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的马队带着蒙古包。美国兵带着睡袋，在朝鲜的冰天雪地里钻进睡袋也冻不着，可惜他们聪明过了头，既学蜗牛又学蚕——作茧自缚，我们志愿军只需在睡袋外面帮他们拉上拉锁就足够了，抓个俘虏，举手之劳。
蒲公英给它的孩子们每人一把伞，随风飘去，播种四方。胡杨树给它的种子设计了辐射型的细毛，随风滚转到水土适宜处再扎根生长。蒺藜有点儿霸道，让它的孩子浑身长满倒钩刺，钩住动物的腿脚或人的裤腿，可免费旅行，待到你把它摘下，怕扎嘴又不敢吃，扔到地上则“正中下怀”、就地发芽。美哉蒲公英、胡杨、蒺藜，它们共同的智慧，就是不让孩子挤在自己的“福荫”下生活，不要子女跟自己争夺身边这点儿水分、养料、阳光。我们为什么不学习它们的生存理念，偏要拥在闹市的雾霾下买高价房和天天堵车呢？世界大得很，好男儿志在四方，虚心学习大自然的智慧吧，这是一门既古老又时髦的学问——仿生学。
堵车的经济学解释（学者论学问）
北京市委党校 马相东 北京大学 王跃生
《 人民日报 》（ 2012年05月21日 07 版）
目前，北京的机动车已超过500万辆。一个时期以来，政府虽采取各种措施缓解交通拥堵，但堵车现象仍然严重。不久前曾在美国纽约驾车，亲身体验了当地的交通情况，发现纽约也有交通拥堵问题，但两地的交通拥堵却有差异，而差异主要来自人的行为。细思之下，觉得这一现象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
北京和纽约都是国际大都市，人口数量和密度大体相当，在两大城市开车，共同的体会是车流滚滚。北京、纽约都堵车，但纽约的行车秩序大大好于北京。在纽约，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打出并线信号灯，旁边的车就会让出一条道来，礼让已成为一种习惯。而在北京，争先恐后、见缝插针的抢道现象随处可见，由此造成的交通事故比比皆是。因此，尽管纽约的人均汽车保有量将近北京两倍，但交通拥堵程度远不如北京，在纽约开车的心境也好得多。 对于人们的交通行为影响交通秩序的现象，经济学者曾经做过各种解释，试图找出人们行为的经济学基础。最有名的解释就是用“囚徒困境”模型的非合作博弈论来解释。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模型告诉人们，如果每个人都出于个体理性的自私自利而采取为自己谋取
最大利益的行为，结果很可能损害自身利益，造成两败俱伤的“纳什均衡”，谁也得不到好处。如交通行为中，每个人都想快，争先恐后、你争我抢，甚至违反交通规则，其结果必然是交通秩序混乱，谁也快不了；而如果大家选择遵守规则、互利合作、礼让利他，反而会带来合作利益，使交通顺畅有序。
经济学家们试图用这样的道理告诫人们，在交通活动乃至各种社会生活中，应当讲道德、守规则。如果大家都这样做，交通秩序乃至整个社会秩序都会大大改善。然而，任凭学者苦口婆心，这样的理论在现实中却并不起作用。交通参与者未必不知个中道理，但到了现实中依然你争我抢、互不相让。难道是理论错了？
其实，不是理论不对，而是我们对理论理解不足、应用不当，将经济理论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了。譬如“囚徒困境”模型，出现合作博弈均衡的条件是同一些参与者进行多次重复博弈。只有同一些参与者经过足够多次的重复博弈，才有可能产生合作与利他的行为。而在具体的交通环境中，并不总是具备这样的条件。同时，合作均衡的出现还需要人们的理性、车与路的条件大致均衡。然而，在具体交通行为中，人们的理性不足，车与路有时严重失衡。这进一步降低了合作均衡出现的可能性。 进一步说，即使交通行为中具备了产生合作均衡的诸条件，现实中的合作均衡也未必就会出现。因为人的行为动机是非常复杂的，并非单一理论可以完全覆盖。对于人们的交通行为，经济学除了可以用“囚徒困境”模型来解释，还可以用其他理论来解释，比如“劣币驱逐良币”理论。
“劣币驱逐良币”也是经济学中一个有名的定理，说的是铸币流通时代，成色不足的劣币如果能与成色充足的良币共同流通，那么谁也不愿意把良币拿出来用于交易，都会把劣币用于流通，于是劣币会将良币驱逐出流通领域，市面上流通的就都是劣币了。将这一理论引入社会行为领域，不良的违规行为如果能经常带来利益而不受到惩罚，“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私违规，终将把遵守规则的良性行为排斥掉。如果在驾车时加塞抢行泛滥、乘公交车上车时不守秩序，导致礼让守法的司机总是被堵被抢、守规矩排队的人总是上不去车，守规矩者就会越来越少，交通状况就会越来越差。这都属于劣币驱逐良币一类。此时，合作博弈的均衡就很难出现，出现的就是多败俱伤的“纳什均衡”。
偶然巧合，还是制度缺失？（深阅读）
——湖北利川人社局“萝卜招聘”调查
冯国栋
近日网曝的湖北利川市人社局“萝卜招聘”事件，被政府部门宣布招聘结果无效。
作为政府管理机构，利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的招聘，前两名竟然均为内部职工子女，这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制度的缺失？
面试结果备受质疑 今年４月２４日，湖北省利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其直属事业单位城乡居民保险管理局招聘两名工作人员，共２０多人应聘，面试结果被网友在网上举报为“萝卜招聘”。利川人社局回应称招聘结果是“巧合”，招来网民更多质疑。
网友“被刷下的考生”发帖说，在２０多名应聘者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有７人。面试成绩第一名是该局医疗保险股股长张某的儿子，第二名是该局就业服务股股长黄某的儿子。
他认为，利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只选干部子女，把“直招”变成了“自招”，不仅“自己人考自己人”，还搞“萝卜招聘”，最终变成了“世袭局”。
利川市人社局招聘一事引发社会质疑后，恩施州人社局和利川市政府组成调查组调查发现，此次招聘活动存在“资格审查不细致、测试组织不严密”的问题，决定取消结果，并要求按此前发布的《招聘公告》再次组织招聘，目前第二次招聘还没开始。
“巧合”还是另有隐情？ 记者调查发现，利川市人社局此次招聘最终选出的两人确实均为人社局内部职工子女：一人是利川市人社局科主任的儿子，另一人是人社局下属二级单位一名职工的儿子，两人分别是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和南京大学研究生。
据利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部一位知情人士介绍，共有７位来自利川市纪委、人大、政协、组织部以及人社局领导班子的人员参与面试。面试采取封闭隔离，题目由面试考官现场商议确定。
“结果是一种巧合，不存在徇私舞弊行为。”利川市人社局党组书记谭忠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有网友反映，有一位考生虽然其他条件完全符合，但因原来有固定工作单位和编制，被拒之门外。对此谭忠友解释说，“有个考生报了名但是没有进入面试。因为这位考生在宣恩县工作过几年，有事业编制，所以不符合要求。这点我们已经在面试之前向考生单独解释，当面做考生思想工作，但考生仍无法理解。”
记者调查发现，按照人社部２０１０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务员招考年龄设置的通知》要求，我国公务员招考年龄一般为“１８周岁以上，３５周岁以下”；“任何招录机关不得随意缩小公务员报考年龄范围。”然而，本次选聘对象年龄控制在本科生２８周岁以下（１９８３年１月１日后出生），硕士研究生３２周岁以下（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后出生），有“量身定做”之嫌。
“萝卜招聘”向谁问责？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黎民说，目前招聘中的暗箱操
作被披露得越来越多，公众很容易从“巧合”联想到暗箱操作，所以百姓怀疑也在情理之中。
有专家认为，“萝卜招聘”事件，首先凸显了我国公务员招聘中问责制度的缺失。少数领导干部缺乏自律，行为失范，导致“萝卜招聘”、“人情招聘”、“舞弊招聘”等荒唐事件屡屡上演。
但这些饱受社会诟病的事件，大多是通过举报而非自查的方式引起公众关注，也鲜见有关单位领导和组织者被问责，这暴露出我国公务员招聘存在监督监管制度不健全、力度不够等问题。
据了解，２００９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联合公布《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其中对报考公务员
的考生作弊行为处理作出严格规定，但对考试组织实施方的责任没有明确划分。因此，有专家呼吁出台问责制度，依法依规制止公务员考试中的暗箱操作，并对责任人问责。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运清说，“因为政府是权力部门，在类似的招聘中是强势方，更应透明、避嫌。如果今后接二连三地发生类似事件，政府公信力将被扭曲、丧失。”
周运清教授建议出台干部子女就业规避制度。他说，干部子女也要找工作，有的也会参加公务员考试。政府层面要出台一系列措施，规定本地干部子女不能在同一地区参加招考，而是去别的地方考试，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萝卜招聘”嫌疑。
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郑维炜
文化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加快文
化立法，制定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文化产业振兴、文化市场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提高文化建设法制化水平。现阶段我国的文化产业立法总体上还不健全，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仍主要依靠规范性文件与政策性规定来保障。这就需要加紧完善文化产业立法，为文化产业良性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制定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法律。应根据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制定和完善文化产业基本法律法规。把握我国文化产业的现状与发展总体趋势，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分别研究制定相应的文
化产业布局和发展战略。发布新兴文化产业扶持计划，投入奖励基金，特别是对一些濒危门类的民族民间文化，制定保护标准和具体保护措施。大力推动文化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实行文化产品研究、创作、开发、生产和销售全过程的知识产权保护。文化企业经营的文化产品和提供的文化服务在进入市场前，应及时进行专利申请、商标注册、作品和软件登记，以获得法律保护并依法正确使用。
构建有利于文化企业融资的体制机制。由于资金结构特殊、风险承受能力较弱，文化企业在融资方面仍然比较困难，因此需要完善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扶持措施。一是创新贷款模式。应鼓励金融机构通过研究文化企业的经营特征和盈利模式，积极为文化企业量身定做贷款产品。二是拓展融资服务。建立包括信息披露、登记托管、资金结算、无形资产评估在内的服务体系，促进文化产业和金融业对接。三是设立专项基金。通过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吸引和鼓励民营资本、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文化产业发展，提升文化企业的信用等级，增强企业的自主融资能力。四是建立融资担保机构。鼓励社会各方参与建立文化企业融资担保机构，开拓多元化担保业务，把政府政策导向、财政适当投入与融资担保市场化运作结合起来，逐步拓宽文化企业的融资渠道。
完善文化企业的治理结构。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需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文化产业的支持服务功能。在这方面，首先应建立文化企业重组并购机制。打破当前文化产业中存在的行业、地区、所有制界限，充分整合文化资源，鼓励文化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跨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