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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万历九年规定的白粮船“勿令夹带私货”(90)政策的坚决贯彻，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查验中，多不行，少亦不行。史称：“且州县查验矣，又有淮安理刑之验，通州粮衙之验，何为者也。况淮安之验，验其少，少则罪之。通州之验，验其多，多又罪之。少不可，多不可，为之民者安所逃罪乎?”(91)于是被罚总是逃不脱的，其费需多少，不得而知。至于风涛漂没，有时也会偶尔发生，这就需要全部赔补，此必亡家亡身。
若考察明代白粮解运相关制度，实际上在途仅要雇船、雇夫、搬运起车等费。过关纳税以及过洪过闸之费，皆有违制度。如过关之税，政府曾三令五申，民船与军船同例，免其纳税，如“弘治七年题准行河西务遇白粮米剥船到关，俱免纳料，即时放行，各钞关一体验放”(92)；“隆庆六年题准民运白粮，责令粮长设处船只同运官帮次开程，过淮洪入闸，漕务参政督催，与军船一体挽拽。仍许量带土宜四十石，免其纳税”(93)。万历九年议定：“令粮长自雇五百料中船，每百石定给银三十三两，埠头等役悉行查革，经过钞关，如果止于土宜四十石，免其纳税。”(94)隆庆六年所定的白粮民船“与军船一体挽拽”，实际上指出了白粮民船过洪过闸亦是免费的，史称：“军运过洪闸一钱不烦，而洪夫闸夫其与挽拽”，而实际情形是“民运每过一洪，用银十余两；过一闸，用银五六钱，所过共三洪五十余闸，而费可知矣”(95)。又称：“关闸之间，止司啓闭商贾攸徃，一见粮艘无禁而生禁，必得重贿以导之行。”(96)据此，白船(民船)过洪过闸之费在60两左右，加之纳税等费70余两，共130余两，若要“重贿以导之行”，其费又不知几何。因此，若按国家政令办事，白运粮船不仅不必花费这130余两，而且还有40余石土特产的贸易利润。但实际情形完全不是如此，此又是违制所产生的费用。
就其在仓而言，根据现有文献记载，白粮输纳之弊端，最先主要集中在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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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而在途、在乡之弊端，最初几乎难得在文献中见到，而这个“漕政之坏”，史书几乎把矛头都指向“内官监仓”制度的推行。宣德、正统之时，开始用太监总督、提督仓场，史称：“宣德年间用太监总督仓场，正统间，添设一员或二员提督，后为常例??景泰以后又添设一员或二员，正德间陆续添置十七八员”(97)。史又称：“宣德、正统以来，始用内臣，亦止一二而已，正德间陆续添置，一羊九牧，需索多门，窄害輓卒，漕政大坏。”(98)《松江府志》言：“成化以前解户上白粮及各物料，户、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验收，解户不与内臣等见面，故军较不得胁勒，内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至亏害。成化以后部官避嫌，粮料不肯验收，俱令小民运送内府，而害不可胜言矣。”(99)故自成化以来，仓场之弊不绝于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英言：“江南运白粮民赴内外诸司交纳，所司留难邀利，又多取之，有一石止准纳三斗者，民皆饮泣贷补，又倍息以偿，多至破产”(100)。
白粮在仓交纳的弊端，概而言之，有包揽、进仓和挂号批廻三弊。隆庆时期，陆树德言：“入京，揽头之需索，入仓交纳之艰难，又有不可胜言者”(101)。其所谓“不可胜言”，主要是指白粮在仓场交纳过程中，环节繁多，完纳手续十分繁杂，使用之费多于牛毛。如万历十七年，监察御史林用了近500字来描述上仓环节之多，可以用眼花缭乱来形容。其中量米环节，有“加斛面”之弊，一般是每石多出2斗；筛米环节，每石罚米3斗，若有筛出之米，2斗只作1斗；加收耗米环节，例为每石加5升，实际上每石加至4到5斗不等；收取铺垫、脚价银，例为每百石“七两八九钱、八两六钱耳”，而实际每百石加至14两至20两不等(102)。这还没有完，随着时间推移，弊端愈来愈重，如“加斛面”，“甚至每石斛面加二、加三、四(斗)”(103)。而“铺垫之费，岁岁加赠，有多至加七者”(104)，即每百石加银35两，到崇祯初年，每百石“加耗五十一石，赠(铺垫)费三十六两”(105)。据此，仅斛面、筛米、加耗、铺垫四环节，完纳正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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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最少需费1石以上，多者达2石。
除了进仓交纳环节繁多以外，粮长还有“挂号批廻”等烦琐的手续要办，这个环节亦是弊端重重。万历三十九年，工科给事中归子顾疏曰：
若夫交纳之累，尤有不可胜言者，五经科道，七经内官，挂号三十二衙门，亦云琐矣烦矣。而粮米入城，先讲使用，初入仓庾，各役先索常例，管门者有钱，把斛者有钱??总之，各衙门之收米不一，有每石费五钱者，甚至有一、二两者??且迟留有罪，违限有罪，京中之罪未偿，而府州县销批之罪又至，噫!可叹也!(106)
据此材料，白粮完纳手续极其繁杂，要“五经科道，七经内官，挂号三十二衙门”，且每个环节皆要使费，弊端重重。嘉靖六年，梁材疏曰：“今纳完听单，大户有延至三个月者，有延至五六月者，始得回籍。盖缘各监局不拘多寡，俱索使用等钱，一处不到，不肯通押。计其所费，将倍所纳”(107)。这个环节所需费用，似乎不亚于进仓环节的费用。
至于包揽之弊，因属歇家范畴，问题很复杂，请参阅笔者系列论著，大约歇家索取的费用亦与正粮之数相当，史称：“歇家历年包揽，得利过本，指称使费，以壹科拾”(108)。
综上所述，粗粗计之，在乡环节，仅领银环节就耗其贴费之大半，即300两左右，加上征粮之困境和船户、水手的勒索，以及正常的雇船、雇夫及席、草、包、索饭食、神福一切诸费，大约其贴费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故在途、在仓之费，大约粮长都得自己掏腰包，且不说粮长起运以后数月盘缠费用。就在途之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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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明确算出的有过税关费70余两、过闸过洪费60余两、守冻打点费50余两、起车打点费150到200两间、沿河衙门勒索之费则不知其何、军船等挟诈费每次10两到100两不等。就交仓之费而言，除了歇家包揽、勒索、诈骗、欺隐等费外，仅上仓之斛面、筛米、加耗、铺垫等需米1石以上，折银为5钱，需费250两，而挂号批廻所生成的“常例”等使费则每石需费银5钱到2两不等，就按每石费银5钱最低标准计，亦需250两，两者共需费银500两。故当时有白粮输纳之使费“动以千计”(109)之说，这绝非虚言。上述已经言及嘉兴海盐县，每名粮长输纳白粮仅200石左右，但佥此役者，“大家巨室立破”，“充是役者率破家”，可见其极其繁重，而其他府县，如苏州、松江，粮长每名输纳500石甚至800石者，其不破家而不可得，故有粮长赔补达2000余金的极端例子。
结语
对于白粮重负，明代官僚们基本上归之于四点：一是内官监仓制度，导致了“漕政大坏”、“需索多门”，于是提出革除“内官监仓”制度，但因白粮是交与内府各库，此议虽在军运中推行了，史称：“嘉靖十四年尽行裁革(内官)”(110)。但民运照例如故，无法革除。二是仓官仓吏仓役之勒索以及包揽盛行，对于这一点的解决办法，基本上不断颁布禁令以及规范各环节使用的费用，但终多成为具文，顶多是在极端时段内发生部分效应，至于包揽，先是禁止，后来发现因完纳手续及进仓交纳环节过多，解户必须把此交给“专业”人士代理方能顺畅，于是有“保歇制度”的诞生，致使包揽合法化和制度化(111)，这自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三是民运群体太弱了，如隆庆六年，陆树德言：“军运以军法结为漕法，一呼百应，人莫敢犯。民运以田里小民，供役远道，语言鄙俚，衣服村贱，而人人得而侮之”，故其建议“白粮并入运军顺带”(112)。四是监管民运的官吏过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下者用禁令，上者变更制度。如天启五年，陈睿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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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革粮官陋规、胥役冗费及严惩包揽积蠹与厚恤粮长的建议(113)，这种用“禁令”与“厚恤”来解决问题，基本上不起作用，因为官员们不可能自己禁止自己获利。黄希宪则提出用官运代替民运，用制度来解决问题，其言：“官运则民无雇倩之费，一便也。官无签役之难，二便也。钱粮既自官支，吏胥无从抽扣，三便也。在船皆官役，船户无敢凌虐，四便也。催儧皆官事，沿途无敢抛撇，五便也”(114)。黄希宪的建议最后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在明朝最后几年里似乎在尝试推行，但其真正制度化是在清初。
通观各种文献记载，明初时期，因当粮长而发家致富者比比皆是，史称：“吴兴诸大家，强半起自粮长”(115)。原因在于当时粮长可自收自贮自解，沿途亦没有众多官吏监管，整个流程，仅是在仓这个环节需与官吏打交道，且此时的粮长可年年向皇帝或户部官员直接疏奏问题，故其权势较大，致使仓官仓吏等不敢胡来，史称：“粮长率在乡装收，人自为制”(116)。这种典型的民收民解制度，其解运交纳过程中，弊端不甚厉害，因其所能产生弊端的环节极其有限。清朝鼎立以后，彻底废除了运役，改为纯粹的官收官解制度，于是明中后期北运白粮之弊，顿时烟消云散，史称：“虚费革而重役息”(117)。由此前后对比，可以清晰看出，明中后期北运白粮之重役，核心的原因在于此体制非民非官，言其是“民运”却在整个过程中每个环节都有“官辖”，处处受官吏节制；言其是“官运”，显然一切费用皆由民负责，“民”是弱势，“官”是强势，以“弱”事“强”，自然勒索不断。这个特点，不仅是北运粮长如此，整个明代中后期所有的“役制”皆呈现此种机制(118)。如河北大名府小滩镇，岁兑漕粮25万石，河南等省的大户带银到小滩买米上纳(119)，其在乡、在途、在水次码头，同样遭受了各色官吏的重重勒索，史称：“漏厄始于官之多，继以买之晚，官有粮衙，又有粮厅，层累而出??添一差有(一)差之费，此中途之漏厄也。自歇家以至牙侩，自投文以至领文，自买米以至交米，层层节节，皆是花销，此到小滩之漏厄也”(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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