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浮气躁，片面追求速度和眼前效益，不肯沉下心去打基础、谋长远，甚至企求少劳多获、不劳而获。贪大求全，就是脱离实际、不顾需要，一味追求规模和档次，不计成本和耗费。急功近利、贪大求全的心态，会导致大量的短视、短期行为，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极大损害。炫富斗富，就是缺乏正确的财富观和消费观，讲排场、比阔气，一掷千金、铺张浪费，甚至暴殄天物、为富不仁。炫富斗富的心态，既不符合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也有悖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小富即安，就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实现了初步富裕，就沾沾自喜、不思进取，看不到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愿意为更高的目标而奋斗。小富即安的心态，影响人的潜能发挥，销蚀事业发展的动力，是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背离的。
打破封闭、走出自我，眼界宽广、胸怀博大，积极学习借鉴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平和看待成败得失，冷静对待他人的正面与负面评价。开放宽容蕴含着爱心与友善，即以真诚友爱为纽带，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良好关系。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开放宽容还意味着能够正确对待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善于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当今时代，国民只有保持开放宽容的心态，敞开胸怀拥抱世界，认真倾听世界的声音，才能更好地认识和发展自己，赢得世界的认同，进而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也是培育健康国民心态的重要前提。社会公正则国民心态平和、心理平衡；社会不公则往往导致国民心态失衡、心气不顺。培育健康国民心态，需要把推动科学发展与促进社会和谐有机统一起来，坚持以人为本、共建共享，将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逐步建立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在内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利益分配机制，不断缩小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贫富差距，让国民能够平等地参与社会竞争、平等地获取发展机会。
健康的国民心态不会自发形成，它与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的不断提高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紧密相连。因此，培育健康国民心态，需要切实加强教育引导，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在这方面，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等都肩负重要责任、具有不同优势，应各负其责、各扬其长，努力把健康国民心态的培育贯穿和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纳入公民道德建设、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整个过程、各个方面。在开展教育引导的过程中，不能满足于传统方式，单纯依靠灌输，而应不断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如充分利用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开展相关主题活动或创建活动，充分发挥重点人群、社会公众人物的示范带动作用，等等。
当今时代，媒体对社会舆论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媒体的报道和节目无不体现和蕴涵着一定的价值导向，无不对国民心态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在培育健康国民心态的系统工程中，媒体的作用不可替代。这就要求各类媒体遵守规范、加强自律，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始终坚持客观、真实、全面、公正的报道原则，引导国民以健康的心态认识和对待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决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迎合部分受众的心理而渲染和炒作一些极端、非理性的“雷人”、“雷语”，或进行纯粹的情感宣泄。
健康国民心态的培育，最终要落实到每一位国民的思想和行动中。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切实加强修养，不断提高境界，真正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发展进步结合起来；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正确看待各种历史问题，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在实践中磨练和完善自己，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努力消除那些不符合健康国民心态的观念和做法。
十九、养老社会保障与养老院发展问题
后顾之忧不解决，老百姓即使收入提高了，也过得不安稳，不敢消费，进而影响生活质量并拖累整个经济运行。
在中国，养老是件大事。谁都想老了以后能“颐养天年”，而不是“老无所依”。然而，《生命时报》近日联合39健康网进行的一项“你对中国养老现状满意吗？”调查显示，参
与调查的14883人中，高达九成多人对目前的“中国式”养老现状并不满意，有着各种各样的忧虑。国人最担心三大养老问题，分别是老了以后，“没有足够的金钱看病”；“养老保障制度不完善”；“生病或不能自理时，没人照顾”。
家住武汉的王继业老人从一家药企退休后，每个月退休金是1500元左右。这些钱用于简单生活，本来绰绰有余，可没想到去年他突发心肌梗死，做了支架手术，光手术费就花了三四万，虽然医保能报70%，但又规定这个不能报，那个不能报，最后算下来，能报销的钱连一半都不到。出院后，他每月光药钱就1000多元，武汉医保规定，门诊开药不报销，得自己负担，这样一来，每月退休金只剩下几百块钱，完全不够生活花销。
为什么我们的医保制度不断完善，但人们还是担心老了没钱看病呢？可能存在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有些人没有养老或医疗保险；二是有保险却对其内容不了解；三是目前医保还做不到完全保障，比如进口药和有些医疗器材不报销。而且各地政策有别，做得好的地方能报销慢性病用药，有的地方就得让老人自己负担，造成较大生活压力。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目前的养老保障制度没给大家一个稳定的预期。过去人退休后，知道自己每个月固定能拿多少退休金，心里有底。但现在的养老保险计算特别复杂，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自己退休后能拿多少钱，大家心里没底。相对于在职的人来说，退休人员这十几年来的收入却一直呈下降趋势，对于已退休和没退休的人来说，看到这种情况，都会有一定的担心。
老了之后，难免有一天生病或不能自理，上哪儿找有人照顾又让自己满意的养老地点，成为不少人担心的问题。在“你打算去哪里养老”这一选项中，七成多人选择“在家养老”，不到两成人选择“去养老院养老”，一成多人选择“在社区养老机构养老”。
现在找个好点的养老院太难了！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天津一个养老院，一个床位刚空出来，外面就有1000多个人在排队住进去。如果不是无可奈何，老人们也不喜欢住在里面。目前国际上对养老有两种理论：一是脱离理论，就是把老人放在养老院，剥夺他们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权，这是一种消极的养老方法，老人会衰老得更快。第二是参与理论，让老人待在家里或社区，积极参与社会和家庭生活，对他们的健康更有利。
有一成多人选择社区养老，说明它还不够普及，大家不知道什么是社区养老。这和中国以家庭为依托的社区养老一直没发展壮大起来有关。如果我们有完善的社区服务中心和医疗设施，为在家的老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社区里中午晚上有志愿者和服务人员用小车推着，挨家挨户给老人送饭；每个老人家里都有呼叫按钮，按下钮就会有人上门服务。这样不仅可以少盖很多养老院，节约财政支出，也能让老人们享受家庭温暖。此外，在外地买房或租房的异地养老、住进老年公寓等新兴养老方式，大家也可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和喜好选择。养老模式因人而异，老人觉得哪儿舒服，就在哪儿养老。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老了以后什么样，谁也说不清。所以选择三四十岁就开始为养老做准备的人，占到五成左右。做得最多的准备，如果用6个字概括，就是“少生病，多存钱”：四成人打算“从年轻时注重养老保健”，三成多人“除养老金外，还买了商业养老保险”，近三成人开始“定期为养老存钱”。
有三成多人选择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这不仅是理性的选择，而且标志大家对保险业有了一定的认同。在西方，提倡为养老进行定期投资，而不是光在银行里存钱。定期投资有个经典的计算公式：年龄和风险成反比。年纪越轻，越可以尝试一些高风险的投资。比如30多岁开始，就可以按三七开分配投资：三成买债券等风险较低的投资项目，七成买股票等高风险投资项目。到了40多岁，可以四六开，50多岁，五五开??以此类推，年龄越高，越要选择安全的投资。养老准备做得越早越好：身体越早爱惜越健康；投资越早回报越高。
今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一名教授“语出惊人”，指出在北京等一线大城市，即使有1000
万，也不够养老。这话一出，“到底多少钱才够养老”成为网络和现实中热烈讨论的问题。参与本报调查的读者，有三成半人选择了养老“至少需要10—50万元”；有近三成人选择“有养老保险就够了”；选择“需要500万元以上”的人，只占1.38%。
其实，这里面有个概念混淆的问题。首先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么多钱来养老，养老三大项支出是医疗、慢性病照顾和基本生活。而医疗支出又和人生不生病、生什么病有很大关系，三者之间花费相差很大。第二，就算需要1000万以上才能养老，也不是指每个人要准备这么多钱。养老花费中，有些是可以从各个制度得到解决的。比如生病了有医疗保险，生活上有养老保险金。
决定我们的养老保险金够不够养老的，是它究竟占社会平均工资的多少。2009年上海的平均月工资是3566元，北京市是3726元。目前有些地方养老保险占平均工资的50%不到，如果将来能保证达到50%，再有完善的医疗保险，这些钱保障老年生活大体没问题。
要想过一个幸福、无忧的晚年，到底需要哪些条件？九成以上的人把“拥有健康身体”当作首要保证，与“有充足的金钱储备”、“有适合自己的地方养老”、“有家人陪伴”、“生病了有人照顾”等，构成了养老必备的五大条件。
这反映了中国人较为务实的养老观。首先，健康的身体除了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减少看病花费；然后，手里有钱、有养老的地方、有亲情和自得其乐的小娱乐，老年生活才基本完美。在选项中，“被年轻人所尊重”和“偶尔参加社会活动”所占的比例并不高。但在国外，被重视、被认同却是老人更为看重的。与国外老人相比，中国老人并不缺少精神交流。在国外，孤独的老人很多，他们聚在一起活动，而中国老人可以一起打太极、唱歌、扭秧歌，不亦乐乎。相反，国外老人大多有经济保障，而中国人则对年老后缺少经济保障等现实问题有着一定的担心。
钱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关键在于搞好目前还相当薄弱的养老服务体系。谁来提供养老服务？绝大部分人，只能依靠社会的、社区的、公益的办法来解决。要进机构养老的，应该进入机构养老。不愿意进机构养老的，要有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的服务。
改革养老金双轨制 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两个高工不如一个机关勤杂工，三个高工不如一个小学教师。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政府应推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尤其在新城建设规划中，应将养老服务设施作为必建内容，纳入住房小区建设规划。 现状：“两小养四老”现象普遍
“随着30年前独生子女政策的施行，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明显加快。‘两小养四老’的普遍现象已经越来越突出。”全国政协委员王孝询对重庆老龄化的情况曾做过仔细调查。 截至2009年底，全市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513万人，占老龄人口总数的16.2%，高出全国3.7个百分点，其中需要照护的高龄老人、失能老人有66.2万人，占老龄人数的12.9%，高出全国1.5个百分点。这些老人不同程度地需要提供护理照料服务。
但另一组数据却显示，养老服务机构的现状让人忧虑。2009年底，全市1262所养老机构只有床位6.8万张。王孝询说，按照3%入住养老机构的社会需求计算，全市513万老人需要15.4万张床位，目前缺口达8.6万张。 问题：高投入低收益导致发展缓慢
市场需求大，养老服务机构为何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一床难求”的状况？
委员们调研发现，主要原因是建设成本高，服务收费低，经营效益差，投资回收期长，从而影响了社会资金的投资积极性。
调查发现，目前我市养老机构每张床位平均造价在7万元以上，其中包括房屋建设费、设施购置费和税费等。而社会办养老机构平均每人每月收费800—900元，全护理老人收费
标准最高不超过1500元。收支相抵后，大多数养老院只能勉强维持营运，甚至略有亏损。如江北区侨发老年公寓，总投资700多万元，自2003年建成开业以来，经营状况一直较好，但到去年才开始赢利25万元。据测算，建设投资需20多年才能收回。
另外，进入养老院的老人大都体弱多病，有的甚至失能失智，容易出现老人意外受伤甚至死亡事件，但目前没有责任界定、赔偿标准等相关制度，养老机构的权利缺乏保障。在调查的30所社会办养老机构中，有14所养老机构发生过意外事故，共赔偿医药费和死亡赔偿金等38.5万元，其中最高的赔偿金额达6万元。
“如此高投入、低收益产业，绝大多数企业不愿投资，一般个人也无能力进入，由此，便形成全市社会办养老机构低投入、低服务、低收费、低效益的低质营运怪圈。”王孝询说。
呼吁：政府大力支持养老机构。“如果养老困局不能得到有效破解，最浪漫的事未必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委员们在集体提案中呼吁，政府应大力支持养老机构的发展。
按床位补贴养老院。提案认为，应该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十二五”规划，把养老服务业作为一个产业予以扶持，对社会办养老机构建设和运营进行补贴。 参考实际情况，建议由财政按新增床位数对养老院给予5000—10000元的建设补贴；按实际收住老人数，每人每月给予50—100元的运营补贴，帮助社会办养老机构新建和改扩建，增强服务能力。
税费及水电气价给予优惠。如果说发补贴是鼓励养老院开起来，减免税收则是减轻养老院营运负担。
委员们建议中央尽快出台优惠扶持政策，包括免征养老机构企业所得税、育养服务收入营业税，免征自用房产、土地、车船的房产税和使用税；减免收城市建设配套费、集中绿化建设费、排污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免收水、电、气、电视等的安装增容费、初装费，用水电气按居民价格收费，有线电视维护费减半收取等。 城市改造预留养老院地盘。为了避免养老院无地可建的尴尬，委员们还建议将养老机构建设纳入城市建设规划，优先解决建设用地。在城市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规划中，要求住房小区按一定比例配建养老机构和养老服务设施。 统一购买保险防范风险。针对老年人容易发生意外伤害的现状，提案建议政府健全相关保险制度，制定《养老机构意外事故处理办法》，确保社会办养老机构健康稳定运行。王孝询说，还可以由政府出钱，统一为养老院的老人们购买意外事故保险，提升养老机构应对经营风险的能力。
二十、食品安全问题
2010年，“地沟油”现象屡禁不止，“毒奶粉”重现市场，三聚氰胺“借尸还魂”再度重来。昌黎葡萄酒“造假成风”、三聚氰胺“魅影再现”、“镉大米”引发担忧、“漂白蘑菇”问题重重??2010年以来，诸多“饮食难安”的事件扯动着百姓的神经。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坦承目前“食品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同时提出2011年要“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全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食品安全、社会治安和医疗安全，是当前中国人最担心的三大安全问题。社会治安、食品安全、交通安全、职业安全、生产安全、财产安全、医疗安全、环境安全、婚姻安全、隐私安全、信息安全，11项安全问题，你最担心什么？食品安全以72%的比例拔得头筹。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可是在市场、超市能够“放心”地购买各种食品的受访者只占四成。
全民素质问题——经营者利润不惜生命健康作为代价；行业自律；法律法规建设；相关部门的监管。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小农经济，分散的种植和养殖是影响我们食品安全统一监管的制约因素；另外，中国目前有40多万家食品加工企业，90%是中小企业，还有很多是个体作坊，这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带来巨大挑战。
家庭主妇最大的负担：家人吃上安全的食品；病从口入。 这是一个让国人感到羞愧的问题。如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在最基本的“吃”上，屡屡出问题，“地沟油”、“毒奶粉再现”、“小龙虾”、“金浩致癌”等连串事件，显得与大国身份极不相称。
今年7月，《小康》开展了“中国人安全感大调查”，结果显示，食品安全是国人最担心的安全问题。
为什么不能阻止伸向餐桌的黑手？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长徐沪表示，“我们办案中查获的涉嫌生产销售数十吨三聚氰胺问题奶粉的主犯，最后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而且缓刑三年。这样的打击力度不足以震慑犯罪。”今年9月，最高法等四部门对外发布了《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对食品安全领域刑事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从“宽严相济”转向“从重从快”。不过重典毕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制度的、体系的建设更为重要。
发生在食品安全领域的不良事件屡屡发生，网民面对吃什么的问题时经常表示“鸭梨”（压力）大。食品安全问题不仅牵动着网民的心，也是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他们呼吁在新的一年中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务必按照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保障食品安全的“硬杠杠”，健全法制、严格标准、强化地方政府监管责任、加强执法监管，让百姓吃得放心。
不过相对于监管体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更强调生产者即农户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他说，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靠监管出来的，更不是靠检测出来的。但是让中国的2亿多农户遵守农产品的安全标准，在目前这种分散经营的状况下是办不到的。目前在中国，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或者由一个中间机构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事规模化、规范化生产，在一些地方有试点，但在全国推广还不是很快的事。
我国于2009年6月1日正式施行《食品安全法》，2010年1月20日正式成立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食品安全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好转。但完善食品安全管理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系统性的、长期性的工作。以奶粉为例，继2004年阜阳奶粉事件、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之后，2009年皮革奶粉事件为引爆点的奶粉行业的食品安全问题，重大打击了我国乳制品行业，2010年我国婴幼儿配方奶粉产量开始出现下降，且下降幅度在12%-13%，同时严重挫伤了我国乳制品的消费者信任度，2010年我国婴幼儿奶粉的供应量大约56万吨，其中外国品牌的婴幼儿奶粉的提供量已经接近一半，上升明显。
我们认为必须从制度层面上改革创新，完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为此，建议： 1、完善现有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健全的法律体系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欧盟的食品安全监管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有赖于欧盟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制定详细、执行到位。其包括一般食品法规、食品污染物规范、饲料卫生规范、动物用药残留规范、农药残留规范、渔产品检疫规范、肉类加工产品规范、基因改造产品规范和植物检疫规范等方方面面。借鉴欧盟的经验，我国在实践中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食品安全法》，且执行落实到位。
2、明确政府责任，建立国家层面的食品安全应急处理机制、食品安全标准体系、食品安全技术保障体系。目前我国有食品安全委员会、卫生、农业、质监、工商、食品药品监督等多部门负责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之间既存在工作交叉也存在工作盲区。建议在国家层面形成较为完善的、系统的食品安全应急处理机制，在全国统一执行，同时明确应急机制各部门及其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对主观上故意瞒报、不作为、隐瞒信息的追究法律责任，严格执行问责制。根据食品产业的发展趋势和食品贸易的不断国际化，尽快建立与国际组织制定的标准相一致、相协调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对已经检出的尚无标准的食品不安全因素尽快制定标准和检测方法。加大科技投入，尽快研制和开发食品安全关键检测技术与设备，提高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