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体现了对作为消费者的人口的高度重视。在整个经济发展循环中，政府是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者、就业政策的促进者、人口和社会福利的推动者，同时也是一个有独立利益诉求的主体。以就业为主的经济因素成为吸引人口积聚的决定性因素，地方政府必须通过若干重要环节的作为，强化这种经济因素的影响。换言之，在人口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中，消费是人口系统福利增加的标志，也是刺激经济系统收益增加的作用点，就业则是经济系统收益向人口系统福利转移的关键因素。但由于单纯的市场行为是很难实现经济系统福利向人口系统充分转移的，企业改进技术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努力有减少对劳动力使用的倾向，而劳动工资水平的提高则需要通过非市场因素的干预，即在实现良性循环中，地方政府的作为空间是比较大的。与“消费偏好型”发展方式正好相反，选择“生产偏好型”发展方式的区域，地区税收更偏重生产环节，由此构成了政府强调生产而非消费的发展特性，在这种发展方式下，政府更看重企业和能带来投资的“富人”，其次是作为劳动者的人，而并不笼统欢迎作为消费者的人－－所谓“要人手不要人口”。
“消费偏好型”发展区域的地方政府大多采取主要在消费环节征税（包括物业税、消费税等）的制度，定居人口增加意味着政府财源的增加，这使地方政府有强烈的意愿吸引人口迁入；而区域以“生产偏好型”方式发展的，则征税以生产环节为主，在地方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来自生产环节征收的增值税的财税体制下，企业缴税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地方政府会采用各种方式吸引企业，包括低价出让工业用地以吸引投资，由此带来GDP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和就业岗位的增加。
如前所述，人口承载力受以就业为主的经济因素的制约。由于区域会在“生产偏好型”和“消费偏好型”发展方式之间作出选择，则将会有不同的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也就决定了不同的就业状况，因此区域的人口承载力必将不同，随之将有不同的人口分布。因此，人口能否合理分布或者说人口承载力关键取决于区域对发展方式的选择。如果采取“生产偏好型”发展方式，必然导致过分强调人手，在经济结构中偏向能产生大量就业岗位的产业，人口承载力也将不断提高。
基于人口承载力影响分析的区域人口调控思路
综上所述，自然地理角度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是无法解释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超过人口承载力却没有产生任何危机这一现象的。因此如果按照现有的“城市人口承载力极限”研究，为对人口规模进行调控而制定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事实上，对类似于北京这样的城市而言，其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并非膨胀的人口，而是错误的城市发展方式。北京人口增长近年远超规划，主要既不是人口管理做得不好，也不是城市规划做得不好，而在于实现城市规划及人口目标所依据的条件－－按正确的城市发展方式发展经济，现实中没有得到有力执行。这其实也是当前包括上海、广州、武汉在内的许多区域性中心城市共同存在的问题。由于人口承载力上限关键在于区域发展方式所决定的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尤其是就业状况，并不是自然地理角度的资源环境，这就为调控区域的人口规模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从影响人口承载力的经济因素入手，对产业和就业结构等经济因素的调整才能够真正调控区域人口规模并在调控中兼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正确的管理手段是通过宏观的产业调整，控制微观企业及控制就业，使人口在类似北京、上海等城市分布的主观动力减弱。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展开：
从宏观层面，可制订与区域定位相关联的产业支持和限制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调控人口规模和质量。产业是区域功能的经济支柱，相关的产业发展将为区域功能的实现提供多方面的支撑，区域发展的巨大投入、人才集聚、资本集聚、信息集聚等等，都需要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因此，在区域功能准确定位的基础上，确定应该支持发展和限制的产业，以及需要采取具体的实际手段调整产业结构，才能达到调控人口总量，引导人口有序流动的目的。通过选择产业来间接选择人口，使区域人口的规模、质量和结构与之匹配和优化。至于应该发展和限制哪些产业，是需要在区域功能准确定位基础上，从产业经济的角度作出深入研究的，需要从制订重点支持的产业体系目录、设定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标准、能源及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标准等工作上多方面做深入和科学的研究和探索。
从微观层面，通过选择企业来调控区域人口，依据区域定位建立企业准入制度。该项措施主要聚焦在产业结构调整下的微观层面。从根本上来说，企业准入是落实区域定位的根本保障。目前由于北京及多数中心
城市选择发展“生产偏好型”城市，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引进产业时，往往注重的是企业所带动的就业以及企业所提供的税收，加之GDP是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因此，区域对企业基本是照单全收，并未考虑企业是否切合区域定位，并无企业准入制度，企业增加，就业增加，由此区域人口承载力提高。因此，人口规模超过人口承载力及调控均不在事后的人口管理，而应在企业准入造成的源头性人口需求，人口管理是无力矫正经济因素所带来的问题的。因而，约束就业增长应是当前控制人口增量的重心，按区域定位对企业准入制定规则以“约束数量，提高质量”，是控制就业增长及提升区域发展品质最有力的途径。
综合而言，面对人口压力，面对区域人口承载力不断被突破，应转变对人口承载力的传统认识，从经济因素入手，这才是缓解人口压力的正确方向，而不是动辄就“限制人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区域如果试图以行政手段阻止人口的增长或把人口控制在某一预期的数量以下，都是不可能的，除非倒回计划经济的时代。任何区域都不可能搞出一个“隔离墙”，不可能光凭行政手段来完全堵住人口的正常流动。更何况，一个在21世纪迈向现代化的大国，公民的自由迁徙要看国家的利益安排布局，而不能看威权管制。
人口压力的解决，只能靠经济手段、市场机制形成的经济上的“隔离墙”，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自然会对人口的增减、出入产生调控作用，对人口从数量、质量和结构上进行优化调控，应在对区域准确定位的基础上，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一言以蔽之，人口压力的解决，人口调控目标的实现，应更多通过市场间接地实现，最终，在区域进行合理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形成“政府调控产业，市场选择岗位，个人决定去留”的人口间接调控机制。
作 者：苏杨 齐浩良 肖周燕
单 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类别：人口与就业 库 别：国内论文子库
“人口红利”还有相当潜能
2011-03-09
摘 要： 按照刘易斯的理论，所谓的“拐点”发生在农业生产率增长到接近工业部门生产率的时候，而目前我
国的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仍然远远低于工业部门，一个表现是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很大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中国城市化率2010年为47%，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未来城市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农业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还远没有结束。
关键词：
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给，农业生产，工业生产
“刘易斯拐点”在中国被反复争论。因为它被认为是中国经济今后十年的最大拐点，它将重新定义中国的增长模式，重新设定中国的增长潜力、消费潜力。
“刘易斯拐点”最本源的定义是关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概念，我看过不少学者不同口径的研究报告，多数认为现在农村中能够转出的劳动力已经不多，剩下的多是老幼妇孺。
但我所理解的“刘易斯拐点”事实上隐含了这样一个默认的逻辑，即那些已经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是实现了充分就业的，工业部门未来新增的劳动力需求只能依靠从农业部门转移来满足。如此必然的推论是“不变工资制”会被打破。而这个经济逻辑是通过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竞争来实现的－－由于劳动力转移持续不断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推高了传统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对现代部门的产品比价，最终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接近或等同现代部门，现代部门无法继续以较低价格吸收劳动力，因而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弹性变大。
我的疑惑在于：如果已经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本身仍然就业不足，工资却出现了快速上涨，那还是“刘易斯拐点”解释框架中的逻辑吗？
有一个现象值得观察。
在东部地区“用工荒”持续数年并愈演愈烈之际，一大批农民工不到40岁就返乡了，东部城市似乎不需要老的农民工。
这意味着中国东部地区的“有效劳动力”供给实际增长缓慢，不排除个别地区出现负增长。因为一个受过多年职业技术培训的熟练农民工返乡，他的有效劳动力供给消失可能是数个非熟练的青年农民工补不上的。当经济周期性因素导致需求大量增加时，用工紧张（特别是技工）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劳工短缺的年龄结构性问题突出，短缺的是青壮年劳动力，而40岁以上的劳动力或普遍存在着就业不足。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人口红利还有相当潜能。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值得探讨。城市不能给他们必要的公共产品，农民工在住房、大宗耐用消费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满足都不可能发生在城市，他们只能“候鸟性流动”，主要是谋求在制造业中就业，目的是赚取较高收入。十八岁离乡成为产业工人，二十年后依然不能在东部城市落户。更重要的是房地产泡沫使得他们留在城市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往往是因为主观认定了“刘易斯拐点”的存在，回过头来，再用各种方式来判定它的出现。
一是用工资上涨来判定，工资快速上涨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但在刘易斯的理论框架中，当二元结构出现拐点时，工资上涨只是一个推论，能否成为一个判断条件显然不是逻辑必然。刘易斯也在后来的文献中进一步解释过，一个国家在拐点之前也会出现工资上涨，这主要是因为维持“生存线”的工资水平上涨。
在我看来，中国的情况更可能是货币的泡沫推动了工资快涨，而非“刘易斯拐点”。某种程度上确是泡沫吞噬了中国的劳动力红利。我们可能提早了很多年迎来劳工工资的急剧上涨。
地价和房地产上涨直接驱动城市人工成本快涨。因为蓝领工人工资的大部分开支是维持在城市的基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