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对媒介在体制和运作的层面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传播科技与机构之间的关系，因时而异。中世纪的西欧，罗马天主教会控制文字书写的生产科技，只有教会才能传授书写文法，才有权力控制僧侣和教士的书写活动。因此，写什么，传播什么，完全由教会说了算。公元15世纪，德国法兰克福市的约翰斯·古登堡和他的雇主约翰·福斯特发明机器印刷术，对作为传播机构的教会提出挑战。但是，印刷术因被新的机构所利用并推进，先是被老式的行业协会所控制，后来又被银行和大众传媒企业等机构所左右，这一技术如何被使用，以及用它来书写、印刷和传播什么内容，都由这些机构来决定，确切的认识媒介，需要对这些社会机构做认真的考查。此外，从颁发出版执照到现在的广播电视执照，政府一直对传播和传播科技进行管理，这就涉及到政策和制度的层面。传播科技由专门机构进行研发，有利可图。譬如，广播电视的发展，在美国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利润；同样在英国，广电科技作为公共事业，也能为政府带来利益。1 政府和企业决定科技的传播模式，诸如广播频率、电视屏幕显示行数之类的规定。
文化形式。社会机构生产和销售产品，意味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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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实行不同的广电政策。前者是商业机制，广电媒体为私人企业所有，后者
是以公共机制为主的双轨制，主要的大型广电媒体为公众所有。
利润的最大化，传媒机构亦不例外。不过，与一般的商品不同（如汽车、烤箱、咖啡或杯子），媒体生产的是不可触摸的商品， 生产一种文化形式，即故事叙述的模式、结构和方式。正是通过文化形式，言语和意义被编码，媒介科技和媒介组织所生产的东西被组织起来，成为整体的结构。例如，每集半个小时左右如《蜗居》、《大明王朝》这样的电视剧，就是一种典型的电视产品。我们说“看电视”实际上说的是看“节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视这种媒介就被视为节目这样的“文化形式”。而所谓“文化形式”就是指如何来讲述故事：情节如何展开，如何安排结构，应该遵循哪些表达的习惯和法则，还有影像风格等。
二、媒介发展史
有一种普遍性的看法，媒介史乃科技发展史，是对相关人物、组织进行叙述，或对由传播科技所引发的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而形成的故事。例如，媒介史往往聚焦于以下的人与事件：古登堡于1450年代发明工业印刷术、莫尔斯于1844年发明电报、贝尔于1876年发明电话??
口语文化时代。完全的口语文化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无从得见，很多口语文化的研究者，只能用人类
学的方法去加以索解。美国学者昂格（Walter Ang）认为，口语时代的人对时间的感觉方式很不一样。由于没有书面符号系统，记忆无法被记载，历史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在当下即时呈现和存在。再说，根本就没有办法通过回顾去便检视“当时”对某事的看法与“过去”有何不同；也无法去回顾真正的“事实”，或者关于事实前人是怎样说的，道理很简单，无据可查。
口语文化在知识和社会规则方面，趋于同质化、单一化。只有极少分人拥有该文化的一些知识，控制着言说故事的权力，也只有他们能传播这些文化。因此，权力就集中在这一小部分人手中。同时，口语文化通过公共的空间代代相传。教育和学习主要以演示和参与的方式来进行，抽象的规则和逻辑对学生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儿童参与公共活动，如公共仪式和公开讨论，借此学到知识，他们的世界与成人世界没有分离开来。同时，私人、个体的意见，并不被看重，而应该服从整个社会的约束。社会关系，在面对面的场合中被呈现出来；社会准则，也只能在面对面的场合中，被用于严厉的管教和约束。因为，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些纪录这些关系或规则的指导性文本。同样，很多语句或故事的含义，往往被解释为具体的行为，
而不是具有普遍性的、能确定下来的术语。
口语文化中的传播形式与生活方式，都表现出个人与社会的高度相关性。为了社会的利益，人们相互依赖，集体协作。与此同时，口语社会非常僵化，等级森严，无法容纳不同意见，对待那些挑战社会准则的异类极为严酷。因此，口语文化本能地抗拒激进变革，而一直在渐进中慢慢发生变化，就像故事在代代嬗替中流传一样。
文字-书写文化时代。书写形式的出现，变革深远。书面传播改变了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受众可以在“另外一个时空里”接受信息，传播者也大可以放心，信息无需记忆就能完整、准确地抵达受众。这意味着传播所及，受众更多，范围更广，故此，社会不再完全依赖面对面的传播。更重要的是，“文字-书写”媒介被广泛使用，培养出一种新的知识观念和文化范式。拼音和文字出现以后，稍瞬即逝的“话语”可以被一种外在于人类的媒介所纪录，成为抽象、客观、静止的对象性事物（object）。借助于新兴的传播科技，话语与人体相分离，从具体的传播语境中被抽象出来，可供人类反复、细致的观察、思考、演绎、归纳，主体（人）与客体（外在于人的对象）的二元关系因而被建构起来，前者借助自己的理性排除各种
主观、非理性因素的干扰，去探寻纷繁芜杂的“现象”背后真实的世界，这似乎成为获得客观真理的唯一途径。按照这种逻辑，柏拉图认定，“真实”与“本质”凌驾于“现实”、“现象”之上，存在于超越时空、抽象的“理念”世界，现实不过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罢了，而“诗”又是对现实的模仿，所以不妨说，诗是镜中之镜，模仿之模仿，离真理可以说是越来越远。
所谓“客观”、“思想”、“理性”、“观点”、“本质”等语汇都是此一知识观念的伴生物，从西方的知识传统来开，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开启了“文字-书写”时代的帷幕（后者发明了一整套形式逻辑方法，通过层层推理去获得客观的知识），他们关于知识和真理的观念，奠定了西方文化此后数千年发展的基础。用书写文化的知识标准回过头去衡估口语时代的诗人，柏拉图得出这样的结论就不足为怪了——诗人是“精神上的残疾”， 2 他们用韵律、节奏、和声等修辞去美化和掩饰贫乏的思想，“诗使我们无法洞察真理。”3 言下之意，通过耳闻和目睹的口语传播方式所获得的经验和情感，只是诉诸人类最浮浅、低下的非理性知觉，与真理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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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所批评的“诗人”，与我们现在的理解不同，并不确指文学意义上的诗人，他们是口语文化的主要 转引自Havelock, E. (1963), Preface to Plat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10.
传播者，在当时的整个希腊教育机制中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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