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被吞掉。我那时觉得，西班牙语听起来十分刚硬，不像法语，听起来酥酥软软的。法语的发音似乎有点儿像苏州话，西班牙语的发音则像宁波话。过去吴方言地区有一种说法：宁可跟苏州人吵相骂（吵架），也不跟宁波人谈朋友（谈恋爱）。这当然是寻开心的话，不过类似这种对某一方言的偏见，在普通人当中是很常见的。
上面说，西班牙语的读和写是一致的，这只能说是大致如此。有的西班牙语字母，如果按照英语或者法语的发音来读，就会读错。比如字母v，在西班牙语里读作[ b]，所以西班牙语的vaso（花瓶、玻璃杯）读出来是[′baso]，而英语、法语的vase与它同源，意思也差不多，可是第一个字母却都发[v]的音。我当时既感到好笑，又觉得西班牙语好没道理。既然b也读[b]，v也读[b]，为什么不把字母v取消了，都改作b呢？后来进了大学，学了一些语言学的知识，才知道这是西班牙语历史上的音变造成的：音变了，字母却没有跟上。
慢慢学了一两年，我便能看懂一些不太难的西班牙语读物。至于读过哪些东西，已经记不全了。完好保存至今的书里面，有一本《英西—西英词典》（The New World English-Spanish / Spanish-English Dictionary. 1971. 3rd ed.），那是父亲从外文书店淘来的。但等这部词典到我手的时候，已是1977 年的上半年，马上就要参加文革后恢
复的初次高考，没有时间来啃读它了。我的西班牙语本来就没有法语学得好，加上二十余年来既没有使用过，也几乎没有再补习，所以遗忘了很多。但是，到了2001年，我终于有机会利用自己学过的那一丁点西班牙语，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这件事的原委是这样的：
有一个名叫万济国（ Francisco Varo）的西班牙传教士，于17世纪后半叶到了中国的福建，为了能用本地语言传教，编写了一部汉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1703年在广州刊印。这本书是现存最早的汉语语法印本，在西洋汉语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可是我们中国学界虽然也知道有 这么一本书，却从来没有人去读它，更没有人去研究它，因为它是用的西班牙文写成的。国内懂西班牙文的人毕竟不多，语言学界更少。我本来也不会想到去读它，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朋友处得到这部书2000年最新的（其实也是唯一的）英译本，这才萌生了一个念头，想把它从英文翻译过来，并根据西班牙文来进行校订。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做成了。《华语官话语法》的中译本（外研社2003年），在今年9月中旬于北外召开的“西洋汉语研究国际研讨会”上，适时送到了参会代表们的手中。假如当年我没有学过西班牙语，那就只能把英文的本子翻译过来，根据原文校订、诠释便无从谈起。自己亲自动笔，比之求诸他人，感觉是不一样的。
四、俄语
接下来我学的一种语言——俄语，就不是以游击方式胡乱自学的，而是接受了正规、系统的训练。
我最早接触俄语，是通过我大姐夫的叔叔，我们都叫他八叔叔。他是上海一所重点中学的语文兼俄语老师。大概是在1976年，有一次我看到他的一本书，字母有些怪异，不同于英法文字，就很好奇，问他是什么文。他说是俄文。我便缠上他，要他把俄文字母教给我，还讨来一本中学生用的初级俄语课本。就这样，凭着他在十分钟里教给我的字母发音，回到黑龙江后我便开始读这课本。可是，俄语的语法非常难，不像英语、法语等自己就可以学进去，所以，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就想，既然英语、法语已经学了，不如利用上大学的机会，把俄语好好学一下。如今回想起当年的选择，我想那时的想法真是很幼稚，但选择本身则很值得。我考的是英语，报的专业却是俄语。这样，我就获得了学习一种新语言的机会。逐渐入门后，我才真正知道，这是一种屈折形变异常丰富的语言，名词有六个格，形容词跟着一起变；而动词的形变更加复杂，一个动词的形式竟会生出二百多变。怪不得俄语自学起来，要比英语难得多。进入大学，坐在教室里，接受科班教育，跟着老师一步一步地学习一种
全新的外语，很有新鲜感，也深感幸福！
黑大俄语系七七级招了一个班，18人。开学不久，便举行了摸底考试，考后分出小班和大班。小班的5位同学，入学前俄语就已经很厉害。像我们的班长陈英琪，曾就读于苏联十年制中学。邓军，母亲是斯拉夫人，俄语对她来说应该就是第二母语。郝斌，还未入学就已在读大部头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了；现在他接替邓军，担任黑大俄语学院院长。至于大班的13人，多数也学过俄语，高考时考的也是俄语。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没有参加摸底考试，因为我和她一个词也写不出来。这样也就很轻松，没有负担。我虽然会读几声，但我从八叔叔那里匆匆学来的那一口发音，成了全班的笑柄，说我带有英国口音。
分班是必然的。学过和没学过，差距实在很大。小班开小灶，配备资深教师，就不必说了；即便是大班，进度也极快，决不顾及像我这样从零开始的学生。三天一课，每月一考，老师们像是要帮我们把被文革荒费的时间追回来。黑大俄语系在国内是一流的，有许多优秀的教师。如阎家业、沈曾式、孙梦彪先后教精读；钟国华教词汇学；林宝煊教句法学；奥列加〃瓦西里耶夫娜教口语；华劭、李锡胤则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重视口语，是黑大俄语教学的传统。记得一二年级时，班上立了一条规矩：在教室里，还有其它教学环境中，必须说俄语，谁违反了这条规矩，就得主动往罚
款箱里投进一角钱。那时的一角钱，购买力比现在至少大十倍！食堂里的菜，一个也就卖一两角。重口语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重视阅读。阅读量很大，主张扎扎实实、一部一部地读名著。这样风风火火地学了一年，让我高兴的是，我与大班的同学已没有多少差距。以后三年里，无论笔试口试，在大班我的俄语成绩始终居于前两三名。可是要想赶上小班的同学，就很难了。假如大学毕业后，我把俄语继续学下去，并且从事俄语教学和研究，或许还有可能追上他们。但后来，我转了方向，离开了俄语界，因此也就失去了与他们在同一条路上并肩前进的机会。
大学第一年，尽管俄语课程很紧张，我仍能挤出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有时我会去英语系七七级的班上听课。当时有一位加拿大外教，叫高尔丁（Goldin），我常去他那儿借书。每周一个晚上，他给英语系学生讲时事要闻、西方文化，那是我必听的一课。几次下来，我感到自己英语的词汇量已经不小，听力也没有太大问题。大学三年级时，我去参加省里组织的高校英语竞赛，得了一等奖。总的说，大学时代精力旺盛，希望获取更多的知识，而开设的课程未必都有趣，求知的欲望不能得到满足。对俄语，我虽然喜欢，却似乎被另一些愿望所牵制，比如，想把英语学得更好，并且打算学更多的新语言。这样，就没有把全部力量投入俄语。毕业聚会时，奥列加〃瓦西里耶夫娜向我赠言，希望我能进一步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