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人们也已经结成了社会关系，但“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总之，人类的发展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实现的。人类“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在生产条件十分低下的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人类不过是自然与社会的奴隶与半奴隶，根本谈不上存在着自由与自主的所谓人的本质。
只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才能逐渐改变社会的状况，改变人的状况，并使人获得越来越多自由活动的可能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生产力的发展将首先引起分工与私有制的出现。“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在某一劳动部门共同劳动的个人之间的分工也愈来愈细致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26页。]不仅如此，分工还意味着剩余产品的出现和增加，这给一些管理者首先攫取这些剩余产品创造了可能性。于是分工又引起了私有制的产生：“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页。]因为分工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变成了现实，同时还产生了不平等的分配，所以“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页。]而当着私有制产生之后，阶级以及国家的产生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这些论述实际上是提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 但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上层建筑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就必将变动，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动上层建筑也会变动。这样，人类社会便形成了一个社会形态被另一个社会形态所代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许多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上，“第一种所有制的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在当时的西欧各国又出现了第四种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将来人类还要进入实行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阶段。 在论证共产主义必然到来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已抛弃了过去使用的关于人的本质复归的说法，而特别强调了生产力的作用，指出：“这种‘异化’?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而普遍交往的发展，才能使“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另外，“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
在这本书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将从低级阶段逐渐走
向高级阶段，同时还认为人类也将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他们指出：“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且把我们的打算化为乌有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页。]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类将使一切物质条件“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从而使人类真正获得自由发展的条件。
总之，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概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不再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展开，只要实行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就能使人类得到解放，而认为是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对于人类历史的概述上，他们不仅回答了在《手稿》中原来自己提出的问题，而且还创立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特点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这就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历史的主体的理解不同，对历史出发点的理解不同。唯物史观是把人类的物质生产做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出发点，唯心史观则把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范畴、观念做为历史的主体与出发点。 当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了唯物史观体系的时候，也就对“异化”的提法进行了重新评价。他们指出：“哲学家们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76页。]这就是说，异化论产生于哲学家们对历史的错误想象。他们把摆脱了分工的人的一切变成了一种理想，然后抛弃各个时代作用于人类生活的实际条件，说人类自一开始就具有了自主与自由的人的本质，后来这种本质才被异化了，这样便颠倒了人类历史的真实过程。同时，这样一种理论把人类的历史仅仅描述为所谓人的本质的发展过程，而并未把人类的实践活动放在决定人类发展的地位上，所以它是一种把历史过程描述为意识发展的唯心论。
由此，我们可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不仅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用异化论去描述历史的终结。
在这之后，马克思虽然还曾继续用过“异化”这个概念，特别是在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仍然使用过“异化”这个词。但是，只要人们细心地注意其表述的内容，就显而易见的看到，这时他所表述的异化同早期异化的涵义已经根本不同了。在早期，异化这一概念主要是用来说明现实与人本质的矛盾，揭露现实的非人化性质，具有全部历史观基础的作用，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色彩。在马克思的思想日益成熟后，异化的这一概念，只是偶尔用来说明社会的某一现象，而在说明这些现象时，既未提到这些现象的产生是人本质的丧失，也未提到这些现象的消除在于复归人的本质。所以，这里的异化概念实质上是借用原异化概念的部分词意，而不是旧概念的重复使用。
总之，从1835年到1846年马克思的历史观和政治立场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这一变化过程是复杂的，但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35年至1843年夏天，马克思的历史观基本上还是历史唯心论的，在政治上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信念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为马克思探求真理准备了条件。1843年夏天至1845年末，可以说是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马克思一面提出了个别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一面又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人的本质不断“复归”的历史，在政治立场上也是这样，马克思一面提出了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一面仍未从社会发展规律去说明共产主义必将到来的必然性。只有到1845年末至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才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者到唯物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完成。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同恩格斯一起创立了唯物史观完成了两个转变，除了因为当时的历史发展提出了这一需求和准备了一定的思想资料之外，还因为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很好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诸方面的密切结合：政治要求同哲学探讨相结合；哲学研究同实践相结合，对实践中提出的问题的研究同经济学、历史的研究相结合；经济研究、历史研究同阶级斗争等政治问题的研究相结合；整个理论研究同整个工人运动的研究相结合。这一系列的结合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才使马克思的思想认识不断前进，终于跨上了人类智慧的高峰。例如，当他树立了为人类幸福奋斗的信念后，不久便在柏林大学研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为他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信念找到了理论根据；当他感到黑格尔的哲学中仍不能提供社会问题的答案吋，普鲁士政府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排挤把他驱向了社会，使他开始了对物质利益问题的关注，而当他在物质利益问题面前感到为难的时候，他遇上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他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当他需要把这一刚刚萌芽的唯物主义思想向前推进的时候，1843年11月，他来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巴黎，他在这里看到了资本主义带来的罪恶，看到了现代两大阶级的尖锐斗争，促使他提出了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要求，接着他又研究了经济学和历史，从而加深了对阶级斗争根源的认识，提出了带有唯物主义成分的异化劳动论；然后他又把这一系列问题联系起来进行了综合研究，终于发现了基于物质利益基础上的阶级斗争，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论。所以，可以说，如果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不是很好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诸方面的密切结合，他的思想认识就不会达到这样的高度，最多只能达到当时的一些学者和工人活动家的水平。
第二章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共产党宣言》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的检验
一、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纲领的诞生
马克思说：以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目的就在于让无产阶级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就开始了把这一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工作。 1846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与日果在布鲁塞尔共同创立了“共产主义者通讯委员会”。目的是：与各国社会主义者、先进工人建立经常联系，了解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批判危害工人运动的各种错误观点，使各国社会主义者逐步统一认识，团结起来，为建立国际性的无产阶级组织打下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当时参加通讯委员会活动的有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沃尔弗、魏德迈、魏特林等人，参加这一活动的著名工人组织有英国的“宪章派”等。通讯委员会还在伦敦、巴黎、哥本哈根、哥德堡、柏林、科伦、爱北
斐特、汉堡、哥尼斯堡、莱比锡、马德堡、布累斯特等十几个城里建立了通讯委员会分会或通讯小组。
在这一活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重视德国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是流亡巴黎的德国工人组成的秘密革命团体，成立于1836年，成员大多是手工业者。它的指导思想很混乱，最初是德国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 口号是“人人皆兄弟”，目标是建立一个“无论什么人都生活得一样，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坏”的社会。同时，他们又和德国布朗基主义的秘密革命团体有密切联系，有着浓厚的神秘色彩。1835年5月，正义者同盟的成员参加了布朗基派在巴黎发动的密谋起义。起义失败后，一些领导人被迫流亡伦敦。此后，正义者同盟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在英、法、德、瑞士等国相继建立了支部，成为当时唯一带有国际性的工人组织。但由于它狭隘的宗派主义情绪和密谋性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使同盟长期未能成为群众性的革命组织。
1843年，同盟领导人沙佩尔曾建议恩格斯入盟，被拒绝。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与同盟的领导人保持着联系，经常利用口头、书信等多种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同时，还通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对同盟的指导思想——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终于，使正义者同盟的主要领导人和大部分盟员开始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过去的理论观念的毫无根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上的错误，愈来愈使伦敦的盟员相信马克思和我的新理论是正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5页。]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约瑟夫·莫尔受同盟委托，专程到布鲁塞尔和巴黎分别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确信他们的观点，抛弃密谋方式，邀请他们参加同盟并帮助改组同盟。马克思与恩格斯接受了这一邀请。
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代表大会。大会根据恩格斯的建议，把正义者同盟改为共产主义同盟。
大会确定以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信条》做为同盟纲领的基础，交给各支部进行研究讨论。大会还让恩格斯及马克思的朋友沃尔弗等人为同盟制定了新的章程草案。这个草案的主要特点是废除了正义者同盟从密谋性的秘密团体承袭下来的一切做法，确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过去做法的弊端主要是常常造成领导人滥用权利的可能性和迷信权威。马克思在1877年11月11日给布洛斯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过：“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9页。]。
此外，大会还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的“人人皆兄弟!”的模糊口号。 所以，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代表大会开过以后，恩格斯根据同盟各支部对《共产主义信条》讨论的意见，对“信条”进行了修改与补充，以问答形式写成了《共产主义原理》。但是，不久恩格斯就感到：采用问答形式去写纲领是不适当的。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3页。]马克思同意了恩格斯的意见。
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同盟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一起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从第一次大会就开始起草的新章程。新章程规定：“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页。]这个章程表明：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终于建立起来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
胜利。
二大还委托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宣言形式起草同盟纲领。1848年1月底，马克思与恩格斯完成了这一委托，写出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当欧洲大陆的又一次革命风暴来临前夕，《宣言》在伦敦发表了。
《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论述了以下主要内容：
第一、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及共产主义必将胜利的规律。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第二、论述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党的主张。
第三、对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进行了批判和评价。 第四、阐明了党的斗争重点和策略。
二、《共产党宣言》的策略思想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的检验与发展
《宣言》刚刚出版，欧洲就爆发了又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848年2月，巴黎首先爆发了革命。3月，革命波及到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普鲁士首都柏林以及意大利。接着，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波兰也相继爆发了革命，形成了一次全欧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1848年6月，法国巴黎还爆发了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起义，使革命运动在法国这个局部冲破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
马克思与恩格斯积极参加了这场革命，检验了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策略思想。革命后他们又总结了这场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并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做出了新估价。
1.总结法国革命的经验，提出“打碎”旧国家机器的思想
1789年的革命后，法国的各种执政人物，基本上施行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1815年拿破仑被欧洲封建势力的“神圣同盟”击败之后，革命前的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实行了一系列反动政策。1830年，法国再次掀起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统治。但代表大银行家与大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奥尔良王朝上了台。在这个王朝统治之下，工业资产阶级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小资产阶级大批破产，农民在高利贷的盘剥下，四分之一的人(四百万人)失去了土地，工人则被迫每日工作14—15个小时，还吃不饱、穿不暖(1836年里尔女工周工资为两公斤面包)。在此情况下，1845年至1846年欧洲发生了欠收，人们的主食马铃薯遭了病虫害。接着，1847年又爆发了经济危机。结果，饿死了几十万人。这样，便更加激化了人民群众与奥尔良王朝的矛盾。广大人民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的奥尔良王朝。资产阶级以《国民报》为中心组织了反抗阵地。小资产阶级以《改革报》为中心组织了反抗阵地。工人阶级则组织了许多俱乐部，展开了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终于，在1848年2月23日，巴黎爆发了起义，国王逃到了国外，资产阶级建立了法国的临时政府。
这次革命与1789年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工人阶级已经强大起来了。在革命中，工人组织了二十多万人的武装力量，三百多个俱乐部，还有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布朗基等人做自己的领导人，因此，工人在这次革命中充当了主力军。当时流行的一首歌谣这样描述了工人的力量：“碰见戴遮檐帽的，就把礼帽摘，碰见工人就跪倒。”足见工人力量之强大。 正因为如此，工人阶级便在二月革命的结果上面尽力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即“社会主义”烙印：
一是在政府里加上了两个自己的代表：路易·勃朗与阿尔伯。 二是迫使临时政府宣布了共和政体。本来，临时政府想借专制制度来阻止人民参加政府，不想在法国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工人们得知这一消息后，便派工人代表拉斯拜尔于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