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表明了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脆弱性，也说明了高度对外依赖将严重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在民工短缺、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资源承载力日渐饱和的趋势下，原有的低工资、低成本、外向型、高投入、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在沿海地区已不具有竞争优势，不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是造成民工短缺的主要原因；低工资、低劳动成本带来的低效率可能使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落人“低成本陷阱”。当前“民工荒”很大程度是“劳动力无限供给－低工资－低成本－低效率－低竞争力”链条的断裂，是长期不重视人力资本投入、不进行自主创新、不加快产业升级的理性反映。“民工荒”反映出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变。
（二）制度短缺和权益短缺是两轮“民工荒”的重要原因
有专家和学者指出“民工荒”实际上是制度荒和权益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制度短缺和权益短缺。户籍制度、各种保障制度的严重缺陷是“民工荒”的重要原因，“民工荒”正是对这些制度缺陷的有力反抗。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城乡流动，给社会福利带来损失；“民工荒”事件是户籍制度的必然产物，户籍制度导致了较高的迁移成本（王美艳、蔡昉，2008），外来民工被迫缴纳各种不合理费用，如流动人口证、暂住证、计划生育证等办证费用，加重了民工的负担，加上子女就学难等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限制了一部分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农民工不仅工资低，而且人身安全和尊严、平等择业、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居住等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合法权益屡遭侵害。
2004年出现“民工荒”后，政府在法律法规上做了很大改进，如国务院在2006年专门制定并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将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工资拖欠问题列为农民工工作重点内容之一；近几年国家也密集颁布了保护劳动者权利方面的法律，仅在2007年就颁布了《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就业促进法》。但是户籍制度、各种保障制度改变的幅度不大，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在权益上，农民工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仍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待遇，处于城市社会底层。作为新生代的农民工维权意识比较强，在很多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农民工选择“用脚投票”，离开工作岗位，一走了之，于是产生了“民工荒”。
四、两轮“民工荒”反映出三个变化趋势
（一）区域格局在发生变化，农民工流动的选择性增加
“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经济圈已经形成，农村劳动力外出选择的机会加大，流向出现多元化。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的推进，北部湾、成渝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等区域板块的形成与崛起，使欠发达地区加快了经济发展。另外，很多在沿海地区工作时间很长的劳动力已经有了些资本积累，不愿再从事最简单最辛苦的低级工作，而愿意返回家乡进行创业和投资。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也给返乡人员创业提供了各方面优惠。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西部地区经济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如2009年湖南省GDP增长13.6%，其经济总量位列全国第十位；安徽省GDP增长12.9%，连续6年保持两位数上升，并成为我国第14个迈入GDP“万亿俱乐部”行列的省份；内蒙古2009年GDP更是以17%的增速在各省份中位于第一，其他多数中西部省份的增长势头也十分强劲。在金融危机下，中西部地区并取代东部地区成为我国经济“保八”的功臣。这些地区的农民也就获得更多的“离土不离乡”的工作机会，新生代的农民工也出现了“就近就业”的趋势，减少了对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农民工供给。“东南西北中，打工到广东”，在农民工曾经流传的顺口溜现在变成了“东南西北中，处处可打工”。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我国的区域发展格局在发生变化，农民工流动的选择性更多。
（二）民工主体及其价值观念在变化
20世纪60年代出生、现年40岁以上、90年代外出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大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年龄的限制，再加上积累了一定的资金，这些农民工纷纷还乡回流，取而代之的是80年代后出生、新世纪开始外出打工的农民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成长的环境和社会背景不同，他们外出务工就业价值观念有了许多明显的变化。新生代年轻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经济压力较小，挣钱并不是唯一目的，更注重追求生活质量，效用目标和偏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刘传
江、徐建玲，2006；胡伟清、张宗益，2007；杨春华，2010）。他们在社会地位、合法权益、社会保障、人格尊严、子女人学等方面的诉求日益凸显。但是他们也有消极、个性的表现，吃苦耐劳精神日益缺乏，老一代农民工总是老老实实呆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新生代农民工即使从事此类工作也常常会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劳动强度太大而频繁跳槽。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高，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新生代农民工跳槽频率是老一代农民工的近6倍（长子中，2009），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此外，人文环境、文化娱乐、工作条件等都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然而，沿海地区企业在工作环境、管理体制、合法权益等方面改变不大，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用工荒”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不平等劳动关系的抗议。
（三）惠农政策效果逐渐显现，农民工外出净收益不断下降
两轮“民工荒”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农”问题在不断得到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重要原因是农民负担重而农业比较利益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慢。在早期，相比农村而言，外出打工的相对收益比较高。但是随着国家连续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如取消农业税、种粮直补、粮食收购保护、新农村建设等，使农业劳动力边际效益不断提高，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这提高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降低了农民外出打工的积极性，也吸引部分农民工回流，造成农村劳动力的意愿供给量小于企业实际需要量，结果带来了企业用工短缺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10年2月24日发布的“部分城市2010年企业春季用工需求和2009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有62%的返乡务工人员明确表示春节后要继续外出务工，有30%的返乡务工人员表示要视情况而定，所占比例与往年相比增长6%；有8%的返乡务工人员表示不再外出务工。这表明了国家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吸引农民工重新回归农业，留守农村的意愿比过去提高了，外出打工的意愿降低了。此外，在城市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实际购买力趋于下降，而流向城市的成本增加，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净收益下降，缺乏向外流动的经济诱因。
五、两轮“民工荒”表现出两个方面的落后
（一）说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完善
2004年我国政府就提出了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发展跨地区劳务合作。但是劳务市场相对落后，发展步伐缓慢，大批量的劳务输出还处在零散无组织状态。主要原因，一是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不信任。劳务市场上各种非法中介机构采取提供虚假、诱人的招工信息骗取农民工高额中介费用，使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不信任，害怕进入劳动力市场。统计显示，农民工盲目外出占36%，返回原岗占44%，老乡、亲朋好友介绍占11%，经有关部门组织输出的仅占9%。二是目前我国尚没有一个较完善的全国性或者区域性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网络，不能在第一时间发布和提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求信息。由于农民工输出地和需求地不能相互协调，劳务信息不充分，管理网络不健全，使得劳动供给的信息无法传递给用工单位，劳动需求的信息也无法传递给打工者，造成劳动力的盲目、无序流动，从而导致了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此外，我国劳动力市场不规范，劳动法律法规缺失，劳动力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市场调节、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作用还没有形成，这些都影响到农民工就业、流动。
（二）揭示了企业用工模式的落后，管理体制没有改进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通过调查发现，18～25岁的年轻劳动力仍是企业用工需求主体；对女工需求过大，男工相对过剩，性别需求失衡；一些企业除搬运等岗位外全部招女工，男女比例有的高达1：10。目前企业招收农民工时对年龄仍然有严格限制。企业的这种用工模式存在严重的歧视问题，对公民劳动权形成严重侵害，也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造成供求错位严重。可以说农民工并没有短缺，“民工荒”并不是农民工供给总量的减少。按照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每年抽样调查，我国乡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其中25岁以下的约占45%，按照企业招工标准，将有近55%的外出务工人员找不到工作。企业只利用劳动力生命中最年轻时段，折射出我国并不缺民工，缺的是处于最佳人口红利年龄的民工。
企业追求短期利润而设置了苛刻的用工条件，人为地缩小了招工范围，这种情况早在2004年就有所反映，但是企业仍然没有改进旧有的用工模式和管理体制。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查，大部分企业对新招员工的职业技能和文化程度均有一定的要求。对企业调查中，企业招工岗位中近1/3要求具备一定的职业资格，企业招工要求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9%，要求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5%，暂无要求的占26%。这些要求限制了一部分劳动力供给。企业需要熟练的技工但是却没有完整的民工培训、人才开发体系。发生金融危机时企业大量裁减人员，订单增加时却呈现招工难现象，说明了企业对未来人力资源预测能力、人才储备能力相当缺乏。两轮“民工荒”揭示出企业用工模式、人力资源管理办法的落后。
表1：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及农民工人口数量（万人）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农村15～64岁的人口(万人) 52662 52291 51767 51597 51424 51192 50894 50543 50117 农民工(万人) 8399 10470 11390 11823 12578 13212 13697 14041 15000 农民工外出所占农村l5～64岁的人口比例(%) 15.95 20.02 22.00 22.91 24.46 25.81 26.91 27.78 29.93 数据来源：（1）2000-2007年外出6个月以上农村劳动力数字，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司《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2008年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2009年数字引自Xin（2009）；（2）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系胡英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