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市政厅，命令临时政府必须在两小时内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否则就要带领二十万武装的工人前往质问。结果，被吓坏了的临时政府还不到两小时，就宣布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 此外，工人们还要求以红旗为国旗，经临时政府的成员拉马丁的劝说，才决定在三色旗上加上了一朵红色的蔷薇花作罢。
三是强迫临时政府宣布了劳动权和建立了“政府劳动委员会”等等。
但是，资产阶级从工人的这些举动中，也深深地看到了武装的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威胁。于是，便利用手中的政权，有步骤地对工人阶级展开了孤立、削弱、迫害与镇压的活动。 首先，把工人们关于建立政府劳动委员会的要求接过来，派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去主持这个委员会。但把委员会设在卢森堡宫，既不给予实权，又不给予充足经费。因此，它不仅是一个徒有其名的虚设机构，而且还等于把工人代表赶出了政府。正象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它是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祭司长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负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1页。]。 二是把关于给予工人的劳动权的口号接过来，招募十一万四千多名失业者，建立了所谓“国家工厂”。但是，尽力让工人搞一些铺路、扫街等粗笨而效率极低的工作。对工人宣传说，这就是社会主义，败坏社会主义的威信。而让外人看来，工人尽是一些“吃闲饭”的懒汉，挑拨小资产阶级、市民与工人的关系。同时，对农民增税百分之四十五，宣扬说这是为了养活工人建设社会主义。于是，在农民眼中工人便成了“专靠他们出钱逍遥享乐的消费者”。 三是招募流氓无产者两万四千人，建立了“别动卫军”，准备了镇压工人阶级的武装力量。同时，借改组国民自卫军为名，解除了工人的武装。 四是做出决定提前支付债权人的利息，发布停止支付百元以上存款的命令，支持了银行，拉拢了金融资本家，等等。
所有这些措施极大地削弱和孤立了工人阶级。接着，资产阶级便对工人阶级展开了全面进攻。
4月23日举行了议会选举，结果工人阶级大大失利，在880个席位中，工人只得到了12席。
6月10日又改组临时政府为“执行委员会”，把工人代表路易·勃朗与阿尔伯排挤出了政府。
为此，工人于5月15日举行了15万人的抗议大示威，闯进了市政厅，解散了议会，选举了自己的政府。但执行委员会立刻进行了镇压，逮捕了布朗基，并乘机把十万人的军队调进了巴黎。
接着，便来挑动工人起义，以便制造镇压的口实： 首先，他们对国家工厂的工人采取了饥饿措施。 6月21日又下令解散工厂，把18—20岁的单身男工编入军队，其余的一律到疟疾流行的索伦地区去做苦工。这个恶毒的计划就等于完全剥夺工人阶级自二月革命以来用战斗和牺牲获得的一切。于是，22日，愤怒的工人走上了街头，进行了示威，23日便举行了起义! 工人起义后，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就把政权交给了一个将军——卡芬雅克，让他放手去镇压起义的工人。四万名极端缺乏武器的起义工人与二十万装备精良的政府军英勇战斗了四天，终于，在26日遭到了完全失败。一万一千名工人被杀害，两万五千名工人被逮捕，其中一万五千多名被流放。 当时，身在德国参加革命运动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密切注视着法国革命的全部进程。马克思早就预言，法国革命后，内部矛盾一定要加深，并将导致劳资双方的内战。 6月起义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起义失败后，马克思写了一系列文章对这场斗争进行了评价。后来，马克思又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和《波拿巴政变记》一书中对法国革命进行了总结。在这个总结中，马克思着重提出了两个新的思想：
第一、下一次法德等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在马克思看来，六月工人起义之所以遭到了失败，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自君主专制时代就开始形成的旧的国家机器。这架机器在各个时代几经易手，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有了加强。到第二帝国时期，它已发展成为有50万军队加50万官吏的庞大机体，这个机体严如密网一般缠住了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了法国社会的一切毛孔。二月革命后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全部继承和保留了这个庞大机体。因此，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加以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7页。]工人阶级只有用革命的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旧的国家机器，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在1851年末到1852年初写的《波拿巴政变记》一书中又提出：“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2页。]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应把这架旧机器摧毁。1871年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一封信中对这一思想又做了叙述，他写道：“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在这里，也可以把马克思的达一新观点看做是他的思想的一个发展。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提出无产阶级将用暴力去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还未讲到如何对待旧国家机器的问题。在总结六月革命的教训中则提出了“打碎”的思想。但是，也必须看到，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把它上升为普遍规律，而只是说在大陆上的下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中应该这样做。 第二、必须建立工农联盟。
《宣言》没有提出工农联盟的思想。在马克思看来，农民将随着工业的发展而破产，变成人口中的少数。相反，无产阶级将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壮大，变成人口的多数，成为决定社会发展的伟大力量。因此，当时未注意工农联盟问题。但是，通过1848年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看到，农民在大陆所有国家中还占着人口的多数，并且短时间也不会成为少数，所有争夺统治权的阶级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农民的态度。法国巴黎工人在六月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法国波拿巴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上台当了总统、皇帝，就是因为农民支持了他。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写道：“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3页。]在《波拿巴政变记》一书中，马克思又指出；如果能使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那末，“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9页。]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分析了工农联盟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又说：“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 总之，马克思通过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发展了自己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同农民的巩固联盟的思想。但是，也必须看到，马克思在对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探讨中，也有不完备的地方，这就是他在《法兰西阶
级斗争》(前三章)一书中，过高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的成熟程度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1895年恩格斯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页。]。 2.总结德国革命的经验，改变对德国革命的看法
《共产党宣言》指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势力虽已有了很大发展，但整个德意志联邦(1815年建立，并建联邦议会)仍被分裂为三十八个邦并由各个封建国王统治着。因此，资产阶级、工人农民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十分尖锐。法国的二月革命后，德国西南部邻近法国的巴登、符胜堡、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等邦，首先爆发了革命。 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爆发了武装起义。首相梅特涅男扮女装，仓皇出逃。奥皇被迫宣布改组内阁，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接着，普鲁士首都柏林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但是， 3月18日，国王却调动一万多军队和几十门大炮向示威群众进攻。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群众立即进行武装起义来回答反动政府的挑衅。经过一昼夜的奋战，起义人民获得胜利，国王被迫宣布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改组政府。大资本家康普豪森和汉泽曼被委任组织了新政府。
为了解决统一问题，各邦还选出代表，于5月18日在法兰克福召开了全德国民议会。 但是革命后上台的奥地利大资产阶级与普鲁士大资产阶级很快就同封建势力勾结了起来，企图限制革命的发展。于是，自5月之后，革命的各阶层同封建势力与大资产阶级又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斗争：5月中旬，维也纳的工人与大学生反对奥政府下令解散革命的军团而举行了一次起义；6月14日，柏林人民因反对政府的反动政策，攻占了武器库；8月23日，维也纳爆发了工人抗议降低工资的示威，10月6日，维也纳人民因抗议出兵匈牙利镇压革命的命令，而举行了十月起义。可是，这些斗争大都遭到了失败。从此之后，革命形势便逐渐走向了低潮。
11月1日，普鲁士内阁中的资产阶级代表被国王驱逐。1849年3月，奥地利重新宣布为君主国。与此同时，法兰克福全德议会经过长时间的争吵，通过了一部矛盾百出的宪法，选举普鲁士国王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但所有这一切都为普鲁士国王和各邦政府所拒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也在6月被解散。为了维护这部宪法，抗议普鲁士及各邦政权的蛮横行为， 5月之后，南德与西德各小邦爆发了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起义，但到7月便相继失败。至此，自1848年8月开始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便以失败而告终了。
革命前，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德国革命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期望。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这就是说，当时的德国拥有比英法革命时期更多的，更优越的条件去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德国不仅将获得革命的成功，而且还将使这一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并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响，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所以，“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
当德国三月革命爆发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及革命活动家列斯纳等正在布鲁塞尔。消息传来，十分振奋，列斯纳回忆说：“这一消息给了我们多么强烈的印象，真是无法形容。我们感到无限欢欣鼓舞，当时唯一的思想感情，就是准备牺牲一切，献身于人类解放。”[注：列斯纳：《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8页。]恩格斯也描述说：“人们高喊??‘共和国万岁!’高唱‘马赛曲’，相互挤来挤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68页。]
不久，他们来到了巴黎。马克思在这里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组织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起草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等文件，对几百名盟员回国的工作作了安排。接着，他们就回到了德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革命。
开始，马克思主要进行了两项工作：一是创办《新莱茵报》，二是建立工人阶级政党。但是，这两项工作进行得都不顺利。报纸是由马克思自己出钱办起来的，建党工作则毫无成效。派往各地的特使回来报告，德国工人虽已有七十万人之多，但大都是手工业工人，即缺乏觉悟，又缺乏组织。所以，建党的工作很难进行。 在这一情况下，马克思便指导同盟成员放弃了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工作，集中力量去搞统战工作，以便通过各革命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去推动整个革命运动的发展。 但是，事实很快就显现出：资产阶级并不是一支可靠的革命力量。 首先，三月革命后在柏林组成的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不仅不愿坚决进行反对封建王朝的斗争，而且自称“王朝挡箭牌”，要求国王把被革命驱逐到城外的军队调回来，以便随时镇压人民。 6月14日公然协助国王镇压了再次爆发的柏林人民起义。而它的唯一要求不过是同国王“商定”一部宪法。 第二，革命后产生的由资产阶级分子占多数的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本来可以凭借法律解散普鲁士国王的工具——联邦议会，但是它却听命于联邦议会；本来它可以凭借法律建立自己的政府，组织一支武装力量，支持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争取农民对革命的支持，但是，它却除了推选奥地利大公约翰为“帝国统治者”后又推选普鲁士国王为德意志皇帝之外，什么具体问题都没解决，坐失了一切革命的良机。
第三，在德国工人六月起义之后，德国资产阶级加快了与封建势力勾结的步伐。1848年8月23日，维也纳资产阶级竟公然与封建贵族勾结起来残酷地镇压了工人抗议降低工资的游行示威。
资产阶级的叛变和动摇，使马克思逐渐改变了对资产阶级的看法。他在1848年12月所写的《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指出：“与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代表旧社会的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降到了一种等级的水平，既脱离国王又远离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对态度，但是对于每一方的态度都犹豫不决，因为它总是在自己前面或后面看见这两个敌人；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因为它本身已是属于旧社会的了，它不是代表新社会的利益去反对旧社会，而是代表已经陈腐的社会内部更新了的利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2页。]。这一评价与《宣言》的评价相比，显然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在“宣言”中，虽估计到资产阶级在未来资产阶级革命中，会有某种妥协的表现，但对他们的革命性还是抱有期望的。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已不抱多少期望了。
当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态度与作用做了新的评价之后，也对德国革命的意义做出了新的评价。他指出：“三月革命决不是欧洲的革命，它不过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它不仅没有超过自己的世纪，反而比自己的世纪落后了半世纪以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1页。]
但是，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地区召开了工人代表会议，还决定六月在莱比锡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因此，从1849年起，马克思又把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希望工人阶级把领导与推动革命发展的主要任务担当起来。为了实现这一设想，马克思又制定了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计划，并从1849年4月6日起，在《新莱茵报》上连载他写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以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
可是，这一时期，以普鲁士国王为首的反动势力也加强了对革命的进攻。反动政府除对《新莱茵报》不断提出诉讼外， 5月16日还对马克思下了驱逐令。 5月19日《新莱茵
报》不得不被迫停刊。8月26日马克思转去伦敦。 然而，马克思始终没有放弃他的建党计划。他从伦敦仍不断对同盟在德国活动的特派员发出指示，促进建党工作的进行。但是这一活动并没有取得成功，同盟特派员鲍威尔只在德国恢复了一些支部，并未把党建立起来。
在这一情况下，马克思再次对德国革命的条件、性质与意义进行了新的探讨，终于，在1850年下半年做出了“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65页。]的新论断，放弃了“直接序幕”的提法。
从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是同革命实践的发展连在一起的，是在实践中丰富，又在实践中修改的。
三、马克思对欧洲革命形势认识的改变
历史证明，到1849年夏天为止，从1848年2月开始的欧洲革命已经以失败而告终了。但是，当时身在伦敦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认识到这一历史阶段的新特点，而是认为在三、四个月后就会爆发欧洲世界的战争。为了迎接世界革命新高潮的来临，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方面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写了大量文章(如《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的前三章等)，从理论上为未来的革命高潮做准备；另一方面，则成立了“流亡者委员会”，援助流亡到伦敦的革命者，培养无产阶级的活动家。同时，为同盟中央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派鲍威尔以特派员身份回到德国去重建同盟和工人阶级政党，以便从组织上为未来的革命高潮做好准备。
但是，革命的高潮并没有再度到来。到1850年夏天，已经看出，革命再起的希望已经消失：法国的波拿巴废除了普选权，未引起任何起义；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已退出了政治斗争的舞台，资产阶级日益靠向了普鲁士国王，并参加了分赃的活动；沙皇则更加肆无忌惮地对欧洲革命势力展开了残酷的镇压活动。 在这一新形势下，马克思再一次显示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他没有为自己过去的结论与实践所束缚，而是全面地、深入地研究了近十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状况，从经济上找到了1848年革命兴起而又削弱下去的原因，对欧洲革命形势做出了新的估计。
马克思认为，1847年的世界性商业危机导致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和从1848年中期开始到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吸收了大量的资金与劳动力，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淹没”了革命。马克思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象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3—514页。]马克思还认为，无产阶级为了取得政权，不仅需要通过革命改变现存的社会条件，而且还需要改变自身状况，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样，就需要经过十五年至五十年斗争锻炼的时间。也就是说，只有再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斗争，才能设想无产阶级革命的实现。
这些观点显然已经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的提法有了很大不同。
当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做出了新估计之后，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