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6)

    二、越权代表的效力模式与理论依据
    从学说与立法两方面看，《合同法》第50条均可称为我国民法制度或民法观念的革故鼎新之举。[26]立法相对于学说的跳跃式发展，为法解释带来了不少麻烦，越权代表的效力模式之争，即为明显例证。总的看来，学界与实务界关于越权代表效力模式的争议，可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越权代表行为为何原则上应归属于法人；二是不应由法人承受的越权代表行为，其效力如何。前一个问题的实质是，能否以表见理论解释原则上有效的越权代表；后一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第50条规定中的“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下称“除……以外”）。以下结合比较法上的观察对这两个问题加以详述。
    （一）越权代表的效力模式选择
    关于越权代表的效力，争议焦点其实主要体现在如何理解“除……以外”的规定上。由“善意有效、恶意无效模式”这种主张看，“除……以外”旨在确立如下规则：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超越权限的越权代表行为，不对法人发生效力（无效），理由是，“法律不宜保护恶意之人”。[27]但是，值得质疑的是，不宜保护恶意之人，并非惟有合同无效一种模式可供选择，在合同效力待定模式下—像《合同法》第47条所作“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的规定，恶意之人同样得不到保护。以此而言，产生这种观点的根由，并非“不宜保护恶意之人”的法观念，很可能是因一时疏于注意存在两种竞争性规范模式而仅以逻辑方法对“除……以外”作了纯形式的理解。
    具言之，在解释第50条时，把“除……以外”理解成了一种“例外规则”。因“例外”与“原则”在形式逻辑上通常构成矛盾关系，故如认为越权代表行为原则上有效（善意有效），不难合乎逻辑地推知，其例外情形—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超越权限时—应为无效。在此必须指出的是，“任何完整的法律规范都是以实现特定的价值观为目的，并评价特定的法益和行为方式。在规范事实构成与法律效果的联系中总是存在着立法者的价值判断。”[28]因此，绝对不能单纯地依逻辑方法来理解法律规范，在无法查知立法目的时，法律规范的解释在有章可循的前提下应选择一种对所涉当事人之整体利益较优的思路。由于能为法人提供一种追认合同的选择权，同样不保护恶意之人的效力待定模式，在法律规范的整体效果上明显要优于无效模式。
    除了无效模式并非最佳选择外，以“不宜保护恶意之人”为据把“除……以外”解释为“恶意无效”，也会在法律体系上制造不和谐音符：在相对人同为恶意时，无权代理（合同）被规定为一种效力待定行为（《合同法》第48条）；而与无权代理极其类似的越权代表行为却被当作一种无效行为。类似交易，竟作不同处理，这样解释法律明显欠妥。
    “善意有效、恶意效力待定模式”则认为，将“除……以外”解释为无效，排除了法人追认实际上可能对其有利的越权行为的机会，实不可取；将其直接解释为一种效力待定行为，则比较合理。这种主张虽然非常有助于促成交易，并在比较法上有充分的立法例可供参考，但如立足于我国现行法来看，其缺陷也至为明显。合同效力模式是评价或控制私人自治的工具，当事人的合意到底应归于无效、可撤销还是效力待定的模式类型中，取决于法律为此类合意设定的效力模式，法解释在此方面不能任意而为。就第50条规定中“除……以外”而言，它仅仅消极地将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超越权限的代表行为排除在有效代表之外，并未积极指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超越权限的代表行为，到底是何种效力。即是说，在相对人恶意时，我们根本无法由第50条直接得出越权代表是一种效力待定行为的结论。以此而言，效力待定模式在理解上明显超越了法条文义，有单纯依比较法经验恣意解释本国法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