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俞敏洪发现，“分区管理以后反而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协调，因为副总裁与副总裁之间不能进行有效沟通，就像过去新东方各个分校之间互相不合作一样，区域之间也形成一种不合作态度。时间一长，副总裁都有地方一霸的感觉。”诸侯割据，这是俞敏洪最不愿回忆的恶梦，它使得各分区一线人员各自呼唤着炮火，而总部却因缺少足够的平台资源，无法指挥各区进行协调作战，也就发挥不出规模效应来，并最终影响到新东方的“一致性、规范性”。“不是区域分置，而是整体一致；不是局部为王，而是全盘争胜。”分区管理的弊端让俞敏洪警醒。每位主管副总裁个性都比较鲜明，很容易在事实上形成一种内部角逐，出现诸侯割据与分立现象。
而新东方追求的是“一致性、规范性”，于是俞敏洪考虑用新的管理方式去重新架构。很快，分校又被重新收归集团统一管理，负责人是高级副总裁陈向东。不过，随着扩张的加速，陈向东的管理压力越来越大。“一个人分管着四十几个学校，四十几个校长，个人的感情、发展、工作问题，他一个人怎么关注得过来?陈向力每个礼拜一次给所有校长打上一通电话，40个学校的工作量也会让陈向力不堪重负。”俞敏洪说，而新东方的新学校还在不断开张。
“你绝对不能把一件事情全部压到一个人身上去，否则最后这个人也累死了。如果他不累死的话，各方面的感觉不
对之后，其实一定会把他毁掉。”俞敏洪说，“最后毁掉的结果是什么?董事会扭脸就会说这个人不行，结果你下面还没人(用)。”（管理中的分权思想）
俞敏洪想分权。可是他能把权力分到哪儿去呢?俞敏洪正在为新东方设计一种类似矩阵的交叉管理模式。各地分校的财务、人力资源部门必须双向汇报，既要向北京总部汇报，也要向分校校长汇报。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将总部的财务政策、人力资源政策贯彻下去。分校的财务主管、人力资源部门主管的选择与聘用，不是分校校长一个人说了算，总部的人力资源部门也要出具意见。
“垂直管理必须强化，否则，各地分校会五花八门；但另外一方面，又要给予分校校长更多实际权力，否则分校效率会大大降低。允许分校存在自己的标准，但总部会对这样的标准进行监督管理。”俞敏洪规定，分校校长提拔主要干部，从档案管理到面试、录用，都必须在总部监控之下完成。（标准化问题）
（分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因地制宜，还有就是给予下属充分的信任感，另外就是人才尽其用，而不是个人专断独行而累死，但是分权的原则下，还要保证企业的标准化，保证企业的品质，而不会出现缩水，还要维护上层领导的绝对权威，你比如说上层领导要保有签字权和财务权）
新东方上市之旅
（在这一节我们只是简单进行一个知识上的填补，而不是做人性终极上的关怀）
为什么上市：
上市不是主动选择，我自己很多转折点都是被推出来的，我不能阻挡合作者对财富的渴望。
俞敏洪:对于我来说，上市好像是被推着走出来的，并不是我主动的选择。新东方的经营发展以及现金流动确实是比较健康的，我们上市并不是为了要到股市上圈一笔钱，以支撑新东方的发展。从个人经历而言，我感到自己人生的很多转折点是被推着产生的（只要人生选择到了一种正确的方向，便产生了
一股推动流，而在无形之中就会实现你的人生价值），并不是自己主动地
选择。比如说我从北大辞职出来做新东方，不是主动地要选择下海，而是因为我当时到外而去教书被北大处分了，所以才离开北大，但是出来以后就带来了一个转机，这个转机就是我不得不开始寻找自己能够做、并且能赚钱的事情，因为我要养老婆儿子。
我创办新东方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够赚点钱，赚到足够的钱，我可以自费出国留学。但是没想到新东方就做成了，做到比较大的规模以后，我就希望能够把它做得更大，因而我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打算，到国外去上大学的目的无非也是为了未来能找到一份更好的上作。所以我就采取了一个倒过来的做法，1995年我到美国和加拿大，把我在大学时的一批
好朋友请到了新东方。这些朋友跟我组成一个团队，就有希望能把新东方做得更大。像徐小平、王强、包凡一，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才能（王强两度飞越重洋并定居美国，经过超常的努力，成为贝尔实验室的高级电脑工程师，现在成为国内最著名的口语教师（癖好买书，梦想当一名收藏家）；被朋友们怀疑其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家包凡一，在北美的现实压迫下，读完传播学硕士之后，再熬出一个MBA，居然成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会计师??），加入以后，自然引起新东方结构上的改造。把新东方原本家族型的管理变成了合伙制，这样新东方就有了第一步的发展。这个发展一直持续到2000年，新的业务模式出现了，原来的业务是每人分出一块，但新的业务出现以后，在怎样分上产生了争论，这个业务是在大家共同做的品牌之下产生的新业务。而谁来做新业务，谁就有可能拿到更多的钱，因此产生了矛盾，促使新东方从比较松散的合伙制向股份制改造转变，此时，恰好有人到新东方游说，新东方的发展这么健康，收入和利润也不错，如果新东方上市 ,则财富会呈几十倍的放大。
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去国际市场上市, 2000年，我国的股市刚好是泡沫最高峰的时候，一些企业的市盈率甚至达到80 倍，有人说新东方如果上市能值30个亿、50个亿。当财富有可能被无限放大的时候，大多数人是抵挡不住这种诱惑的。然而我本人并没有激动。我的特点是觉得做事情本身所
产生的快乐，会超过得到金钱的快乐。我把得到金钱看作是一种附加值，或者一种副产品，而做事情本身会更加重要。
其实我并不想走新东方在海外上市这条路。尽管我没有 专业的经济学知识，但是我知道上市以后市场的基本规则，要求上市公司公开透明以及不断发展，这会给我带来巨大压力。但是我不能阻挡朋友们以及合作者对财富的渴望。既然大家能够一起做事业，新东方又能够让财富成倍地增加，同时又能够把事业往前推进，那么这件事情明显是好事，所以大家一定希望上市。
从2000年一直到2003年年底，股份制改造的风风雨雨耗费了四年的时间，其间出现了很多内部改造和斗争，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经历了相当艰难的过程。在新东方这样一个结构里，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还算简单，因为大家原来已经有了固定的利益，到了2003年以后，这个结构调整好了，剩下的路就是去上市。我就是这样被推着下海、推着赚钱、推着上市 ,即便上市到今天，也不能算是我主动地选择。
如果排除对上市公司、投资方、内部股东、员工和老师所要承担责任这个因素之外，让我做一个选择，我就可能会选择做一个小的、但是质量非常高的、有价值体系的品牌，一个随时都允许我有更多的自由度来安排自己的日子的事业来做，而不是承担一个有如此重大责任的、必须为每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