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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重役”体制的形成
——以白粮解运为例
胡铁球
来源：《社会科学》2012年6期
内容提要：明代白粮解运，开始为粮长督率运夫解运，后变为粮长自雇船只和人夫解运，再变为官府督催粮长解运。一般来说，以“区”佥点粮长，每名输纳白粮数目较大；以“里”佥点粮长，其输纳白粮数目较小。白粮解运正米1石所需费用，宣德为3石左右，成化为3-4石；正德、嘉靖时为4-5石；到万历时以5-6石为常，明末飙升到8-10石。北运白粮之重役的形成，核心原因是粮长在解运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有“官辖”，处处受官吏节制，使费繁多。由此可见，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辖环节不宜过多，否则弊端重重。
关 键 词：重役 白粮 粮长 官辖
作者简介：胡铁球，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白粮分北京和南京两个系统，北运白粮系指由江南苏州、常州、松江、嘉兴、湖州五府中的24县1州①解运到京师供应库、光禄寺、酒醋面局、宗人府及百官俸禄的税粮，每年额派21万余石②。其品种包括白熟细米、白熟粳米、白熟糯米等优质米种，因是供应六宫及百官消费，故对米质的要求非常高，明代规定漕粮、边粮等各类税粮交纳须干圆洁净，而对白粮则是“每粒拣选，务在粮精纯”，若是不“精纯”，则要求“换纳”，重新输送③。史称：“且此白熟米，得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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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其初收之时，乡民选取一色好稻，舂碾成米，筛簸择好者取之，其不好者退之，劳费民力颇多。”④故当时官方折算，白粮与普通米相差极为悬殊，金花银的折算是银一两折米四石，而光禄寺糯米则为“每石折银一两一钱”⑤。不仅如此，白粮解纳之费，冠诸种税米解纳之最，故五府府志及其各县县志都异口同声宣称，充白粮解役者必破家，这种情形自成化以来不断加重，到嘉靖时，史称：“嘉靖十年以前，民运尚有保全之家，至嘉靖十年以后，凡充是役，未有不破家者”⑥。此类论述比比皆是，到万历以后，便愈演愈烈，终明一代，此役一直是个梦魇。
白粮输纳是明代赋税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各类论著中涉及的不计其数，但专文论之者，据笔者所知，国内仅有鲍彦邦先生的《明代白粮解运的方式与危害》一文，该文主要论述了白粮的来源、用途与特点；白粮解运的组织方式及其危害⑦。本文亦在前辈研究基础之上，重点探讨白粮解运的具体负担及其产生的原因，尤其是制度因素。
一、白粮解运的制度、数量、费用和贴费
1、白粮解运制度的变革
北运白粮的解运，有一个从“民运”向“官督民运”的转变历程，这个历程使得白粮解运负担愈来愈重。
从明初的粮长制度来看，其解运方式一直是粮长率运夫解运，其中运夫自备盘缠，自雇船只和车辆，而粮长仅是解运中的召集和领导人，其职责是交纳赋税及办理赋税完纳手续，若发生亏欠，其赔偿则先是粮长追责运夫，运夫无力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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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由粮长代替负责赔偿，也就是说粮长是最终负责人。如洪武十九年，《大诰续编》言：“催粮之时，其纳户人等，粮少者，或百户，或十户，或三五户，自备盘缠，水觅舡只，旱觅车辆，于中议让几人总领，跟随粮长赴合该仓分交纳，就乡里加三起程”⑧。宣德元年，周幹曾指责粮长“以平斗正数付于小民运赴京仓输纳，缘(沿)途费用所存无几，及其不完，着令赔纳，至有亡身破产者，连年逋负”⑨。成化间，王恕言苏松常三府输纳白粮，“约用运夫二万有余，自备衣粮盘费，又不可以数计”⑩。因运夫过多，故成化六年规定：“白粮米系官造船只，每船佥拨纳户五六名，多不过十名领驾来京”(11)。《武进县志》载：“国初有囤户以征收，有运夫以转输，一乡之中遍役数十人，以为累也。”(12)
粮长督率运夫解运的制度，一直推行到成化末年。到成化二十二年时，松江知府樊瑩认为周忱改革后的一个重大弊端是“运夫耗折称贷积累”，于是采取了“革民夫，俾粮长专运，而宽其纲用以优之”(13)的变革。这个变革的目的是解救运夫，把原来运夫的责任全部推到粮长一人身上，于是粮长无权带领运夫解运，而只能独自雇船雇夫，整个解运过程皆由其一人负责，虽然樊瑩说“宽其纲用”，但实际上政府拨给粮长的雇船等费总是大大少于实际费用。经过这个改革，不仅剥夺了粮长统率运夫之权，而且加重了粮长的责任和负担，是把“危害”转移的一种变革方式，而没有追究造成“运夫”破产的深层体制问题。
与此同时，明政府还不断强化对粮长的监管，结果粮长在解运环节完全失去了自主权，监管之官越设越多。正统之时仅有沿河各官催督粮长(14)，到嘉靖时增设儹运郎中催儹粮长(15)，至隆庆又添设总部、协部之官以催督监管粮长(16)，到万历时，政府拨给粮长的贴费，也受到官员的控制，如万历九年议准：“应得水脚，当官议定，先给一半，其余印封，船过徐州，总部官验给并”(17)。至万历三十九年，监管粮长之官吏，有沿河之官，有委官、儹运郎中，有总部、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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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官和押役长、押幇役以及扛头等官、吏、役等各色人员(18)。且每官之下，
又有胥吏衙役，如松江府“北运总部府佐官长夫一十名，每名银十二两，共该银一百二十两”(19)。这种庞大的官吏队伍，处处掣肘粮长，处处勒索粮长，粮长安能领足贴费。从中也可看出，北运白粮与其说是民运，不如说官督民运，是典型的半官半民性质，与明初之民运已经大相径庭了。到明末之时，许多官员认识到白粮解运真正弊端在于官吏监管粮长环节过多，故有官运代替民运之举，但实际运作还是官督民运，史称：“运役之裁，自崇祯十四年始，然改北运为官运，而以收催充之，虽无北运之名，仍有北运之实，民困犹未息也”(20)。
另外，自明中后期，白粮起运方式，原则上是以州县为单位，自结为一帮，史称一县“凡民运船只，自为一帮”(21)。又每帮阄出“批头”或称“批首”二人或一人领队，起船输纳京师，史称：“宜兴县白粮解户共五十三名，旧例必于五十三名中，阄出二名，谓之批头。自开帮后，承管沿途衙门投批挂号之事”(22)。在一帮中，各县又设有若干差役“督押”粮长。如崇祯元年，归安县、乌程县、崇德县、德清县共欠各类白粮2399.3石，“各属所欠白粮，计米征银，查验明白，眼同各该批首收领，责令各该差役徐惠、李文、谈龙、方亮、沈忠、尹和等，于本年八月初九等日前后起行，督押各解进京买米完纳”。又言：“崇德县解户沈庭珍、许金锡、范道金并旧保识齐禄，见在追比，计日可完。但乌程县批首蒋允昌，解户李吴、许相等通不赴比。及时拘该县原押差役徐惠、谈龙等，亦无其人。”(23)据此史料，一帮中由批头、押役、粮长等人构成，且当该帮有亏欠时，“批首”亦要负责整个县的追讨及赔补责任，故佥为批首(批头)，其基本上是死路一条，茅元仪言：“(白粮粮长)加之乡民愚拙，或畏惮远行而包之积年解役，即身抵京师而不能出歇家揽头之手。兼之一解不完，总批难缴，故一佥批头，即数万之家，无不立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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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明代白粮解运，开始为粮长督率运夫解运，后变为粮长自雇船只和人夫解运，再变为官府督催粮长解运，最后变为官运，这时离明亡仅有三年，且推行得并不彻底。
2、每名粮长所解白粮之数
宣德以前，江南地区的粮长制度运行方式基本一致，都是以区为单位佥派，但自周忱、韩雍改革后，上述五府佥派白粮粮长及起运方式，各自经历了不断变革，其中苏州、松江、常州演变方式基本上一致，都是按区佥派粮长，而嘉兴、湖州则自万历九年“均田均役法”推行后，走上以里为单位佥派粮长之路，粮里开始混一(25)。由于各府之间佥派粮长方式各异，故每名粮长额派白粮数量有较大的差异，但就佥派流程来看，嘉兴、湖州、苏州三府都是根据各州县额派白粮总数，来确定“船”、“篷”、“批”之数，再根据“船”、“篷”、“批”之数来确定粮长数，所谓“篷”、“批”皆是“船”的另称。如嘉兴府海盐县，万历初年，额派白粮4349.524石(26)，分为十篷(船)，每篷佥粮长2人(27)，平均每个粮长输白粮217.5石左右，平均每篷435石左右。至万历四十二年，海盐“北白十蓬，每篷正米四百五十七石五斗四升零，正副解二名”(28)，这说明海盐额派白粮增至4575.4石，“每篷”增至457.54石，平均每个粮长输白粮228.77石。其后史书都言海盐白粮仅4000石，每篷400石，每粮长输纳白粮200石，如“(白粮粮长)惟东南五郡有之，吾邑(海盐县)粮仅四千，船止十蓬，而大家巨室立破，於是役者不知凡几矣”(29)。光绪《海盐县志》言：“海盐白粮四千，分为十篷，充是役者率破家。”(30)这大概是中国文人喜欢说概数的结果。又如万历间，嘉兴府秀水县额派白粮约6725石，又“本县白粮分为十四篷装运”(31)。根据嘉兴府每篷佥点2名粮长的惯例(32)，共为28名粮长，每名粮长解运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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