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分子靠密谋方式发动起义，那不过是使无产阶级去遭受无谓的牺牲。
从这种估计出发，马克思肯定了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的斗争。1852年8月，马克思在《宪章派》一文里说：“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在英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长期的、虽然是隐蔽的内战过程中，无产阶级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且甚至在农业地区也不再有农民，而只有地主，资本主义企业主(农场主)和雇佣工人。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90—391页。]。
此外，马克思还肯定了英国工人阶级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1853年7月1日，他在《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一文中写道：“我确信，工资的时而提高和时而降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厂主和工人间经常不断的冲突，乃是在现代生产组织下用以激发劳动者的斗志，把他们团结到一个统一的伟大的联盟中来反对统治阶级的残害，使他们不致变成消极的、愚钝的、被马马虎虎喂饱的生产工具的必要手段。??我们不能让那种表面上看来它们的经济成果不大这样一种情况所迷惑，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它们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91页。]
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在当时的形势下，无产阶级还不可能发动革命去夺取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适当方式，就是争取普选权(英国)、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等。在这些斗争中，促使工人们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进一步团结起来，为下一步的斗争打下基础。 1856年，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出现了经济危机的前兆。1857年爆发了持续近两年的危机，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小资产阶级大批破产，社会矛盾又向尖锐化方向发展。这时，马克思对欧洲形势又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在1856年10月3日写的《欧洲的金融危机》一文中说：“当时，甚至最有远见的政治家所担心的，也不过是1825年和1836年危机的重演，而现在他们却相信：他们面临的不仅是扩大了的1847年危机的再版，而且是扩大了的1848年革命的再版。”[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9—60页。]“欧洲上层阶级除了惊慌之外，还痛苦地意识到，他们对革命胜利的本身，只不过有助于在1857年创造物质条件来实现曾经仅仅存在于理想中的1848年的倾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1页。]1857年7月10日，马克思在《欧洲状况。——法国财政状况》一文里又写道：“昏睡似的沉寂，这是东方战争结束以后欧洲状况的特征，但这种沉寂正在很快地为活跃，甚至狂热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55页。]“越过拉芒什海峡，我们会看到，彼岸的社会表层由于地下火的影响在徐徐波动并向上隆起。巴黎选举，与其说是新的革命的预兆，还不如说是新的革命的真正开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56页。]又过了几个月，马克思在《法国的经济危机》一文中预言了法国波拿巴政权的命运，他指出：“农业的这种困苦状况，加上商业的萧条，工业的停滞以及仍然在威胁着的财政灾难，必定会使法国人民处于他们通常起来进行新的政治试验时的思想状况。 随着经济繁荣的消失以及通常相随而来的对政治的漠不关心的消失，第二帝国继续存在的任何借口也将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27页。]
但是，马克思的预言并没有变成现实。1858年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摆脱了经济危机，进入了复苏与繁荣。于是，马克思便再次改变了对形势的看法，放弃了欧洲面临1848年革命形势再版的观点，依然认为，在当时情况下，欧洲不可能发生革命。马克思对当时形势的这种看法，可以从1860年2月29日他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一封回溯历史的信中得到证明。他在信中写道：“从1852年起我和任何组织都再也没有联系，而且我深信，我的理论工作比参加大陆上已经过了吋的组织对工人阶级更有好处。”信中还说：“当勒维(第一次)从杜塞尔多夫到这里来的时候??，他甚至想以在伊塞隆、佐林根等地发动工厂工人起义的诺言
来引诱我。我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无益而又危险的愚蠢想法。另外，我还向他声明，我再也不属于任何‘同盟’，而且无论如何我不能加入这类组织，至少因为这类联系会给我们在德国的人带来危险。”“对我来说，1849—1852年的经验已经够了。‘同盟’跟巴黎的四季社和成百个其他的团体一样，不过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党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1页。] 从马克思对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欧洲形势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等问题的认识基本上还坚持着1850年秋的观点。不过更加具体了一些。他认为在当时只有英国具备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但在主观上还未准备好。在大陆各国，则连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也未具备。在斗争手段上，马克思在过去未提到运用改良手段的必要性，而在五、六十年代，马克思则对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甚至认为英国普选权的实现就是无产阶级的统治。这表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斗争的形势与手段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二、引导第一国际把日常斗争同最终奋斗目标结合起来
六十年代初，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人增至两千万人(其中手工业工人一千一百万人)，连同家属已达五千四百万人。与此同时，工人觉悟也有了进一步提高，他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资本家总是用从国外招募工人的办法来压低工资和破坏罢工。再就是工人开始了对国际问题的关心。1863年初，英法两国工人展开了声援波兰起义的运动，同年，英国工人展开了声援美国北方反对南方奴隶主的斗争，1864年4月，英国工人还举行大会欢迎意大利革命英雄加里波第来到伦敦。所有这些都使工人认识到只有建立起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各国工人之间才能进行有效的支持，挫败资本家招募外国工人破坏工人罢工的阴谋；只有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工人阶级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显示自己的力量，干预国际事务。所以，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已成为当时工人运动发展的要求。
1863年7月23日，英法工人代表在伦敦共同参加了声援波兰人民的大会。第二天，他们在建立无产阶级国际组织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并选出了筹委会。接着，筹委会便与各国工人活动家包括马克思进行了商谈。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不仅有英法的工人代表，还有居住在英国的德国、意大利、波兰、爱尔兰等国的工人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包括三十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1866年更名为总委员会)，马克思也被选为委员。
总委员会成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制定协会的纲领。为此目的，总委员会于10月5日从委员中选举产生了一个九人的专门委员会来进行这一工作。但经过半个月的工作，委员会仍未把草案拿出来。于是，10月20日专门委员会便授权马克思对法国人吕贝提出的草案进行修改。马克思对吕贝的草案进行了彻底的改写，把原章程的条目由四十条缩减为十条，还写了一个新的文件：《成立宣言》。10月27日专门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的修改意见。11月初，总委员会批准了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共同规章》。
《成立宣言》和《共同规章》与《共产党宣言》相比，既有其共同性，又有其不同特点。其共同性是这两个文件依然坚持了《共产党宣言》的原则，阐述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其特点是肯定了工人阶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争取劳动立法等改良运动的作用并指出了这一运动的局限性。《成立宣言》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经过三十年惊人顽强的斗争，利用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间的暂时的分裂，终于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这一法案对于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引起的非常良好的后果，??现在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1—132页。]“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2页。]此外，《成立宣言》还论述了合作运动的意义，指出：“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象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同时《成立宣言》也指出了这一运动的局限性。它写道：“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没有越出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它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着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2—134页。]
马克思对于工人阶级争取劳动立法推行合作运动作用的肯定，以及对其局限性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马克思分析了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点，总结了工人阶级斗争的新经验而得出的新论断。
总之，国际工人协会是六十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逐步走向高涨的产物。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也还未成熟到夺取政权的程度。因而，工人运动的任务并不是立刻去夺取政权，而是首先把各国工人联合起来，团结起来，进行一些改善劳动条件建立劳动立法以及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在这一斗争过程中，逐步提高广大工人的阶级觉悟与组织性，为未来夺取政权的斗争打下基础。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写的《成立宣言》和《临时规章》不仅适应当时工人运动的实际水平，提出了适合当时条件的一些斗争手段，同时，还指明了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向和最终目标。
从1864年国际成立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是国际工人协会活动的主要时期。在这一期间内，国际工人协会召开了五次代表大会(1864年成立大会，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一次代表会议(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还进行了大量的日常工作。这些活动的内容大体可以归并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支持并援助了许多国家的工人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而举行的罢工运动。 六十年代中期，各国工人普遍掀起了缩短工作日、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这种斗争的主要形式就是罢工。1869年5月，马克思在谈到英国情况时指出：“在英国，难得有一个星期没有罢工，而且是规模很大的罢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95页。]。1865年，马克思谈到大陆各国时指出，在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真正的罢工流行病，增加工资的要求已成为普遍的要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13页。]。因此，支持和援助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便成了协会活动的主要内容。
例如，1866年3月伦敦缝纫工人罢工，国际工人协会便把这一事件通知了大陆各国支部，要他们劝阻工人不去伦敦顶替罢工者，从而使这次罢工获得了胜利。此外，国际工人协会还对同年发生的爱丁堡缝纫工人罢工、伦敦制筛工人罢工，也采取了上述援助办法使这些罢工取得了胜利。
再例如，1867年2月，法国铜矿工人罢工，国际工人协会立刻发动英国工人捐款支援，结果使矿主大为吃惊，被迫答应了工会的要求。这一年比利时煤矿工人罢工遭到了军队镇压，国际工人协会立即号召各国工人起而抗议和援助受害工人家属。这一活动进行了两年之久，支援了比利时工人的斗争，打击了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政府。
另外，国际工人协会还支援了其他国家的多起罢工斗争。通过这些支援活动，不仅提高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威信，增多了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而且壮大了工人的力量，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激发了工人阶级的斗志。 国际工人协会在实践活动上支援罢工的同时，在理论观点上还对反对罢工的蒲鲁东主义者，拉萨尔主义者以及欧文主义者韦斯顿等人进行了斗争。在蒲鲁东主义者看来，仅仅从事合作运动就足以使工人阶级摆脱剥削了，罢工是一种有害而多余的斗争手段。在拉萨尔主义者看来，工人阶级只从事在国家帮助下的合作运动也就足够了，用不着搞罢工斗争，而且工人的工资由“工资铁则”控制着，工资增长了物价也增长，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等于白费力。在韦斯顿看来，一个部门的工资提高，必然引起生活费用的上涨，祸及其他部门的工人，因此，也反对为争取提高工资而进行的罢工斗争。针对在罢工问题上的这些错误观点，马克思在1865年6月20日和27日的总委员会上做了详尽的报告，透彻地阐明了工资、价格与利润的关系，有力地批驳了蒲鲁东主义者、拉萨尔主义者以及韦斯顿等人的错误观点。 第二、领导了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的斗争。 六十年代中叶英国展开了改革选举法的运动，国际工人协会积极参预了这一运动。1864年底和1865年初，总委员会讨论了参加改革选举法运动的问题，确定了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结成同盟的策略方针。2月23日，总委员会召集改革拥护者开会，通过了成立改革同盟的决议。5月，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共同建立了改革同盟。12月，改革同盟在圣马丁堂召开了两千人的群众大会，揭开了群众性改革运动的序幕。
正在改革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1866年3月12日，首相格莱斯顿代表政府向国会提出了新的法案，规定凡每年有七英镑净收入的房主可以做为选民，取消了对选民的个人纳税要求。这一法案引起了改革同盟内部的混乱和分歧。激进资产阶级代表以及总委员会中的工联领袖克里默、奥哲尔等人积极支持这一法案，而埃卡留斯等人则坚决反对这一法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改革运动半途而废，马克思便积极支持埃卡留斯等人，对妥协派进行了斗争，并促使工联领袖妥协派克里默辞去了国际工人协会名誉主席的职务。 此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马克思的直接推动下继续领导了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的斗争。1866年6月27日总委员会与改革同盟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共同组织了两万人的大会及游行示威。7月2日又组织了七万人的大会及游行示威。此外，还组织了其他一些地区的游行示威。在这一年，参加群众大会与示威者多达一百五十万人。到1867年，群众运动的规模更为宏大，5月6日在海德公园举行了一次五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经过斗争，迫使政府提出了选举法的改良草案——给每年缴纳十英镑房租的住房租赁者以投票权。8月15日，这项草案被通过，成为正式法律。 这项法律虽不彻底，但毕竟为工人阶级争得了部分权利。
第三、帮助各国工人阶级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确定了正确态度。
六十年代初，欧美工人运动的特点之一，就是开始了对国际问题的关心。因此，帮助工人阶级对一些国际问题确立正确的态度便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任务之一。
波兰的民族解放是各国工人阶级十分关注的问题。因此，在伦敦代表会议上，马克思就提议把工人阶级对波兰问题的态度列入第一项议程。但这个提议却遭到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说，民族的提法是“陈腐的成见”，民族解放运动是历史的倒退，坚决反对在未来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一“纠缠不清的问题”。会议批判了蒲鲁东主义的错误观点，把反对沙俄，恢复波兰民族独立问题列入了代表大会的议程。会后，马克思还请恩格斯在1866年上半年写了《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组论文，论述了只有恢复波兰独立摧毁沙俄这个反动堡垒，才能促进欧洲革命，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创造条件的思想。不久，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便通过了“消除俄国的帝国主义影响和复兴民主的波兰”的决议，表示了国际支持波兰人民的斗争、反对以沙俄为首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态度。
爱尔兰问题是英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英国工人运动的一个突出问题。爱尔兰是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1801年正式并入英国。爱尔兰的土地几乎全部控制在英国地主手里，英国的残暴统治给爱尔兰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在十九世纪四十——五十年代的二十年中间，人口从825万下降到550万。在减少的人口中，半数死于饥饿，半数逃亡国外。为此，爱尔兰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反英斗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逐渐达到了高潮，1867年则爆发了一系列起义。但是，英国工联领导人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却反对爱尔兰人民的斗争，反对爱尔兰独立。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同工联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推动总委员会于1869年11月3日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决议，支持了爱尔兰人民的斗争；恩格斯写了《爱尔兰史》的一些片断，揭露了英国统治者给爱尔兰人民造成的灾难；马克思在许多文章中论述了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同英国工人运动的关系，提出了“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注：《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2页。]“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1页。]等思想。 此外，国际工人协会在其他一些国际问题上也表明了自己的正确态度。 第四、在几个理论问题上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斗争。
在这方面，关于土地所有制的争论占最主要的地位。在蒲鲁东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的主要罪恶，并不是对工人阶级进行剥削和继续阻碍着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而是促成了小农的破产。因此，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奋斗目标不应是向前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应当是倒退，去恢复小农的社会。在这一理论指导下，1867年9月，在瑞士洛桑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提出了建立私有制社会的主张，法国代表托伦说：“我的公式是：土地归农民，贷款给产业工人”。瑞士代表库勒里说：“我是自由的拥护者，因而也就是私有制的拥护者。”但是，这一主张却受到了同是蒲鲁东主义者的比利时代表德·柏普的反对。他说：“我也是爱好个人自由的人。但由于没有面包就没有个人自由，因而我希望能有保障以对付粮食所有者。”[注：克里沃古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简史》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57页。]因而，这次代表大会未就这个问题做出结论。1868年9月国际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土地所有制问题又被提了出来。比利时代表德·柏普更明确地提出了公有制的要求，主张不仅把煤井、矿山和铁路收归国有，还主张把森林和耕地收归国有。而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则提出了抗议。大会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马克思的拥护者列斯纳、埃卡留斯等人热烈地支持了德。柏普。因此，大会终于通过了赞成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决议。这个决议的通过打击了蒲鲁东主义的理论基础，促进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分化。这次大会之后，在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中间，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瓦尔兰为首的左派集团。他们在土地所有制，政治斗争等许多问题上，都离开了蒲鲁东主义的教条而靠拢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张。
三、反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
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但还有一小部分地区的经济仍很落后。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国家里(如英、法)，工人的生活也有了稍许改善，因而以工联主义、蒲鲁东主义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在工人运动中占了上风。在经济发展仍很落后的国家里(如瑞士、意大利等)，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资产者还在经历着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苦痛，破产、失业、饥饿、死亡还时常落在他们的头上，因而，要求对资本主义进行暴力反抗的情绪便在劳动人民中占了上风。这样的社会条件，成了产生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温床。
巴枯宁(1814—1876)，俄国人，出生在一个地主贵族兼官僚的家庭里。青年时代进过炮兵学校，当过军官。1840年后游历欧洲，受到了魏特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1848年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