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运动的影响大部分是女权主义组织的活动带来的。女权主义组织一直为法律、法庭、大学、公司、地方社区和个别的女人的生活的改变而工作着。运动的活力恰恰就在于地方组织的扩散。这些组织的努力，几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每一个人。她们改变了文化，这成为她们成功的一个标志。
迈拉· 马克思· 凡瑞和帕特丽夏· 燕西· 马丁说：“因为女权主义者成立了这些组织和为这些组织配备了员工去做女权运动的工作，所以妇女运动存在着。”可见妇女组织的重要性。
学者们注意到，女权主义运动是沿着两个轨道发展的。这两个分支叫做自由女权主义者和激进女权主义者。自由女权主义者利用政治行动去改变社会和政治，消灭性别歧视，为妇女取得平等权利创造条件。而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避开了传统的政治方法，攻击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歧视，目的在于提高女权主义意识，取得妇女的解放。随着运动的深入，追求平等与追求解放的妇女开始趋于合一。1977 年在休斯敦召开的国际妇女年会是妇女平等权利与妇女解放运动正式携手并进的标志。
现代西方妇女运动己经证明，女权主义组织数量多，创造性强且富于变化。60 年代以来的协会百科全书列出了93 个妇女组织，这些组织都是在“女权主义”的主题之下，许多妇女拥护它们。一个具有多种多样的组织的运动可能比一个具有统一组织的运动更有价值。不同组织的群体接触到不同的妇女，在运动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提出广泛的不同的女权主义者的意见。一般认为，下列妇女组织在20 世纪60 年代女权运动中产生。
回顾美国女权运动史，人们可以发现从1848年到1900年的半个世纪中，只有四个州即怀俄明州(1890)、科罗拉多州(1893)以及爱达荷州和犹他州(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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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妇女选举权，而从1900年至1920年的短短二十年中，先后有三十二个州给予妇女选举权，并在宪法中得以确定。
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迅猛发展首先是和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经济的发展带来广大妇女基本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1900年的人口统计报道，在美国近六百万妇女走出家庭靠挣钱为生。1890年到1900年之间，工厂中的女工数量比男工增长得快，它比出生率增长都快。到1910年，靠工资为生的妇女人数约九百万。这就意味着有九百万下层劳动妇女正在迅速地摆脱以父亲、丈夫为中心的家庭的控制，她们接受了自立的职责，同世上的男工们竞赛。
同时，二十世纪初，各种家庭电气用具出现，从电熨斗、电话机、电烤箱、电暖炉到洗衣机、吸尘器，使家务劳动越来越轻松。父亲白天工作在外，中餐往往也在外自行解决，以前落在母亲肩上的教育和抚养孩子的责任现在统统由学校和幼儿园承担了，医学的进步使许多疾病得到根治，母亲的困扰减少了。这些都使广大中产阶级妇女有了真正空闲的时间。她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社会意识，却苦于家务缠身无法全身心地投入社会活动。现在，现代化的技术解放了这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妇女，妇女参与社会的标志是妇女俱乐部总联合会的成长，总联合会的成员从1898年的五万人增加到1914年的百万强。“对妇女的解放来说，这比历代英勇斗争的妇女参政运动者全部的鼓动宣传更有效力。”
纵观美国妇女运动的历程，二十世纪以前，无论在被称为黄金时代的殖民地时期、拓边开荒的西进时期还是被养在闺阁中的淑女时代，美国妇女一直没有离开过一个地方，那就是家，生育、性、教育后代始终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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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家庭中的职责。只是在几次战争期间，许多原来不接受妇女的社会领域曾向妇女开放过，一旦战争结束，大门就关闭了，偶有一些妇女被关在门外，那数量也是微小的。妇女真正大规模的持久、坚定地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是在二十世纪初，其冲击力来自于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妇女在投身社会改革中，开阔了视野；广大女工在操纵机器中，为适应机器工业的技术要求，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素养和文化素养。中下层妇女在共同的斗争中，感觉到团结的力量，共同走向自我觉醒。
第二，越来越多的人觉悟到因性别而不给予选举权的无理和不公，也是促使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世界范围看，当时“在世界上的每一个立宪国家，趋于承认妇女与男子在政治上完全平等的运动正在得到加强。在半打国家中，妇女已经完全获得了选举权，在英国，反对势力正在寻找投降的条件。”
从美国国内看，长期以来，反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获得选举权是危险的。因为一旦妇女获得选举权，她们将会抛弃家庭和传统美德，性别的区分将日渐模糊，男人将失去他们的男性气质，妇女开始将自己扮演成男的。十九世纪末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深远变化使得反女权主义者的理论越来越缺乏说服力。二十世纪初，男人们日益依赖各种各样的已有妇女加入的利益集团和社团组织来代替或补遗选举政治上的参与。尽管妇女没有选举权，但妇女团体和组织已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的通过。对那些有远见的政客来说，引导和利用妇女参与政治比阻止妇女介入政治领域更符合潮流。 更为重要的是，反女权主义者不再顽固地坚持选举权会使妇女脱离家庭。因为二十世纪初，社会已经分担了某些家庭功能。学校承担了过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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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在家庭中的教育职责，幼儿园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抚养职责，纺织厂、制衣厂、制皂厂等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女红”职责，快餐业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烹饪职责，可以说，除了性爱和生孩子这两项职责社会无法承担外，其它的家庭功能都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不同程度上交给社会，社会是扩大了的家庭，社会在发挥这些功能时依旧需要妇女的参与。因此，妇女没有脱离家庭，而是从原来的小家走向社会这个大家。正如1910年女权主义者兼新闻撰稿人丽莎·切尔德·多拉强调说：“妇女的空间是家——家不是四面围墙的小家，家就是这个社会，家庭就是这个住满了人的城市，学校是真正的育儿室。而且，这个家和这个家庭都需要他们的母亲。”
多拉的理论紧紧抓住“家”这个基点，为广大妇女参与社会提供了新视角。同时，美国的联邦、州、市、各级政府也转变职能，过去它们主要围绕分裂主义、种族问题和经济政策展开工作，现在它们不断增强在社会福利和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致力于改进学校、医院、救济院和其它公共服务设施。这些工作即使在反女权主义者看来，也比较适合女性介入。于是许多妇女投身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来。她们着力于监狱改造、健康教育和服装改革，帮助老人、穷人和儿童，争取立法制止卖淫，保护已婚妇女的财产权，反对童工，维护女工的基本权利等。涌现了简·亚当斯、艾·塔贝尔、利莲·沃尔德等杰出女性。她们以事实证明，妇女参与社会不仅没有剥夺男人的男性气质，反而运用自己的女性气质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反女权主义者的理论越来越没有市场，越来越多的人趋于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有女性参与的社会才是完美的社会，有女性参与的政治才是完美的政治。就拿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来说，他原来的理想女性是多生多育，贤妻良母，认为“就是给予妇女选举权，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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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妇女的处境带来重大的改善。”
然而，到了1912年，罗斯福公开表示赞同男女平等，并在进步党党纲中写入了平等选举权条款。
第三，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的迅猛发展离不开第二代女权运动领导人成功的策略。
以卡里·查普曼·卡特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毕竟生活在与以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比较两代领导人，不难发现，第一代领导人长于理论，着眼于女性的“自我之孤独”，第二代领导人长于策略，着眼于科学、种族、效力和合作等诸方面。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从“人人生而平等”出发，要求给予妇女同男子一样的权利。她们以《独立宣言》为样本，用“男人”一词代替“乔治国王”，提出了十八点不满和十二点建议，构成《塞内卡富尔斯宣言》的主要内容。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也在其《自我之孤独》一文中，一再强调男女平等的公正性，她写道：“既然短暂的时光乃至永久岁月所带来的欢乐和痛苦，男女一样平分，那么男人想在投票箱前、在王位上代表妇女，想在国家中代妇女投票，在教堂里代妇女祈祷，在家庭里高居圣坛之上、扮演神父角色，这岂不是霸道之至吗？”同时她又呼吁为妇女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求得“自主权”，因为“最能提高人的判断力，最能激发人的良知的莫过于个人的责任。最能增添个性尊严的莫过于承认个人自主权，莫过于——普遍承认——人人拥有平等地位的权利。”“假如一个女子被视为公民，视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一个成员，那么，根据我们政府的基本原则，她就应该享有其他成员所享有的同样权利。”
其中，自主权中的重要一项是选举权。1894年，斯坦顿写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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