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同盟改变“马上夺取政权”的策略。但这样一来，便立即遭到了同盟中央委员维利希、沙佩尔等人的反对。在1850年9月5日的中央委员会上，以维利希为首的四个中央委员同以马克思为首的六个中央委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少数派要求继续坚持“马上夺权”的策略方针，马克思与恩格斯则指出：少数派是“用阿谀德国手工业者民族情感的德意志民族观点代替宣言的全面的观点。他们提出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宣言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617—618页。]。但是，少数派仍坚持自己的错误策略，并标榜自己为“革命者”，污蔑马克思、恩格斯是“专靠笔杆子活动”的人。在此情况下，为了避免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建议：把中央委员会从伦敦迁至德国科伦，伦敦成员按不同观点建立两个区部，彼此不发生联系，只同属同盟中央。但在9月15日中央委员通过此建议后，少数派当即退出了会议，组织了自己的中央。于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只好同他们中断了联系。
同盟中央按照9月15日决议在科伦重新组建后，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但终于在1851年5月被普鲁士警察破获。至此，同盟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这一组织形式已经不再适合新时期斗争任务的需要了。正如后来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个组织应当怎样进行自己的活动，这主要取决于革命新高涨的前景能否实现。而这一点在1850年期间愈来愈不大可能，甚至完全不可能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2页。]于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便提议将同盟解散。1852年11月17日，同盟宣布自动解散。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完成了革命的善后工作之后，便再次投入了科学研究工作。马克思回到了他的书房，着重进行了经济理论的研究，1859年写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书，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恩格斯回到了曼彻斯特，在这里，他一方面从经济上支持马克思一家的生活，保证马克思的正常工作，一方面则抽一切时间继续进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
在这个新的工作阶段开始的时候，因革命的失败，观点的改变，同盟的解散，也使马克思与恩格斯受到了许多人的议论和非难。可是，在这些问题面前，再次显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立场。他们认为，人们创造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认识世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一面丰富自己的思想，一面则应修改自己的错误见解。人们不能要求历史按人们已有的理论观点去发展，人们更不应当在历史的发展证明原有的理论观点已经过时的时候，还要按原有的理论观点干下去。应当使思想符合客观实际，而不让客观实际来服从思想。所以，他们并没有重视许多人从唯心主义观点、从教条主义的观点对他们的非难与议论。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现在终于又有一次——长时期中的第一次——机会表示：我们不需要名望，不需要任何国家任何党派的支持，我们的立场是完全独立于那种流氓生活以外的。??我们也从不大埋怨这些渺小的大人物躲避我们”，他还说：“那些我们认为——至少在正式场合——是属于我们党??的人，连我们的理论的基本原理都不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09—210页。]这也就是说：真理是个发展过程，马克思与恩格斯通过实践改变了自己的某些观点与策略，正是他们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表现，同时也是他们永远跟随历史前进而不被历史抛弃的保障。只有那些惯于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看待思想和实践关系的人，才会认为这是后退。 在这里，马克思与恩格斯给无产阶级革命者提供了又一个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光辉范例。 总之，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到同盟的解散这段历史过程中，可以理出这样一条线索：在这个历史阶段开始的时候，马克思与恩格斯把自己的理论同当时的工人运动初步地结合了起来，产生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与《共产党宣言》。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为根据，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以及共产主义必将胜利的客观规律；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道路
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并且着重指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根据德国的社会条件，这场革命必将成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因此，共产党人将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德国。但是经过1848年革命的实践证明，德国不仅不具备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直接序幕的社会条件，而且也不具备资产阶级掌握全部政权的社会条件。于是，马克思恩格斯便放弃了“直接序幕”的提法和在德国建立独立工人阶级政党的计划。不久，马克思又研究了欧洲十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状况。认为资本主义尚有渡过经济危机、使阶级矛盾缓和下来的一定能力，而无产阶级也需要一个成熟过程，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并不能立即实现自己的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还需要进行十几年、几十年的斗争过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形式与它的现状，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斗争任务的需要，因此提出了解散的建议，而自己也回到了书房，重新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曾拿这样一段轰轰烈烈的起来又冷冷落落的下去的历史，对马克思、恩格斯进行责难，但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并不重视。在他们看来，根据主观总是落后于客观这样一条唯物主义的规律，这样一些曲折的经历是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所必然要发生的现象。问题不在于人们在事前就要对一切做出完全正确的判断，而在于人们在事件发生后应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修改在事前的判断与设想。 在这里，马克思与恩格斯再次为无产阶级革命者树立了一个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光辉榜样。
第三章 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规律的再分析
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重新回到了书房，集中精力对经济学进行了研究。1857年到1858年提出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从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立工作。
一、“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
如前所说，1842年至1843年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感到最难理解的问题是本来应该体现理性要求的国家和议会竟屈从了物质利益的要求。这个问题促使他从对黑格尔哲学的动摇转向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并开始了对经济问题的初步研究。1843年11月马克思迁居巴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激烈阶级冲突，使马克思更为震惊，产生了研究这个问题的新要求。所以，从1844年起，他一边同工人活动家们交往，一边便开始了对历史和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经济理论的研究。 但是，这时马克思对于剩余价值学说借以建立起来的劳动价值论，在认识上却落后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认为，商品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马克思则在对麦克库洛赫著作的译注中斥责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说它的缺点是“人愈来愈被抽象掉，现实生活也愈来愈被抛在一边，而考察物质的、非人的财产的抽象运动”[注：《MEGA》第一部分第3卷，第502页。]。并且认为物品的真正价值是“交换价值”。可见，当时马克思还没有研究价值与价格的关系，而把在私有制与竞争条件下价格围绕价值不断上下波动的这一现象，当成了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当成了由价格来决定价值的证明。
但是从马克思在稍晚些时候写的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译注中，就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已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对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已经
开始有了新的评价。在这里，马克思主要不是说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抽象的，不实际的，而是说他们没有指出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规律只有在不断变动和扬弃中才能实现。他说：“穆勒——完全和李嘉图学派一样——犯了这样的错误：在表述抽象规律的时候忽视了这种规律的变化或不断扬弃，而抽象规律正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8页。]虽然，这时马克思依然认为“物的真实的价值仍然是它的交换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0页。]，仍未做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量所决定的结论，但是，这一论点已表明，马克思已开始了对价值和价格的区分。 1844年9月至11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写了《神圣家族》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们向劳动价值论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书中写道：“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需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即它能卖多少钱(如果撇开竞争的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1页。]。列宁认为，这句话表明“马克思接近劳动价值的理论了”[注：《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页。]。
直至1847年上半年，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才对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给予了完全肯定。他写道：“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3页。]，他给我们指出了“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2页。]。“只要承认某种产品的效用，劳动就是它的价值的源泉。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来确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8页。]
但是，在这本书中也还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这里仅仅是接受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的创立并没有完成。马克思在当时所阐述的劳动价值理论中，既包括着从李嘉图那里继承来的正确观点，也包括着从李嘉图那里继承来的错误观点。例如关于“一种东西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它的时间来确定，而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7页。]的观点，就是马克思从李嘉图那里接受过来的错误观点。
二、资本主义制度并不能解决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
从1850年7月起，马克思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经济学的研究方面。他首先研究了近十年的经济史，找到了1848年革命之所以爆发而后又转为失败的原因。然后就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各主要代表人物思想的系统研究。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皮佩尔回忆当时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情形时写道：“马克思过着非常孤寂的生活，他仅有的朋友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劳埃德(指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作者注)。谁要是到他那里去，那他不是用客套话来应酬，而是跟你谈经济学范畴的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88页。]。
1851年初，马克思已对经济学的论著做了大量摘录和评述，并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地租理论与货币理论。同年4月2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已经干了不少(指摘录——作者注)，再有大约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的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搞完这个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41页。]。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马克思这个在五个星期内完成摘录的计划并没有完成。同年6月27日，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说：“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六至八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43页。]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由于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所以直到1858年5月才写成了1857年—1858年手稿。
但是，这份迟到的手稿却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从而完成了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在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通过批判蒲鲁东、达里蒙、格雷、布雷等人错误的价值观念而创立起来的。 长期以来，这批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一直主张通过货币改革和银行改革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他们都承认，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但他们又看到商品的价值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实现的，即商品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卖出去的。这种情况往往造成经济危机。因此他们便主张以“劳动货币”代替普通货币，即用标明劳动时间的凭证代替以金银为抵押的货币。并且同时标明商品的生产时间，使一切商品都可以直接与“劳动货币”进行交换。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避免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而且还可以排除商品实现价值的困难，根除了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总之，蒲鲁东等人企图把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放在一边的办法，或加以排除的办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等问题。
对此，马克思认为，只有把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搞清楚，才能清除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散布的混乱。于是，马克思便开始了对价值问题的重新研究，终于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
在这方面马克思提出了以下几个新的思想：
第一、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等小资产阶级理论家关于用“劳动货币”直接与商品进行交换的主张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他们排除了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各个生产者的生产率将是不同的和生产率将是不断提高的这两个因素。实际上，同一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各个生产者所花费的劳动生产时间是不相同的，有的用的多些，有的用的少些。但是，商品在交换过程中，社会只能承认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做为商品的价值量，而不能承认个别劳动时间做为商品的价值量。同时，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耗费还会不断降低。马克思说：“生产费用不断地降低，活劳动的生产率不断地提高，因而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不断地贬值，因此，不断贬值将是这种金劳动货币不可避免的命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78页。]所以，蒲鲁东等人企图用个别劳动时间来确定商品的价值量并加以固定起来的主张，实际上只是一种空想。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决定价值的，不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而是现在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78页。]这就是说，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第二、价格不等于价值，价格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等关于用“劳动货币”同注有劳动时间的商品直接交换的思想，不仅混淆了个别劳动时间和价值的界限，把个别劳动时间与价值等同了起来，而且还混淆了价值和价格的界线，把价值与价格等同了起来。马克思批评说：“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价值，只是商品的平均价值。”[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80页。]这种价值与“名义价值”、“货币价值”，即价格不同。价值是由较长的一段时间(例如二十五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价格则除以社会必要的劳动耗费为基础之外，还要反映当时的供求关系。因此，价格经常偏离价值。所以，企图用“劳动货币”把价值与价格等同起来的主张，从理论上说，是忘记了供求关系，从实践上说，完全是一种空想。马克思说：“小时券和一切商品相反，代表一个观念上的劳动时间，这个劳动时间有时交换较多的实际劳动时间，有时交换较少的实际劳动时间”[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83页。]。这就是说，价格不同于价值，价格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的。 第三、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体。 马克思在批判小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过程中，不仅分析了价值及其与价格的关系，而且
还全面分析了商品的各个方面，发现了商品的二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马克思说：“商品二重地存在这个简单的事实，即一方面商品作为一定的产品存在，而这个产品在自己的自然存在形式中观念地包含着(潜在地包含着)自己的交换价值，另一方面商品作为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货币)存在，而这个交换价值又抛弃了同产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的一切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2页。]。
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价值的存在，才使一切商品在质上找到了它的统一性，从而使一切商品都可以按价值量的比例而实现交换，正是由于使用价值的存在，才使各种商品能够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从而使交换成为必要。因此，商品中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存在，便为解决商品的实现问题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前题。但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存在也使商品的实现必须紧紧依靠交换，只有通过交换才能使商品得以实现。如果因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等原因破坏了交换，那么，商品就会积压，经济危机就可能到来。 第四、生产商品的劳动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统一关系的体现。
马克思在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蒲鲁东等人的经济理论时，不仅全面分析了商品，发现了商品的二重性，还全面分析了生产商品的劳动，发现了这种劳动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统一关系的体现。 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生产商品时所进行的各种不同的劳动都是具体的劳动，这种劳动生产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但是，当人们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去交换时，就必然要将各种产品的劳动进行比较。可是，各种具体劳动形式是无法进行比较的，能够进行比较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人类脑力、体力的消耗。这种不管劳动的具体形式，而只从人类体力，脑力消耗来计算的劳动，便是抽象劳动。这种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
这样一来，马克思便揭示了生产商品劳动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抽象劳动必须以具体劳动为前提，另一方面，具体劳动必须归结为抽象劳动，否则具体劳动就不能为社会所承认而实现自己。
此外，马克思还认为，这种劳动从另一个角度讲，一方面是私人劳动，一方面是社会劳动。
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把人们彼此分开，使各个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成为私人的事情。但另一方面，社会的分工意味着各生产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彼此为对方工作。社会分工愈细，他们之间的依赖性就会愈大，所以，个别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实质上又是社会的劳动，是整个社会劳动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马克思便揭示了这种劳动的又一个对立统一的方面，一方面社会劳动以私人劳动为基础，另一方面私人劳动必须通过社会劳动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一论点也是对蒲鲁东的“劳动货币”论的批判。“劳动货币”论实质上是不承认具体劳动必须归结为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必须归结为社会劳动的过程，而企图通过“劳动货币”直接实现劳动的社会性。实际上，这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这是做不到的。马克思说：“要想使单个人的劳动??直接成为货币，成为已经实现的交换价值，那就等于把它直接规定为一般劳动，这就恰好否定了使劳动必须成为货币和交换价值并依赖于私人交换的那些条件。??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劳动的前提恰好是：不论是单个人的劳动还是他的产品，都不具有直接的一股性，他的产品只有通过物的媒介作用，通过与它不同的货币，才能获得这种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20页。]。也就是说，产品只有通过交换，它所包含的劳动才能获得社会承认，并实现自己的目的。
总之，马克思在《手稿》中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成果，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这种理论不仅比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更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而且还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资本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