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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光禄寺白粮比供用库的略高1斗，其中原因不得而知。总之，万历以后，白粮每石贴费，折银一般则在1.2两到1.4两之间，折粮则在2.4石到2.8石之间，以每船500石计，其各类贴费总计一般在600-700两之间，数目是比较庞大的。按理应是足够支用粮长在途之费用，但实际上这些贴费仅是粮长所需费用的九牛一毛，故我们不得不分析白粮解运各个环节的弊端。
二、白粮征输各环节的弊病
白粮解运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流程，可分为在乡、在途、在仓三个阶段，细细剖之，每个阶段中的每个环节都是弊端重重。
就其在乡而言，则有佥点粮长(解户)、领单征收、领取粮银贴费、雇船雇夫、验收装载等环节。在这些环节中，其弊端可归结为三点。
一是“不能尽粮”，即粮长难以保质保量足额征到自己名下的税粮。佥点白粮长，五府都严格规定必是“殷实大户”，故“白粮长”又称“大户”，但因粮长数目不断增多，实际操作中难以做到尽佥大户，况且白粮长为极重之役，当此役者必破家，甚至有丧身亡家之患，故巨室富户用尽手段来避役，如通过诡寄、花分、飞洒、影射、飞匿等手段，使其上户变下户，“每每田多者反居下役”(64)，再是通过贿赂等手段，卖富差贫，营求稽脱，结果出现了“白粮苦差专派小民”的局面(65)，也就是说白粮长有相当一部分派及了中户甚至下户。佥点完粮长以后，便是领单征收，即粮长从“县总”等处领取征粮长单，再根据长单，粮长自行征收本名下的白粮正耗米，万历《松江府志》言：“此项(白粮)县派该保区图，该役自收，不烦收兑出入”，于是“在家有收贮舂办之苦”(66)。这个舂办之苦最为核心的是“不能尽粮”。天启《海盐县图经》载：万历三十一年，嘉兴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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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县“三仓解户生员扬秉炜，以不得尽粮，自刎于府堂”。其死时呈示：“解户五分，应集收起运米五百余石，往时奸胥作弊，将米升斗零派，花名诡姓，对面难寻，势豪宦户十不收一，旧役某人尚监禁七年无○，炜(扬秉炜)情剧自刎，幸救面，生恳乞坐尽本名本图。”该志又称：“往时县总书受贿作弊，将民运各粮尽派于宦家、豪户及奸顽小民，任其拖欠短少，相传有以麦豆抵作米，解户只得含泪收去者。”于是有行“坐尽本名之法”的实施，说白了就是借官府之力收足本名下的白粮(67)。当然这种立法并不会产生什么实际效果，解户不能尽粮依然存在，这不仅海盐县如此，五府皆然，故常常“钱粮不敷”(68)。因为自宣德以来，明朝通行白粮派于轻赋之田(69)，而这些轻赋之田多是势家富室所有，因此粮长征收不得不经常面对势豪宦户，上述“生员粮长”况且如此，中下户的境遇可想而知。
二是“使费之侵耗”，即粮长在“奉票支领”白银贴费时，遭遇了种种勒索，其贴费(使费)常被官吏人等吞没大半。《松江府志》言：“又领夫船车脚银两每石该银若干，华亭县该银二万四千六百两有奇，上海县一万六千二百两有奇，青浦县九千五百两有奇，此项征收在柜，奉票支领。”(70)对此，明末陈睿谟言：“臣每见里中粮役，收领正米外，更有各项名色。官有管辖，遂因其管辖而递索之事有款项，随照其款项而各科之，运船未出江口，而使费已耗其大半矣”(71)。万历间浙江巡按方大镇亦言：“夫运必资舟楫，无水脚价则失其资矣。今不请托则不得也，不兑支民间则不得也，不营求比限则不得也，不鑚求放单则不得也，不扣除公堂则不得也，未涉江淮已为鱼肉。”(72)仔细考察白粮运输的监管，有不断增加之趋势，正统年间设沿河之官催督，此后随着各朝推移，又设有委官、儹运郎中、总部、协部之官，且每官之下，又有大批胥吏衙役，这种庞大的官、吏、役队伍，处处掣肘粮长，处处勒索粮长，粮长安能领足贴费，仅在领银环节，其贴费已经“耗其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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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埠头、官吏、船户、水手之索诈。嘉靖六年，梁材言：“查得正粮一石，例贴船米四斗，富豪擅利，造船揽载。每船一只，官价一百二十两，埠头写船，抽银一十两，部运官需索，又不下十两矣。及至登船，一家聚食，官价不敷，往往赔补，此雇船之害也”(73)。以每船500石计，贴船米4斗，折银为2钱，故粮长领取雇船费，每船为100两，除“聚食”之外，而实际花费在140两开外，粮长需赔补40余两。万历九年规定雇船“每百石定给银三十三两”，以每船500石计，每船雇费则为165两，加之埠头抽银、部运官需索，已达185两之巨，而万历《嘉兴府志》记载当时的“船钱”贴费依然是米“四斗”，故粮长仅雇船之费需赔补85两以上。这种情况随着时间推移，愈是厉害，到崇祯时期，“(粮长)近甚苦之，盖因埠头横索牙用，每船扣银四十两，多者五十两，船户既受埠头之勒索，势不得不从粮长取赏”(74)。此时粮长，仅船费赔补已经达115两之巨，多者更是高达125两。而最糟糕的是“吏胥作奸，通同经纪埠头，豫(预)指某人之船受其雇值，利为己有。及至兑米船尚未到，即欲追退其值而托辞赶船，掉臂逃走矣”(75)。总之，正如徐必达所言：“大户派兑，有宦户之拖赖搧扬，验包有官役之需索，雇觅船只有舟人之揽骗，告领水脚有吏书之扣尅及押运官之索骗”(76)。由此观之，粮长之苦正在于官吏利用对粮长的监管之权进行勒索。
就其在途而言，白粮解运有各关搜货纳税稽留之苦；有过洪过闸挽拽起剥之苦；有各处衙门勒索之苦；有军船、快船、官座船之欺凌需索之苦；有守冻之苦；有起车之苦；有沿途查验之苦；有风涛漂没之苦，等等。总之，民运白粮在途中转运，其苦难述，奏章、日记、地方志等各类资料言之甚多，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万历间，浙江巡按方大镇用文近2000字，对其有详细论述。其中各关搜货纳税稽留之费，总计每船70余两，过洪过闸挽拽起剥等各类费用，总计每船300余两，“而雇船、雇夫与席、草、包、索、饭食、神福一切诸费，又不与焉。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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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粮一船负富户之虚名，到处以为奇货，而渔猎之不厌”(77)。
据方大镇所奏，白粮解户除“雇船、雇夫与席、草、包、索、饭食、神福一切诸费”外，需费370多两。雇船、雇夫等费，上述已言，雇船之费，每船需费银165两，按政府贴费的规定，雇夫之费是高于雇船之费的，即船米为4斗，夫米为5斗，由此可推算雇船、雇夫等费应在330两开外。崇祯十六年，应天巡抚陈睿谟对此也作了估算，其疏曰：“运船向系民雇官运，则必用官船，计每船管船头柁、水手各安家衣资等项??计每船用米五十石，用银三百二十五两”(78)。以每石米折银5钱计之，则雇船、雇夫等费共350两。以350两与前者在途在仓所费370两相加，共为720两，以每船500石计，每石折银5钱计，每石需费1.44两，折粮则为2.88石，即输纳白粮1石需费2.88石，与上述需费5、6石之说，相差甚远。当然上述之费用，在方大镇看来，仅是正常费用，随后其用了1000多字来叙述了非正常的费用，常常有50余金、100余金、150余金、200余金来描述某个环节的费用，观之，确实骇人听闻(79)。现分类叙述如下。
沿河衙门勒索之苦。陆树德言：“军运经各该分司衙门，无抑勒需求之苦；民运经各该衙门，动以迟违情由，问拟工罪并诸杂色使用，每一处辄费银十五六两，少亦不下十两。”(80)明代运河管理衙门机构十分复杂，最高机构称“总河”，下设四个分道，分段管理，即淮徐道驻徐州，淮扬道驻淮安，直隶道驻固安，山东道驻济宁。仅就山东道而言，其有4个衙门7分司(山东设有宁阳、南旺、夏镇、沽头、济宁、北河、临清等7个分司)，以此计之，整个运河分司衙门多达数十处，若每个衙门都行勒索之事，其费不知几何。
军船(漕船)、快船、官座船之欺凌需索之苦。陆树德言：“其最所畏者，军运每凌虐民运，有等豪恶之军，故将己船撞擦民运之船，民船板厚而军船板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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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有损伤，即便蜂攒簇拥，尽入民船，百般挟诈，不厌其欲不己也。”(81)徐必达言：“皇店、皇木及黄马水殿官座等船之挟诈??彼驾船运木，皆骄夫悍卒，藉属朝廷，驾言上用不容白粮船先行，必需索重贿，方许其行，一近其船，即称磕损，勒要赔补。小民唯唯，不敢申诉，此挟诈之所由兴也。”(82)工科给事中归子顾言：“皇店皇木之暴戾，抑勒关津闸坝之阻滞留难，快船、官座船之欺凌需索，重至叠出，不惟诈财且阻去路，而早则起车，迟则守冻，耗费不赀。”(83)方大镇言：“漕白相值，遇险破舟而令白赔漕，私诈未遂鑚求公断，私诈十余金而不得，公断百余金而莫谁何??不宁惟是，淮上游徒贿得缉盗未消之批，遍搜粮艘，沿河刁棍，怙恃村里乌合之众，强御粮行。”(84)可见仅漕船挟诈，每船少则10余两，多则需费100两开外，假设又遇快船、官座船之欺凌，以及沿河刁棍强夺，其费可知。
守冻与起车之苦。方大镇言：“苦莫苦於守冻??盖守冻临济，每名打点不过五十金，而一至河西天津之间，则内监以起车为例，所费不赀，每名非二百金则百五十金也。”(85)“守冻”是指因运船迟滞，到达王家务后，因河冰冻，不能前行，只好停顿下来，等待明年春暖冰化之时才开行，故“有王家务遇冻赁房、冻米搬运狼藉之苦”(86)。而这里所言50余金，仅是守冻过程中“打点费”，并不包含赁房、搬运之费，若是把此包含在内，则有人言：“守冻之赔费百倍”(87)。比“守冻”更可怕是“起车之费”，仅是打点，就需150两到200两之间，也就是说，“守冻起车”的打点费共需200两到250两之间，故言：“民之私用不知其几”(88)。
沿途查验之苦。本来仅是查验是否夹带私货，史称：“淮安、通州盘验之阻滞??淮安、通州皆关隘之所，恐有夹带，向许盘验，但官不自验，委之下吏巡拦之夫，明知其无夹带，必需索足愿，方放过关，此阻滞之所由病也”(89)。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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