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性或非制度性限制；合法的工作、居住、受教育等权益难以得到保护；难以享受恰当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脱离或部分脱离了在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网络，但又难以在城市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不能满足正常的社会心理需要，以及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发展的资源，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3. 农民工就业问题
（1）农民工的就业信息渠道不畅,流动呈现出盲目性的特征
农民工外出务工主要依靠的是传统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通过亲友老乡介绍带动的方式进城。一方面,流出地的就业服务工作十分薄弱,缺乏对本地愿意外出务工的农村人力资源情况和外部就业需求情况有效衔接的信息渠道。另一方面,流入地的就业服务机构主要根据本地城市居民设立,工作岗位信息很少有适合农民工的。另外,近年来一些非法职业中介机构以虚假信息骗取农民工钱财,严重挫伤了农民工对职业介绍服务的信任。
（2）在流动方向上,农民工呈现出集中性的特征
受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利益导向的影响,农民工总体上是从中西部农村向东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流动。据统计,近年来流向东部大中城市的农民工占到了外出务工人员的2/3,这么多的农民工集中于少数几个大中城市,在推动这些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城市公共设施不堪重负、节假日交通拥堵、加重地区发展不均衡等等。
（3）农民工流动到城市后成为边缘群体
农民工流动到城市后,面临着城市的.经济性接纳和.社会性排斥,前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发行为,后者却体现了我们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极大弊端。现实中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难以享受到医保、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无法成为产业工人的.正规军,也难以享受当地市民的福利待遇,在子女教育、公共卫生、社区生活、计划生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被排斥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外,不能融入城市社会成为新市民。
4.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
目前，我国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大致存在三个方向的问题。一是失学现象严重，二是就学质量不高，三是就学后学习环境适应问题。
（1）失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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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人城市的农村人口子女的失学，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动失学．一种是被动失学。造成流动人口子女主动失学的最主要原因在迁移者身上。许多从农村流人城市的孩子的父母都未意识到子女教育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在对一些流动人口的访谈中发现，他们常常自己就整天忙于生计，无法顾及子女的学习，对孩子的学习也没有太大的期望。他们常常认为孩子只要能认几个字，能写个信，算个帐就行了。而且，许多家长还很高兴孩子跟在自己身边，访时能够给生意帮个忙，搭个手。把孩子留在家里做家务的人也不少。一些家长则是由于经济原因，不能送孩子入学。还有的家长由于经常流动，居无定所，也就不屈意经历许多的麻烦去为孩子上学奔忙，因为他们说不定什么时候也就要寻找新的地方落脚，所以孩子就往往读不了多久就又会随着家长迁移．结果学习无法系统进行。孩子在失学后，面临的情况是很糟糕的，产生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首先，孩子们生活环境很差，许多失学的孩子聚在一起，他们的年纪又都很小．缺乏鉴别能力，极容易被社会不良风气所影响，甚至有可能很小就走上犯罪的道路。如在迁移者聚居的地方，往往居住条件都特别差．因此也很容易滋生偷盗现象，这些刚懂事又不太懂事的孩子很可能成为作案者。
许多孩子在失学后只得留在家里．或者照顾家庭，或者在外帮助父母作事情，或者自己出去寻找事情干，女孩子可能就会干一些类似洗衣服的工作，这实际上是把这些孩子推向社会的最底层。使他们变成既无知识，又无文化的人。这样．他们一生的发展都会受到不良影响。至于被动失学，责任主要在流入地不重视，不能创造良好的条件，或者收费过高。
（2）就学质量问题
在公立学校借读的流动人口的孩子，大多数是通过交纳比较高的借读费（每年500元左右，和赞助费（每年1000 －2000元）而得以进入学校的。如上海的中小学中通过借读方式有大约8千万名流动人口的子女解决了入学问题，占全市流动人口子女的 50％左右（黄志法，傅禄建，1998）。但是许多地方的流动人口子女中只有很少部分人能够负担得起这么高的费用。因此，另外的孩子，只有进人专门招收流动人口子女的、学费相对比较低廉的私立学校。全国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学校，目前还没有一个政府部门的管理者能够说清楚。就连主管教育工作的教育部门也没有有关的记录。但在上海，教育部门对此进行了不完全统计，上海目前有121个这样的民工子弟学校，有学生1万5千人。这些学校的办学条件极差，没有正式的教室、桌子、椅子、黑板、照明设施，更不用说体育、音乐设备。教学环境也很差，这些学校常常设在城乡结合部，卫生条件很差，连基本的用水、大小便设施也没有。
这些学校常常是由流动人口自发筹集资金开办的。据我们了解的一些情况，这些学校仅仅依靠向学生每个月收取的 50——60元学费来维持。学校的规模也很不规范，从只有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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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到一百人不等。按照国家的规定，设立学校最小学生规模为300名。因此这些学校不可能实现正常的排班。常常是几个年级的学生（从学前班到6年级）的学生被混合编在一起上学。而且这些学校的师资状况也相当令人忧虑。常常是一个老师兼任多门课程，一个学校只有一、两个教师的情况也十分常见。学生在这样的学校根本不能获得正常的教育。同时，教师的素质也比较差。有教师上岗证的人廖廖无几。许多教师根本没有教学的经历，是临阵磨枪上阵的。这样的学校也就基本不可能得到国家的审批和认可，因此是名副其实的＂地下学校”。
（3）就学后环境适应问题
现在人们还大多比较关心流动人口的子女能否入学。实际上，即使他们能够入学，问题也还没有完全解决，因此，作为从乡村到城市的孩子，他们与原本就在城市出生和成长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因此他们会遭遇许多新问题。无论是进入城市正规小学学习的农村孩子还是进人私立学校学习的农村孩子，都面临很大的问题。
一般说来．能够进入城市的学校与城市的孩子享受同样的学习条件的流动人口的子女来说是幸运的。但是就是他们也面临意想不到的问题。从乡村和偏远地区进入城市的孩子，突然之间走进大城市，走进一群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城市孩子中间，由于种种原因．会使他们失去学习兴趣．学习成绩下降。
如果孩子是处于学龄前的儿童或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期，那么加入新的学校的困难还小一些。如果迁移者的孩子已经是8岁或者10岁的年龄，那么他们就会面临比较大的问题。中国是地域很辽阔的国家．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尤其是南方地区出来的小孩．会在一定程度上遇到语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常常会被降低年级被安排在低年级中学习，这又会对他们的学习心理产生极不好的影响。如果他们是被分配在大的班中学习时，教师往往不能十分注意他们的学习情况，使得他们的学习成绩不好。
如果一个孩子由于这些原因而被放在低年级中，特别是对于那些本来分析能力一般或者比较差的孩子．很可能影响其心理的正常发育。但是处于这种状况下的迁移者的孩子却常常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包括他们的父母在内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们的父母很少能够有意识地给予孩子应有的帮助。
另外一个原因是孩子进入新的班级，总是要适应新的教学环境、适应新的同学、新的老师。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班上的同学总是会有欺负新同学的倾向，加之从农村进入城市，孩子会有自信心不足的问题。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会造成迁移者的子女学习成绩的下降或者产生厌学情绪。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流动人口的子女宁愿在专门为流动人口的子女开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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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学习的原因，也有一些流动人口的子女在进入正规学校学习后感觉不适应而又回转为流动人口子女开设的学校。
此外，流人城市的农民大多数居住条件很差。大多数的进城农民为了节省开支，租住的是条件很差的民用住宅。因此他们的居住空间很狭窄，而且在照明等方面也很糟糕。孩子不太可能获得安静的学习空间。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也就可想而知了。同时，迁移者在城市又常常是居无定所，有的为了寻找更好的居所，有的由于经常交换工作而带着孩子四处搬家。使本来学习就受到了干扰的孩子更雪上加霜。
而对于那些只能进入为流动人口子女开设的学校的孩子，除了要面对以上问题外，他们还面临学校办学条件、师资条件很差带来的问题。
5. 户籍制度问题
（1）建国以后户籍制度变化的简要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户籍制度历经3个阶段的变化，具有浓厚的时代特征。
第一阶段 1953年到1958年（初创时期）以人口统计、社会管理为特征的户籍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人口流动基本处于无限制的状况。为稳定社会秩序，维持社会治安，同时为国家有计划地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准确的人口数字，1953年4月，政务院发布了《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要求建立人口登记制度。1955年6月9日，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经常的户口统计制度。同时，公民的居住、迁徙自由得到认可,并写进了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到1957年之前，我国公民处于完全能够自由迁徙的时期。此后，过激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自然灾害接踵而来，迫使国家为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粮食生产而紧急出台了人口控制政策。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紧接着，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渐形成的城乡有别的户口登记制度与限制迁移制度固定下来，它标志着城乡有别的二元户籍制度初步确立。
第二阶段 1958年到1978年（完善期）以城乡隔离为主要功能的户籍制度
1958年后，为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从1961年起，户籍管理机关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精简了大量职工。在两年半的时间，全国共精简职工194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1962年12月，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加强户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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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的意见》要求严格限制从农村迁往城市，并且对迁往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实行特别控制。1963年，公安部就是否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又将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把城市户口与住房、就业、教育、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紧密捆绑起来。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明确规定“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从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户籍制度承袭既往的框架，附着的限制性功能更加强化。作为对这种制度的支持，1975年的宪法正式取消了公民迁徙自由的条款。
总之，从1958年到1978年近20年间，新中国建立起了以严格限制人口自由流动为特征的二元户籍制度,在城乡间竖立起一道牢不可破的“户籍墙”。
第三阶段 1978年至今（松动放开期）适应时代发展逐渐松动放开的户籍制度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此背景下，国家开始了调整和逐步改革户籍制度的进程。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带口粮在城镇落户。据统计，从1984年至1986年底，全国办理自理口粮户达1633828户，总计4542988人。198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规定“居民在办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权益事务时，可出示居民身份证,证明其身份。”户籍管理向科学化迈进了一步。
进入9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合理流动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1993年，国家全面取消粮票，户籍制度改革最大的一个障碍被清除。1997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小城镇户籍改革开始受到广泛关注。1998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不再提限制到中等城市落户的规定。
进入21世纪以来，户籍制度改革步伐加快。不少地方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2000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取消地市级以下城市进城指标和“农转非”指标。2001年8月１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成为第一个全面放开市区户口准入限制的省会城市。以京、沪为代表的特大城市，户籍制度也进行了尝试性改革。2009年，上海市发文决定有条件放宽农民工进城落户限制。
可以说，目前我国原有的户籍制度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但是仍受到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利益的制约，总体框架尚未得到根本改变，户籍制度仍然束缚着进城农民。
（2）我国农民工进入城市户籍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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