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参照西学普及武术运动
参照西学普及武术运动的专著包括两类：一类是参照西方兵操和徒手教练法，将传统武术套路改变成按口令进行教练的范本。马良(1878-1947)所编的《中华新武术》(1914年版)是中国武术在改变传统教学方法向现代体育教学转变过程中的产物，可谓是创新之举。《中华新武术》是依马良生平所习，兼辑诸家精粹编成的，包括摔角科、拳脚科、棍术科和剑术科四门。各科在教学步骤上，由基本教练、连贯教练、对手教练和连贯对手教练四部分组成。这个完整的过程遵循了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教学原则，所以为武术的推广与普及开辟了一个新途径。
马良在提倡新武术的过程中，以武术为“我国之国粹”，主张“演尚武之历史”，并拟实施佩剑制度。这些作法迎合了当时复活封建主义思潮，同时也受到了激进战士鲁迅先生的严厉痛斥。鲁迅很反对“竭力提倡打拳”者认为可将“新武术”用于“体育上”和“军事上”的观点。鲁迅的言论，立即遭到精武会人士陈铁生的坚决驳斥。主要观点有三个：其一，陈铁生反对鲁迅竟然把“拳匪”同技击术混在一起；其二，陈铁生以自己的医病体会，认定拳术有“起死回生”的健身功效，并远胜过西洋体操；其三，陈铁生反对那种认为已有枪炮就可以不要武术技击术的论调。
另一类是参照西方体育运动的基础学科，阐述拳术的技法和科学性。徐致一《太极拳浅说》一书具有代表性。作者在书首明言此书“志在普及”“以说理为主”。书中以心理学、生理学和力学原理解释太极拳的意识、呼吸、人体姿势和发劲规律等。这类著作促进了武术对西方体育学科的借鉴。
3民国时期武术的学术争鸣带来的基本启示
3.1两大武术组织所起的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较大规模的武术研究兴起与学术争鸣，得利于两大武术组织的引领示范作用。两大武术组织从艰难的创业开始到抗日战争中的衰落，始终怀揣总理“尚武精神”“强国强种”的遗训，为社会、军队、体育培养了无数有用之才，在甩掉“东亚病夫”耻辱帽子的征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两大武术组织都将“提倡中国武术，研究武术与体育、增强全国民体质”为第一要务，其中的“研究武术与体育”就体现了学术争鸣和探讨问题之事宜。两大武术组织利用武术资源较为丰富、武术人才聚集、社会声望高、影响好的先决条件，从创编武术教材入手，有效传承和传播武术技能。现阶段所能见到的武术文献几乎都来自于民国时期。不仅如此，两大武术组织为致力于武术研究搭建学术平台，创办《精武本纪》和《国术月刊》等刊物，并鼓励武术家们著书立说，发表言论，展开学术争鸣。武术著作的大量出版，其理论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必然涉及到当时所谓的“大是大非问题”，并以此为研究线索。诸如少林与武当的门派之争；主要拳种的“神传”；宗教崇拜的“神授”；不可思议的“神功”等等，强调武术要走科学化之路。这种观点对近现代武术研究仍有启示作用。
3.2武术家内部有一股探索的精神
武术家是中国武术赖以传承的最直接资源，他们的技能水平和理论学养关系到武术发展的质量。1933年金恩忠编著的《国术名人录》一书，较详细地记述了108位近代武术人物的习武经历、宗派渊源、武功精奥、主要成就等。虽然较为简单，但毕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武术史料。在当时，为两大武术组织任职的武术家较多，他们能同心同德，求真务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是难能可贵的。据顾留馨回忆：“多天后，我收到唐豪来信说：现到汜水，无旅店，一商店有空屋留客。时遇大风霜，三天不能渡河。风稍止，急雇小舟敲冰渡黄河去陈家沟，正是旧历年末的一天。唐豪他们在陈家沟查阅族谱、家谱、墓碑、走访遗老，认真仔细，刨根问底，并携回‘陈氏家谱’、‘陈氏家乘’，以便弄清楚陈王廷造拳的历史。”唐豪考据武术史的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武术家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
毋庸讳言，在众多的著作中也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疏失，在当时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能做到这些实属不易，今人大可不必横加指责，重要的是深刻认识先人的开拓精神和学术成就，学习其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并将先人开创的武术事业发扬光大。
3.3西方体育的介入为研究注入动力
自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中国朝野上下充满了矛盾与争论，是排斥，是吸收，还是融合，整个社会是在相互矛盾中生存与发展。暂且不论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文化因素等差异，面对西方体育的强大攻势，如何保有自己的本土体育，可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早期北洋军阀的“新武术”到西式兵操，从精武会的拳脚到西方的拳击，从国术馆的武术内容到西方体育的内容，经过两次大规模的“土洋体育之争”，人们逐渐明确了以武术为主体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基本方向：我们中国人对固有的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仅有民族情感是不够的，挖掘它的锻炼价值和教育作用是更为重要的。对于西方体育既不能全盘照搬，也不能全盘否定，应有选择地借鉴，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是20年代争论的结果。而30年代争论的共识是：单一强调任何一种体育的作用都是不客观，更是不全面和不科学的，只有兼容并包、东学西渐，才是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根本道路。
3.4武术的科学化必定破解其神秘化
自明清以来，传统武术的“神传”开始逐渐蔓延，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流行最广和影响最深的莫过于“达摩创少林拳”与“张三丰创太极拳”之说。尽管《少林武当考》做了大量翔实的论证，并予以否定，但其余毒并未减少。如1930年有《达摩剑》问世，并演化出达摩杖、达摩铲、达摩棍的传说。陈微明在《太极问答》中依然回答“太极拳自可断定是三丰所传无疑”，后又相传四派(唐代许宣平、夫子李、韩拱月和殷利亨)；在《太极剑》中还记述“杨露禅能踏雪无痕”和“少年之使几椅悬空”的神功等，令人难以置信。近代以来，不断有西洋大力士向中国武术拳师挑衅的报道，究竟有几桩是真实可信的？又有多少是人为编造的？松田隆智在研究中国武术史时尖锐地指出：“人们抱着传说就让它传说这种等闲视之的态度，有的甚至从传说中又产生传说。”久而久之，这种小说家言长期积淀的错误定势并存在下来，谬误变成了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