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4)

    与此同时，州立法机关也积极谋求公司法的修订，以允许公司章程规定内容广泛的公司目的和实际上能涵盖任何一个商业交易的公司权力。之后，许多州立法机关通过了授权一般条款和规定无限权力的公司法。2002年《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总结越权制度的改革成果，不仅规定（第3.01条第1款、第3.02条），除非公司章程另有特别规定，公司具有从事任何合法经营的目的和享有从事任何合法交易的权力；而且规定（第3.04条），除非另有规定，公司行为的有效性不得因公司现在缺乏或者曾经缺乏该行为的权力而受到质疑。
    根据官方评论，[12]公司章程中的一项限制不管是为了限制经营目的还是旨在限制公司的权力，同样适用于第3.04条。如果是合同行为，不管合同的履行程度（无论是待履行合同，还是已部分或全部履行的合同），均可适用。但是，第3.04条不规范公司代理人超越权限对外实施行为的问题。公司是否受这种行为的约束取决于代理法。
    如果公司章程对其经营目的作了特别限制，为保护由此种限制引起的期待，《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规定了三种例外措施。总之，经过许多年的持续改革，越权制度已变为约束公司董事或高级官员的一种内部规则。
    2．区分越权与董事超越权限的规范模式
    此种立法的范式是德国法，日本民法经由解释最终也采纳了此种模式。
    （1）德国民法
    德国学者汉斯-马丁·帕夫洛夫斯基教授对比越权制度在英、德两国的适用情况后指出：
    根据德国法，私法法人原则上具有不受限制的权利能力，惟有其被解散了（民法典第49条第2款、商法典第149条第2句），权利能力才受到限制。因此，法人机关能够实施所有类型的交易，更确切地说，亦可实施存在于法人目的外的交易。机关虽然可能逾越其营业事务执行权限，但如果法人在具体情况下不能证明，缔约相对人知道或应知（重大过失地）此种越权，机关订立的合同约束法人。但是，登记的非营利社团原则上仅具有有限的权利能力，因为法律自始只想使之用于追求非经济性目的。关于国家组织和公法人之私法上法律地位的规定，与越权制度较为相似。因为根据法治国家原则，国家组织和公法人在法律或章程确定的任务范围内工作。国家机关和公法人的私法上的权利能力（法律上的行为能力）因而原则上受到限制。[13]
    帕夫洛夫斯基教授的这些看法，在德国民法学界具有很强的代表性。[14]
    具言之，《德国民法典》未直接规定法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只在第26条规定，董事会在裁判上和裁判外代表社团，董事会具有法定代理人的地位。“法定代理人的地位”一语含蕴着如下深意：董事会代表社团的行为虽与意定代理或法定代理在构造上存在差异，但它完全可适用关于代理的一般规定。[15]
    董事会的对外行为既然总体上应依代理法予以解读，那么，根据代理权的抽象性原则（Abstraktkeit der Vertretungsmacht），[16]一项超出代理权范围的交易，即使违背了代理人在内部关系上对被代理人的忠诚义务，原则上也是有效的。被代理人虽然可以违反义务为由要求代理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在外部关系上，法律行为的效力原则上不受任何影响。被代理人原则上须承受代理人擅自对外实施行为的风险，其不可通过宣布交易无效而使交易相对人遭受不利。[17]
    不过，在帕夫洛夫斯基教授看来，在机关代理的情形下，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之间的联系表现有所不同。在此至关重要的是，法人只能通过其代理人参与法律行为上的交往。因此，机关代理人不仅具有权限（Kompetenz），而且负有代理法人的义务（Pflicht）。由此可以这样认为，对代表人（Repraesentanten）之代理权的限制总是同时限制了法人的行为能力。机关代理人因而原则上享有不受限制的代理权。[18]据此，在机关代理的情形下，必须将代理人在外部关系上存在的代理权与在内部关系上规定的行为权限明确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