发民众弃讼择访。 (四)政治体制上的弊病
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有三个重要特征：一、地方事务中央
化;二、行政事务政治化;三、司法事务行政化。由此，我们可以将信访困局的体制根源归为三点：第一、中央集权的良性运行不仅需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而且需要以良好的地方治理为基础，然而近年来却有相当一部分地方政权呈退化趋势;20第二、威权政治将合法性建立在统治精英的“先进性”和“行仁政”的基础之上，21需要大量德才兼备的官员来支撑其良好运作，然而我们当前的干部队伍还远远不能适应这一要求;第三、行政主导的体制赋予了科层组织过多的使命，而当今科层制在理性化和治理技术方面存在着先天不足。
(五)其他深层次社会原因
1、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当公民权利受到公权力侵害或没有得到应有维护时，西方国家有让人信服的法律救济途径，而中国却缺乏。同时像中国如此普遍而持久地造成对公民权利侵害的情况是不多见的。所以一则是制造访民的源头不断，一则是救济访民的路径不畅，如此以来，必然造成上访大潮的泛滥。
2、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的拉大引发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同时也唤起了民众对权利维护的意识。社会舆论的一边倒，是支撑访民的民情基础与精神源泉。
3、公权公信力的缺失。公权在化解上访问题的努力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