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则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形成了一种“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政治冷漠心态。也就是说，帝国之下，老百姓没有任何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感。
这种情形和西方近代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一方面是国家权力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是人民逐渐参与国家事务，成为国家政治过程的一部分。很多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在比较了中国和西方近代国家之后非常惊讶地发现，存在了数千年的皇朝体制竟然没有在老百姓中间培养出国家认同感。最典型的要算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白鲁洵(LucianPye)，他认为中国只是一个“假装民族国家”的文明。其实，很多中国学者对此看法也是认同的。例如梁启超很早就认识到：传统上中国人没有国家认同感，老百姓认同的是皇帝个人，而非国家。梁启超甚至提出了“新民说”，认为要建立类似日本那样的近代国家，首先要培养“新民”。 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经过四波浪潮
没有国家认同概念与中国传统的国际秩序观也有很大关系。民族国家最主要的一个特
征就是主权和主权平等。国家认同是在民族国家互动中产生和强化的。也就是说，国家认同感就是一种与其他国家交往互动过程中的不同感。没有和其他国家的互动，这种不同感就很难得到强化。这个条件在传统中国也不存在。古代中国没有主权概念，更没有国家平等的概念，中国人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一切以中国为中心来衡量。这明显表现在朝贡体系上。 中国的民族主义来自西方。开始时只是作为一种思想来介绍。当时，民族主义只是其中一种思潮，和其他思潮一同竞争对人们的吸引力。因为清皇朝在帝国主义面前不堪一击，各方面的先进人士力图使用各种主义来拯救国家。但历史选择了民族主义，原因很简单，当时中国最迫切的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从民族主义西来到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经历了四波浪潮，人民的国家认同感随着这些浪潮而产生、发展、增强。这一过程也表明国家建设所面临的艰辛。
第一波民族主义从清末开始，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达到高潮。这一波的主题是反对满清王朝和帝国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开始追求能够吻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国家体制。孙中山早期追求西方的国家体制，建立中华民国。但中央政权式微，军阀割据。在失败后，他转向了苏联模式来争取新的民族国家模式。
第二波产生和发展于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走民族主义路线，动员民众抗日。中国社会第一次被政治力量全面动员起来抵抗侵略者。可以说，抗战期间政治动员对中国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的正面影响是史无前例的。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国民党走的是“精英”路线，而共产党走的是群众路线。 第三波是中国共产党自下而上的国家建设。中国国家建设方式是革命方式的继续。用政治动员来进行国家建设的思想表现在毛泽东的诸多著作中，“人民”是毛泽东经济、政治、文化和艺术等等方面论述的主题概
念。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只有到了共产党时代，国家政权的力量才达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我们在今天评价毛泽东用政治方法对国家进行重新打造的努力时，必须承认，毛泽东的“人民”论述对新型国家认同的塑造是不可低估的。
现在正处于第四波中间。这一波民族主义和全球化、市场化和国家的真正崛起相关联。经过百年之久的探索，中国人找到了如何富强的道路。以邓小平为中心的第二代领导人结束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相对孤立的状态，强调和国际接轨。高速的经济发展和香港、澳门的回归给人民带来从来没有过的国家自豪感，国家认同也表现得极为强烈。同时随着国家的崛起，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转型。如果说以前民族主义的主题是如何追求富强，那么现在则开始表现为如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表达日益强盛的声音。
国家认同受到地方主义和全球主义的两面夹击
以上的简单讨论并不表明，中国的国家建设是一帆风顺的。从中国的国家认同产生和发
展所围绕着的两条主线来看，不仅可以看到这个痛苦的过程，也可体会到今天存在着的问题。
一条主线是内部的国家建设(national building)。在中国，国家建设的过程表现为人民认同从王朝转向国家，从地方政体（如军阀政权）到中央政权，从传统的“顺民”（政治冷漠）到今天的积极公民（具有政治参与意识）。所有这些转型都是通过长期的努力才达成的。直到今天，一些过程并没有完成。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权导致了各种形式的地方主义。随着地方政权角色的增大，地方官员和居民的地方认同也有了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护和巩固中央的权威就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对民族国家认同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民族国家之间互相依赖，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往往受到各种制约。可以说，地方主义和全球主义对既存的国家认同感构成了双面的夹击。
国家认同发展的另外一条主线就是外部帝国主义的影响。早期，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