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15)

[32]参见董俊峰：“董事越权代表公司法律问题研究”，《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页42；张学文，见前注[2]，页108。
[33]《合同法（试拟稿）》（第三稿）（1996年6月7日）曾对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与表见代理作统一规定（第43条）。对于如此修改的原因，梁慧星教授解释道：考虑到民法代表制度与代理制度的类似性，及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与表见代理的类似性，将其合并规定在第三稿第三章关于代理问题的第43条，安排在表见代理的规定之后。对于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准用”表见代理的规定，当然也有方便适用的考虑。参见梁慧星：《关于中国统一合同法草案第三稿》，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版，页721。
[34]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141。
[35]参见朱广新：“论权利外观责任的构成—以德国民商法为分析基础”，王崇敏、陈立风主编：《法学经纬》（第2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页42-52。
[36]德国法称之为表见代理权（Anscheinsvollmacht），英美法称其为表见权限（apparent or ostensible authority）。
[37]Danny Busch, Laura J. Macgregor（ed.），见前注[5]，页388、395
[38]Hans Brox, Wolf-Dietrich Walker，见前注[15]，页240-241。
[39]梁慧星，见前注[30]，页233-235。
[40]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律词典编委会编：《法律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1899。
[41]“广泛参考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立法的成功经验和判例学说，尽量采用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共同规则，并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协调一致”，是《合同法》的重要立法指导思想。参见梁慧星：“从‘三足鼎立’走向统一合同法”，载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页121。
[42]梁慧星，同上注，页122。
[43]该“解答”把“是否超越批准的经营范围”作为审查合同内容是否合法的依据之一。
[44]参见柳经纬：“权利能力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1期，页96。
[45]也许基于此种认识，有学者认为：“对于《合同法》第50条中的‘超越权限’究竟应当如何认定，我国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宋宗宇、刘娜：“法人代表越权行为与表见代表制度”，《社会科学家》2000年第5期，页113。
[46]参见柯芳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270。
[47]参见赵旭东主编：《商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页231。引用部分由王涌教授撰写。
[48]王利明，见前注[2]，页623-624；赵旭东，同上注，页230-231。
[49]联邦最高法院的一项判例写道，如果行为相对人知道，或者除非他熟视无睹就不可能不知道，事务执行人是在滥用其代理权，以损害公司的利益，那么，代理权相对于该行为相对人就不应产生效力。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页729-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