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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240石左右，每篷480石左右。
湖州府德清县约额派白粮4061石，分为8批(船)，佥粮长16人，每批2人(33)，每人平均253.81石，每批507.63石。
嘉靖年间，苏州吴江县，共解运白粮约10182石(34)，其“北京总部二十名”，“总部”即白粮长之另称(35)，平均每名解运白粮约510石左右。苏州太仓州，额派白粮10851石，分为20批，每批佥粮长1人，每批约542石(36)。
松江府，万历时期，年额派白粮粮长56名(37)，而其每年所派白粮基本上在5万石上下波动(38)，则平均每名粮长输纳白粮亦在900石上下波动，应是每名粮长管船两只，负担最为沉重。但后来似有不断增设粮长之数，每名粮长领运之数在缩小，如上海县，在万历时，每年额编粮长18名，到明末清初之时，据叶梦珠记载，上海“北运每年二十三名，俱领漕米，春办上白粳糯米一万三千余石(此数据与明代相差较大——笔者注)，雇船起运，至京交与光禄寺禄米、供用诸仓，必签点极富大户充之”(39)。据此，上海每名粮长领运白粮数在600石左右。
上述史料符合隆庆以来白运民船每船装载白粮400-500石的记载(40)。但每名粮长输纳的数目有别，一般来说以“区”佥点粮长，每名输纳白粮数目较大，基本上是粮长1人管船1艘或2艘，而以“里”佥点粮长，其输纳白粮数目较小，一般是粮长2人管船1艘，负担比以区为单位佥点的要轻一半。
3、输纳白粮1石所需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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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粮解运于京，自成化以来，所需费用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宣德四年，浙江运赴北京、通州之粮，“凡费三石可致一石”(41)。《明史》载，宣德的漕运“率三石致一石”(42)。成化间，王恕称五府起运两京白粮，“每石连加耗脚价盘用，有用糙米四石三斗二升者，有用糙米三石三升者，有用糙米二石七斗者”，这还不包括进仓等费用(43)。正德三年，马言：“江南之民最苦粮长，白粮输内府一石，率费四、五石”(44)。嘉靖初年，南京礼部尚书等诸官“开称内府白粮，计船脚耗，必用三、四石方完得正粮一石”(45)。至万历以后，《武进县志》言：“以民运者曰‘白粮’，内官、供用、光禄及泾景福三府之入是也，几五石而致一石”(46)。《吴江县志》言：“(白粮解运)大率费米六石有余，始完正米一石。”(47)万历间，给事中侯先春则言：“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半东南，乃民运白粮二十余万石??八石始当一石，则此二十余万石，实为一百六十余万石矣”(48)。明崇祯十三年，给事中张元始疏陈白粮苦弊，言：“白粮每正米一石加耗五升，车脚银一两，未尝有亏百姓也。二十年前，粮解一名费银不过二百两，近年每费至一千五百两”(49)。
上述关于白粮解运正米1石所需费用，大约宣德时为3石左右，至成化时已经升至3-4石；正德、嘉靖时，已升至4-5石；到万历时以5-6石为常，甚至有的飙升到8石。至崇祯时，粮解一名费银1500两，已经骇人听闻了。总之，明代白粮解运费用不断增加，与监管粮长之官愈设愈多如影相随，而万历时期费用陡增，应与粮长需到官府手中领取贴费息息相关，这些费用还不包括漂没、抢劫等非常事件所用费用，如万历间松江府有个叫宋宪的解户，因“半遭沉溺，半为歇家侵渔”，最后竟“负官税几二千金”(50)。若是全部漂没，其费当不知几何?而顾公燮言明末解运白粮：“向例白粮二十万石，责之苏松嘉湖，而他郡不与焉。其京仓耗羡铺垫名色，吏胥需索诸费，大率十六釜而至一石。岁溢月增，竟至十石而至一石，二十万石之供，实费二百余万石。不幸有覆溺，则身家糜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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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这个费用大得几乎让人难以置信。
4、输纳白粮1石的政府贴费
据笔者所查，民运漕粮的贴费制度始于周忱改革，当时执行此种制度时似乎十分灵活，史称：“酌量斗斛费、道里舟车费，总为数若干，然后验正粮以起赠数”(52)。但因白粮种类繁多，所要求米质及解纳衙门对象各异，加之各府离京道路远近及各府县习俗不同，其具体贴费的样式亦是各种各样。因此，虽然中央有统一规定，但具体落实到各府则都有所变通。就中央所定贴费而言，始于嘉靖九年，该年奏准：
直隶苏、松、常三府，起运内官监白熟细米，每石耗米二斗五升，车脚银四钱，船脚银六钱。白熟粳米，每石耗米二斗八升，车脚银三钱五分，船钱糙米四斗，贴夫糙米四斗七升。供用库、酒醋面局白粮米，每石耗米、车脚银、船钱俱同，惟贴夫糙米五斗。光禄寺白粮米，每石耗米二斗五升；宗人府并五府六部、都察院、神乐观等衙门本色糙米，每石耗米四斗五升；中府禄糙粮，每石耗米六斗五升；俱车脚银四钱，船钱糙米四斗，贴夫糙米五斗。浙江杭、嘉、湖三府，俱照此派纳。不许违例加增。(53)
在上述材料中，其贴费有米有银，为了统一标准，把米皆折为银，或把银皆折为米。查各地白粮起运贴米皆是每石折银0.5两，且终明一代不变。如嘉靖时吴江县，史称：“夫、船、脚费银三千七百八十两一钱八分，准米七千五百六十石三斗六升”(54)。由此可知官府是按银0.5两折米1石。又如万历中期秀水县，“光禄寺每正米白粮一石加船钱米四斗，夫米五斗，车脚米八斗，共米一石七斗，照例准银八钱五分”(55)。据此计算，亦是每石米折银0.5两。再如万历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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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盐县，史载：“每篷贴米二百六十八石八斗九升四合九勺零，作银一百三十四两四钱四分七厘四毫零”(56)。据此计算，亦是每石米折银0.5两。
据上述史料，按每石米折银0.5两，可计算出内官监的白熟细米1石贴费，若全折米则为2.25石，若全折银则为1.125两；内官监的白熟粳米1石贴费，若全折米则为1.85石，若全折银则为0.925两，其余各库的计算结果见表1。
上述中央统一规定的贴费，到地方上有所变通，且有不断增加之势。如嘉靖年间，苏州吴江县解运光禄寺、供用库、酒醋局等共自熟粳糯正米六千三百石三斗，其地方贴费：每正米一石，加耗三斗，加春办二斗；船钱、雇夫米八斗；每正米一石脚费银四钱(57)。据此，按每石折银五钱计，若全折米则为2.1石，若全折银则为1.05两，显然比中央规定要高(见表1)。且随着时间推移，贴费有不断增加之势。如万历四十二年，海盐县每篷共帖银550.263两，每篷运白粮正米457.54石，每石帖银约1.203两(58)。又据康熙《德清县志》记载，明代后期，湖州府德清县额派白粮4061.46石，其贴费仅分为两项，一是“每正米一石连耗并春折，准征糙平米一石五斗五升”，一是“俱征运户部交纳，每石加征银给解户，(供)船户、车夫包索之用，(共银)三千九百七十六两一钱五分三厘零”(59)，即每正米一石加银0.98两。据此，以每石折银五钱计，若全折银则为1.255两；若全折米则为2.51石。上述三例皆是针对白粮解运的贴费平均数而言。为了直观比较，根据嘉兴府、松江府等府、县志的记载，按上述中央计算方法，列为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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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1及其相关史料，明代白粮贴费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贴费是以府为单位制定的，如万历《嘉兴府志》所载的各县白粮解运贴费完全一致，没有例外，崇祯《松江府志》所载各县情况亦如此，但嘉兴、松江、湖州三府所定贴费却完全不同。二是白粮贴费构成，各地大体一致，皆由加耗、春办、船钱(米)、夫钱(米)、车脚银、贴役银等六类构成，史称：“北运有贴解银，有雇船水脚银，有起驳车脚银，有舂办、折耗米，有夫船工食米，其为大役计者，甚周密也”(60)。这比上述中央所定的多出了春办和贴役银两项(61)，且其变动较大。以海盐县贴役银为例，万历《嘉兴府志》言海盐县贴役银每石1钱8分(62)；天启《海盐县图经》则言每篷“向给帖役银一百三十七两二钱”(63)，其帖役银每石已经达3钱左右，这种差异的产生，应是政策不断改变所致。三是船、夫的贴费制定与位置有关，如嘉兴府船米例为4斗，夫米为5斗，松江府两项统一为4钱，显然是因嘉兴府比松江府离北京较远之故。四是贴费随着时间推移有不断增加之势，以供用库为例，嘉靖九年中央规定为每石贴费为0.94两，到万历时嘉兴府达1.33两，到崇祯时松江府达1.4两。
另外，各项贴费在各个时期及各个地区都有差别，容易理解，但让人捉摸不定的是，解向同一仓库的同一类米而各地贴费不一样，比如松江府解往供应库的贴费高于解往光禄寺许多，居然每石相差2钱多，而在嘉兴府则完全相反，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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