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7)

    那么，为相对人明知的越权代表到底应归入何种效力模式？该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第50条文义的合理分析。
    由其文词构成不难看出，第50条旨在积极表明，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一般应为有效。理由恰如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人员所作阐释：一般说来，法定代表人本身就是法人的组成部分，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是法人的行为，因此，其执行职务的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应由法人承担。对合同相对人而言，他只认为法定代表人就是代表法人，他一般并不知道也没有义务知道法定代表人的权限到底有哪些。[29]相对人既然无义务查知法定代表人订立合同之时是否超越了权限，那么，合乎逻辑的推论是，法人欲不使合同归属于己，则必须证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了权限。换言之，第50条所言超越权限的“代表行为有效”，实际上是以相对人的善意作为默示前置语，或实际上是推定相对人为善意，除非法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合同之时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恶意。如此之下，“除……以外”的真正目的，在于允许法人推翻相对人为善意的法律推定。基于此，第50条可转换表达为：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与善意相对人订立的合同，对法人发生效力；相对人被推定为善意行事，除非法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了权限。
    照此理解，在规范越权代表行为上，第50条并未提供系统的法律规范，它仅仅明确了相对人善意时越权代表行为的效力模式—有效，并未言明相对人恶意行事时越权代表行为到底应归人哪一种效力模式。考虑到创设第50条的重要动因在于消除《民法通则》第42、49条确立的“越权无效规则”，此种立法结果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既然存在规范漏洞，那么需要借助合适的法解释方法填补漏洞。漏洞填补方法虽然有多种，且选取哪一种方法颇费思量，但只要参考一下前述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处理越权代表问题的规范做法，则不难发现，类推是一种最适宜的解释方法。
    具言之，从比较法上看，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40条第1款亦仅作了“为了有利于善意与公司交易的人，董事约束公司的权力应视为不受任何限制”的规定；《日本民法典》第54条同样只是规定，“对理事代表权所加的限制，不得以之对抗善意第三人”。它们之所以仅作如此简单的规定，原因在于，在英、日两国，董事超越权限的行为可适用无权代理的规定，如法人能够证明相对人乃恶意行事，越权代表属于一种可通过追认而对法人发生效力的行为，当然，此行为也可因法人不予以追认而归于无效。德、美两国的法律与英、日法并无二致。
    在我国，因主流学说一直否认法人与其代表人（董事）的关系属于一种代理，[30]所以与恶意第三人实施的越权代表行为难以直接适用《合同法》第48条规定的无权代理。在此情况下，考虑到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与相对人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与效果归属两方面与代理制度皆极其类似，并参酌英、美、德、日等国法例，以类推适用方法解决第50条的规范漏洞则相当可取，即可认为，当相对人为恶意时，越权代表行为可类推适用《合同法》第48条的规定。由立法史看，合同法“征求意见稿”第30条曾采一并规定无权代理与越权代表的做法。《合同法》虽最终放弃了“征求意见稿”第30条的建议，但其将越权代表紧随无权代理、表见代理予以规定的体系安排，显然明确意识到了越权代表与无权代理之间的相关性。其实，系统地讲，只有将与恶意相对人实施的越权代表解释为一种效力待定行为，才能使旨在保护善意相对人的第48、49、50条构成和谐一致的规范体系。
    总之，在否认法定代表人以法人之名实施的行为属于一种代理的观念下，以类推这种漏洞填补方法，将相对人具有恶意的越权代表解释为一种效力待定的行为，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