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身体转向的主要代表人物，在19世纪前，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保尔·昂利·霍尔巴赫(HeinrichDiefrich，1723-1789)，他突破了身体与理性相分离的西方哲学传统，把灵魂与身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19至20世纪，有两个重要的身体学说：一是尼采和福柯根本不想调和身体与意识的对立，凸显了身体和历史、身体和权力、身体和社会的复杂关系。二是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1908-1961)以现象学的独特视角审视身体，在探索知识的起源中充分强调了身体的重要作用，从而取消了意识在这个领域中的特权地位。
与上述哲学转向相呼应，20世纪90年代，在美学领域，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和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三人不约而同力倡“肉体话语”“身体美学”“身体的审美化”等理念，向传统美学发起挑战和冲击。
(二)身体转向的传播意涵
向语言转向和向图像转向都是向信息和传播转向，向身体转向也包括着向信息和传播转向。但在已有的身体转向中，还没有对身体的信息和传播意义充分关注和研究。
在身体转向中，表现出传播意涵最明显的学者是萨特、梅洛-庞蒂和约翰·奥尼尔。
萨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说：身体“也是为他存在的。……这也就是要研究我的身体向他人显现的方式或他人的身体对我显现的方式。“他人的身体作为别人所是的东西直接地向我们表现出来。这里实际上是在谈身体的交往和传播了。美国学者施皮格伯格评价说：“对于萨特来说，身体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在社会接触中所起的连结作用。
梅洛-庞蒂说：“动作的沟通或理解是通过我的意向和他人的动作、我的动作和在他人行为中显现的意向的相互关系实现的。这里谈的是人们之间身体动作的沟通和传播。
美国学者约翰·奥尼尔(John0’Neill)在其著作《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中指出：“任何社会都不能将活生生的身体从其符号体系中排除出去，因为所有社会成员正是通过身体来交流诸如年龄、婚姻状况、性爱的可能性、社会地位等等信息。“人类身体是一种交往性身体，其直立姿态和视听能力的结合拓展出了一个符号的世界，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经验并使之超出了其他任何生命形式的范畴。奥尼尔关于交往性身体的论述，已经进入身体传播研究的主干部分。
除了上述三位学者之外，美国社会学家E.戈夫曼和英国学者克里斯·希林涉及身体研究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传播意涵。
戈夫曼指出：“在若干人相聚的场合，人的身体并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工具，而是能够作为传播媒体发挥作用。戈夫曼也有对身体动作的研究。
希林指出：“身体的各种运动和外表都释放着人与人之间意向的讯息。比如说，在我们的文化中，要维持有焦点的日常接触，时不时的眼神接触不可或缺，而频频看表就表示想要走人。也就是说，身体在释放信息，也在传播信息。他还指出：“身体是社会意义的接收器。身体具有接收能力，身体是“社会意义”的接受者。
当然，虽然身体转向中包含不容忽视的信息—传播意涵，然而信息—传播意涵只是身体转向的深意之一，身体转向的指向和意蕴是多元而丰富的。
四、信息—传播转向的深刻根源和广泛影响
(一)信息—传播转向的深刻根源
学术转向表面看来是众多学者们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发生了大致相似的改变，但实际上这种转向不仅有着学理上的某种逻辑规律，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依据和要求。
信息社会(信息时代)、媒介社会(媒介时代)的来临，是学术向信息和传播转向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交流、交往和传播日益频繁和重要，由此催生着信息传媒科技的迅速发展。19世纪30年代美国发明家莫尔斯发明电报；19世纪60年代贝尔发明了有线电话；1895年卢米埃兄弟发明了电影；20世纪初广播诞生；20世纪20-30年代电视问世；20世纪60年代互联网开始出现；20世纪70-80年代移动手机现身。不难发现，20世纪是媒介大发展的世纪，因为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手机等都产生于这一百年中。尽管电报和有线电话产生于19世纪，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仍很兴盛；而作为大众传媒的电影产生于19世纪末，但大发展无疑是在20世纪。现在，大众传媒已经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基本体系之中，成为社会结构的一个中心部分。从文化发展全局看，如果说19世纪是文学特别是小说的世纪，那么20世纪则是传媒的世纪、媒介的时代。媒介时代与信息时代几乎是同义语，互联网的诞生和普及标志着信息时代的真正到来。
产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互联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直到现在它的全部意义远未全部展现。信息传播和传播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络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渗透和改造，“信息化”“数字化”“互联网+”就是这种全面渗透和改造的重要标志。大数据、网商网购、物联网等都是互联网的产物。
信息传媒技术的发展为语言和图像转向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语言和图像转向也为信息时代和媒介时代的到来做了理论准备，成为信息时代和媒介时代的先导。
我们已经介绍过，从20世纪开始，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但人们忽略了与此密切相关的两个学科的出现，这就是传播学和信息论。传播学出现于20世纪初，1949年，施拉姆出版《大众传播学》，标志着传播学形成。香农于1948年发表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AMathematicalTheoryofCommunication)，标志着信息论的诞生。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传播学和信息论差不多同时出现，这不是偶然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也许有必要指出，在学术上概括和指出“语言学转向”这一趋向的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与信息论和传播学的形成时间非常接近。对于人类来说，信息传播、交流互动和对话的主要工具是语言。当信息和信息传播社会需求频繁时，当交流互动和对话越来越重要和频繁时，研究语言就成为必然。图像转向也可作如是观，从信息和传播角度考察，图像具有语言所不具备的一些优势，比如信息量大、直观生动等。但无论如何，影像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影像的大量使用是图像转向的必要前提。图像和语言相结合承载信息进行传播具有更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