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规模显著大于经济规模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说明中国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发生机制具有特殊性。到了货币流动性已经严重过剩的今天，我们已经应该从发展战略的高度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深度，重新认识与探讨中国货币供给合理增长率的边界了，否则若仍以目前的速度增长，每六年中国的货币存量就会比美国大出1倍，过剩货币对经济运行的压力就会不断攀升到新高度。
以上四个问题可能是由于我知识不够和孤陋寡闻，所以想不出答案，但我也的确没有看到过有关的有深度的分析文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只分析货币流动性的现象和影响，不深入分析过剩流动性产生的源头，对宏观调控来说是绝对不行的。我的初步认识是，这是一个新全球化浪潮的结果。比如，大量外资流入就是一个货币流动性过剩的直接原因。因为国外资金流入中国的银行体系后，会立即参与中国的货币创造过程，产生与中国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同样效果。而贸易顺差的放大，只要不沿用央行以基础货币收购贸易顺差所形成的外汇收入的方法，就仍然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长（因为出口商品在国内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央行已经为此投放了等量的货币，可能体现为商业银行向出口生产企业的贷款，出口企业在获得出口收入后，又归还了这笔贷款），货币流动性就不会因为贸易顺差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热钱”的流入则不同，会增加中国银行体系内的资金总额，所以是货币流动性增长的直接原因。2003～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新增额为7798.9亿美元，而同期的贸易顺差额为3369.5亿美元，仅占43.2%，同期的非贸易顺差外汇流入则占到了56.8%，为4429.4亿美元，央行为此需要投入超过3.6万亿元的基础货币，按5倍的货币乘数计算，形成了18.2万亿元的广义货币，比同期广义货币16.1万亿元的增长还大出2万亿元，可见非贸易顺差的外资流入，是中国货币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当然过剩流动性产生的原因可能还远不只这些，还需要做更多的深入研究。 中国存在巨大的过剩货币，不管原因如何以及是否合理，已经是一个客观现实。货币资本的特性是必须寻找到更高的回报，所以仅仅靠“堵”是堵不住货币资本对资本市场的冲击的，所以在努力回收过剩流动性的同时，对已经存在的巨大货币存量，也必须加以合理的疏导。特别是以中国的存量货币规模对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论，已经是美国的3倍，而美国在以中国1/3相对货币规模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超过GDP200%股市规模，并已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地产泡沫，可见中国的货币规模对资本市场的压力有多大。
思考题：请你就其中的一个或多个谜题谈谈看法。
提示：中国存在巨大的过剩货币的原因，下面这些解释有否道理，如，黑灰经济占款—黑色、灰色交易占用现金，产值却未计入GDP，货币相对官方产值过剩；两极分化僵住了钱包—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钱多的人不需花钱，钱少的人不敢花钱等等。
第十章 货币需求案例分析
[日期：2009-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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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超额”货币需求研究—从金融资产积累角度的考察
郭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M2增长速度经常高达30％以上，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率之和；M2与GDP之比也不断上升，从1993年开始大于l；货币流通速度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往往被人们称为“超额”货币需求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超额”货币需求问题。其中不乏卓越的理论贡献，同时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
(1)价格指数说和地下经济说置疑我国的物价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是否准确。但从结果上看，即使调整了统计数据，也只是减轻了货币需求的“超额”程度，而没有回答其产生原因。
(2)货币化说把货币化率引入货币需求函数。它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解释现实的能力，在M/Y明显大于1之前得到了广泛运用。但货币化率很难准确测算，其理论阐述与衡量指标之间是脱节的。
(3)金融化说指出，世界各主要国家都经历了货币流通速度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逐渐下降，以后又随着金融资产多样化转而上升的过程。因此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个事买不仅没有回答“超额”货币需求出现的原因，反而在空间上扩大了这个问题。
(4)流通速度下降说将“超额”货币需求归因于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但是货币流通速度综合了太多的因素，使之很难成为货币需求函数中的独立要素。 一、角度和出发点
本文的分析角度属于宏观角度，关注的始终是宏观经济总量与货币需求之间的数量关系。本文的切入点，不是货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供求关系，而是作为金融资产的货币的积
累过程。即在一定的货币需求动机下，作为信用关系载体的货币是如何创造出来和积累起来的。
本文从现代经济中的以下三个事实出发：(1)现代经济中的货币不仅是交易媒介和持有资产的一种形式，更是资本循环的目的本身。增量货币注入成为经济正常运转的必然要求。(2)货币总量中既有现实流通的货币，也有暂不流通的货币，前者不断向后者转化。因此，货币流通不仅是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而且是包括货币注入和退出的完整过程。（3）货币的载体是金融工具，体现经济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和储蓄与投资在经济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决定货币形成的不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和微观经济主体的需求，还有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收入与货币的数量关系
收入是流量概念，货币是存量概念。每年收入形成的货币在货币总量中只占较小部分。货币增量与收入流量之间的关系较为直接，货币存量与收入流量之间则是通过货币增量间接发生关系。
在数学上可以证明，货币存量与收入流量之比M/Y和货币增长率都是关于时间T的收敛的指数函数。前者是增函数，后者是减函数。如果收入增长率和货币储蓄率一定，M/Y的总体趋势是上升，但上升速度逐渐减慢，达到极限位置后就不再上升。而货币增长率的总体趋势是下降，但下降速度逐渐减慢，达到极限位置后就不再下降。具体的曲线位置取决于收入增长率和货币储蓄率。收入增长率越低，货币储蓄率越高，M/Y的极限位置就越高。随着M/Y越来越逼近极限位置，“超额”货币将趋于消失。
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就有“超额”货币需求现象，但其幅度很小。由于收入分配集中，货币储蓄率不高，M/Y的极限位置也很低，M/Y上升并不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了，储蓄与投资分离了，货币储蓄率大大提高，M/Y的极限位置显著上移了，M/Y也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超额”货币现象开始变得突出。
“超额”货币现象随着经济波动而变化，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周期性波动。在经济上升阶段，“超额”货币现象较为明显；在经济收缩阶段，“超额”货币现象有所减弱。随着M/Y越来越接近极限位置，收缩阶段的货币增长率可能会低于收入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二是阶段性波动。由于收入增长率、货币储蓄率和通货膨胀率的长期位置变化，可能使M/Y曲线转向更高或更低的位置。 三、我国金融资产积累的特点
金融资产积累的过程，就是收入流量实现和增量金融资产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部门之间的储蓄投资分离程度、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结构和金融资产结构，决定了一定收入水平下货币增量形成之多少。部门之间的储蓄投资分离程度越高，资产负债结构越复杂,
一定收入水平下形成的金融资产总量就越多。金融资产结构越复杂，非货币金融工具越发达，金融资产总量中货币的比重就越小。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货币需求更多的是金融资产结构问题；而在中国,更多的是金融资产总量问题。
我国资金宏观配置格局的基本特点是，通过银行融资的主要渠道，以货币、贷款为主要金融工具，将住户部门的储蓄配置给企业部门使用，以住户高储蓄支持企业部门的高投资。在这样的格局下，我国的金融资产积累过程可以概括为：增量货币以信贷方式通过企业部门注入经济，货币退出现实流通则主要是通过住户部门积累金融资产。
我国的储蓄与投资的分离程度较高，同时各部门的金融资产结构单一，货币的比重占绝对优势。由于货币储蓄率高，尽管GDP增长快，M/Y的极限位置仍远远高于M/Y已经达到的位置。如果这个格局基本稳定，可以预料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有“超额”货币需求现象。 四、“超额”货币需求的发展趋势
在我国目前的资金宏观配置格局下，非金融企业部门承担的投资职能，与其获得的收入份额和自我积累能力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影响经济、金融运行和发展的程度。主要表现在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缺乏自我积累能力，对外部资金严重依赖，造成债务负担沉重；企业承担新增债务能力下降，导致宏观经济的货币注入流量不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严重。调整资金宏观配置格局已经势在必行。
我国资金宏观配置的调整方向在于：住户部门的实物投资比重上升，金融资产中非货币资产比重上升，代之以证券、保险、养老金等。随着资金宏观配置格局的调整，货币储蓄率将呈下降趋势，由目前的l 8％下降到l 5％～12％。这取决于调整的速度和力度。由于货币储蓄率下降，M/Y的极限位置也将下降，而目前了M/Y的位置已较高，“超额”货币现象将更快地趋干消失．
如果我国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M/Y将在5~10年内基本到达极限值域。同时货币增长率趋于下降，货币增长率长期明显大于名义收入增长率的情况将基本消失。甚至可能出现M/Y的极限位置降到已经达到的值以下，转而有货币“失踪”的现象。
思考题：我国的超额货币需求如果合理，货币供给是否要适应这个现实？怎样做？ 提示：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就是正常的而且是必须的，否则会出现供给不足。
第十三章 金融与经济发展案例分析
[日期：2009-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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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的经验与教训
20世纪90年代，拉美出现了广泛的金融自由化，现在，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已经成为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经典案例；其中，墨西哥危机尤为典型。墨西哥银行在私有化后，银行信贷大量增加，不良贷款和坏账也不断增长。1991年12月至1994年9月，高风险资产与银行净资产之比从51%上升到70%。
拉美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的目标主要是消除“金融压抑”。 拉美实施过2次较大规模的金融自由化。第一次始于70年代中期，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爆发后逐渐趋于停顿。第二次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上半期达到高潮。
拉美的第一次金融自由化主要是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国家进行的。在战后至7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1. 5％，其他拉美国家则为3. 4％。因此，70年代中期，它们在拉美地区GNP中所占的比重从三分之一下降到不足四分之一。尽管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依然居拉美之首，但智利则从第3名下降到第7名，乌拉圭从第2名跌至第5名。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拉美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落伍应归咎于政府的过度干预。而在金融领域，政府过度干预造成的后果就是“金融压抑”。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过低的利率（有时甚至是负利率）是造成储蓄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这样的利率难以使消费者放弃消费，将节蓄存入银行。第二，过低的利率不利于金融中介的发展。由于有些企业得到了低利率的信贷，有些企业得不到，因此市场是分割的，从而使资源难以得到有效的配置。第三，金融资产的数量和种类十分有限。在这些国家，M2相当于GNP的比重仅为20％，而台湾为60％。韩国和墨西哥在30％左右。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实施金融自由化，主要包括：建立国内资本市场，放开利率，大幅度减少或甚至取消对信贷的限制，降低进入金融部门的壁垒，降低银行准备金要求，对一些国有银行实施私有化，允许在国内开设外汇存款帐户以及逐步放松对外资流入和流出的限制，等等。上述措施的积极成效和消极影响都非常引人注目。一方面，金融中介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幅度上升，储蓄和信贷迅速增加，资本流入量（包括外债）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利率快速上升，资产价格欠稳定，金融压抑也没有彻底消除。
拉美的第二次金融自由化是始于80年代后期的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的国家较多。拉美国家普遍采取以下一些措施：(1)放松对利率的管制。（2）取消或减少政府对银行放贷（尤其是定向放贷）的管制。（3）降低银行的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