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范式作为理论存在，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否，最后取决于实践的检验。在实践的检验中，各种范式不断完善，当原有范式不能解释实践中的“例外”事实时，实践又催生新范式，为范式转换提供合理性，成为新范式的策源地。
各种范式理论的“直接价值”或者“中间价值”在于促进研究的开展，“终极价值”在于为实践服务、指导实践的开展。实践是理论的目的和归宿，是理论发展的动力；同时，实践是各种范式理论的基础、来源和检验标准，人类需要在实践中形成范式理论，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范式理论。范式理论不是跨时空的普遍性真理，而是有条件的、具体的、历史的。
要充分肯定实践在人类认识过程中的基础性价值，肯定教育管理实践对于范式理论完善与转换的决定性作用。这样，关于理论、认识的讨论，最后走向了对实践的讨论。教育管理实践成为检验所有范式理论的试金石。
因此，关于研究范式的讨论，由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讨论，最后必然走向对“实践论”的讨论。而教育管理实践不同于自然现象，不是价值无涉的，而是价值高度介入的实践活动。所以，还需加入对“价值论”的讨论。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当人们从多元认识范式的哲学视角，从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价值论等方面去观察教育管理现象、思索教育管理本质时，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了，教育管理研究与实践的水平也就在此基础上提高了。
当我们思考范式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不可回避的现实是：中国的教育管理实践及其价值传统，不同于西方社会，其中存在的人情世故与“潜规则”令西方人迷惑、令圈中人纠结。对于人情与潜规则如何制约教育管理、如何掣肘教育改革，秦梦群教授在其《教育领导：理论与应用》一书的序言《人生几度秋凉》中有生动描述[14]。西方的教育管理认识范式和教育管理理论未必能较好地解释和解决中国的教育管理问题，因此，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诸多范式理论皆从西方舶来，中国的教育管理研究是否需要进行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范式转换”？
答案是肯定的。范式转换的目的在于形成新的认识范式，以更好解释中国教育管理现象。这种新范式建立在充分吸收西方多元范式的基础上，更建立在吸收中国教育管理历史传统、实践经验和知识积淀的基础上。中国的教育管理研究不应沦为西方理论的殖民地，我们不仅需要吸收借鉴西方的理论成果，更需要继承和弘扬传统的管理文化、需要总结和提炼现实的管理经验。
双管齐下的策略很有必要，一方面扎实做好西方多元范式的应用工作，另一方面积极思考中国教育管理研究范式转换的可能路径。
当前，中国教育管理研究尚处于“常态理论”阶段，中国教育管理研究的重点任务是“范式应用”，充分吸收西方文明成果，将多元范式应用于教育管理知识的生产，范式转换的时机还不够成熟。西方多元范式在中国本土的应用过程，也是其接受检验、暴露不足的过程，当这些范式不能解释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例外”越来越多时，新的范式理论就呼之欲出了。
范式转换是智者和勇者的游戏，智勇双全方有胜算。期待教育管理学者共同努力，凝聚足够的学术智慧与学术勇气，在充分运用西方多元范式的基础上，尽早努力完成中国教育管理研究范式转换的历史重任。而所有这一切努力，都为了全面、深刻认识“中国式教育管理”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