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俄语。但那时，我已选择语言学专业，并且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入学通知。接下来的几年，俄语在我最多只是一种阅读工具，但不论怎么说，我很庆幸自己系统地学了这种语言，因为它是一种很典型的屈折语言，词形变化异常丰富，跟英语不能同日而语。我们经常看到有人拿汉语跟英语作比较，然后说，印欧语言如何如何跟汉语不一样。可是英语的形态已退化了许多，词形变化所剩无几，不足以代表印欧语言了。
五、日语
也是在大一，因为有机会跟日语系的同学一起参加军训、文体活动，我对日语产生了兴趣。有一段日子，每天下午我都要去录音室听日语磁带，像是给自己规定了一门课，到时间非去不可。在食堂里排队买饭的时候，也喜欢向日语系的同学讨教几句。日语系有个女生，叫李静，我与她互帮互学，她教我日语，我教她英语。开始学的是日本NHK电台的广播日语课本，后来又学了《日语三十小时》（にほんごさんじゅうじかん）和《现代日语》（あたらしいにほんご）。因为她歌唱得好，我也就连带学了几首日语歌。
在这之前，我所学的几种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在给世界语言划分类型时，语言学家习惯上把印欧语言称为“屈折
语”（inflecting language）。“屈折”这个概念指的是，在这些语言里，动词、名词、代词等等会发生变化， 就好象关节那样，能够屈曲伸展；而且不但词尾会变化，连词根也会变。变得厉害时，面目全非，简直成了另外一个词。例如英语的go和went，无论在词形上还是在读音上都毫不相干，而事实上它们却是同一个词，只不过时态（tense）不一样，一个是现在时，一个是过去时。这样的变化在汉语里是见不到的；汉语是“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词形不起变化。“我是、你是、他是”，汉语只须用一个“是”，而英、法、西、俄等语言的系词“是”，则要变形，三个人称，再加单、复数，仅现在时就有六变。
日语属于“粘着语”（agglutinating language），它的词形不像屈折语那样多变，但比起孤立型的汉语来，词形仍要繁复一些。“粘着”指的是，语言可以根据表达语法意义的需要，把不同的词缀粘贴在词根上面，像安装、拆卸机器的零部件一样，很方便。这样的词缀在汉语里其实也有，比如“们”，加在人称代词后面，表示复数：“我们、你们、他们”。日语的-たち（わたしたち“我们”）、-ら（きみら“你们”），跟汉语的“们”就很像。这说明，粘着语和孤立语的界限不是绝对的，一种语言可以兼有两类特征。可是再看日语动词，表示现在时、过去时分别用词尾-ます、-ました，在汉语里就没有相当的形式。尾助词-か表示疑问，跟汉语
句尾的“吗”差不多，但用格助词-が表示动作主体，汉语里就更没有类似的语法标记了。
大学毕业后，我仍坚持学了一段时间日语。日语的发音不难，语法也容易理解，又因为兼用汉字，初学起来似乎不难，也别有一番趣味。但到了一定程度，就感到不易深入。敬体、简体的区别就很麻烦。学术上，唯一跟日语有关的是一篇六千余字的文章，题目叫“古汉语中的某些字及其意义在现代日语中的反映”，蒙日语界前辈廖雅章先生的指导，发表在1985年第4期的《日语学习与研究》上。虽然没有把日语学好，总算还是学过，对日语能够有一些理性的认识。譬如认识到，从语言类型学（linguistic typology）的角度看，日语很重要，代表了一类语言；从事普通语言学（general linguistics）研究的人，不应放过日语。而从汉语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看，日语也很重要。
汉语跟日语的关系很特别。在中国历史上，汉语得益于文化优势，在与周边语言接触交往时基本上保持着强势地位。有很多少数民族，被同化了，改操汉语、用汉字。甚至那些曾经入主中土、统治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后也会被同化，完全放弃本族语。这方面近代满族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而接壤的越南语、韩语等，从汉语中吸收了大量词语，反过来对汉语的影响并不多。日语则不同，它先是从汉语吸取大批成分，后来又把许多汉化的成分回输给汉语，结果，这两种属
于不同语系的语言，结构虽然很不同，在词汇上却接近起来。由于不是单向的输入、零散的借取，而是成规模的相互借用（mutual borrowing），日语词汇与汉语词汇、日本汉字与中国汉字的关系，就变得错综复杂。这里不便讨论，只举几个小例子：
日语 汉语词义 汤（ゆ） 开水 手纸（てがみ） 书信 手形（てがた） 票据 手柄（てがら） 功劳 野菜（やさい） 蔬菜 汽车（きしゃ） 火车
自动车（じどうしゃ） 汽车 魔法瓶（まほうびん） 热水瓶 面白味（ぉもしろみ） 趣事
像“汤”、“手纸”这样的词形，很容易引起误解。语言学上有一个不太正式的说法，管这样的同形异义词叫“假朋友”（false friend）。
六、德语
1982年春天，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第一学期，我就申请免修英语，和英语专业的同学一起参加口试、笔试，通过之后，就没有再跟班学英语。这时，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利用读研的三年，把德语认认真真地学一学。征得导师伍铁平先生同意后，从那时起我的第一外语就改成了德语。
我最初接触德语，是在大学里。那时我读俄文作品，特别是以二战为题材的小说，经常碰到德语词，甚至整句的德语。我看不懂，老师也说不清，于是我便发愿要自学德语。大三那年，我从图书馆借来一本俄文的德语教科书，读了几周，虽然谈不上入门，对这种新的外语却有了继续学习的兴趣。但在读研的第一年，在把德语当作第一外语来学习时，我已不是仅仅受到兴趣的驱使，而是认真思考后作出的选择。德语是一种重要的欧洲语言，无论从哲学、科学还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如果不懂德语，对西方学术和文化的认识就会受到限制。屈指过去了二十年，现在德语已经成为英语之外我用得最多的外语。我当年的选择，应该是正确的。
我们那一届社科院的硕士研究生中，只有我和经济系的左大培两人选学德语。我们每周两次到甘家口江老师的家里上课。江老师看起来年事已高，行走也不便，但她曾经长期旅居德语国家，德语想必极好。一进门，她就开始说德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