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人教育学在欧洲的诞生
德国班贝克大学教授雷施曼（J.Reischmann）认为，“Andragogik”这一术语首次出现于1833年凯普撰写的《柏拉图的教育理念》（Plato’EducationalIdeas）一文中。凯普以“成人的教育学或教育”（DieAndragogikoderBildungimmaennlichen）为题论及成人终身学习的问题。然而，由于柏拉图从未用过此术语，加之德国著名学者赫尔巴特的反对，“Andragogik”在德语世界并未流行开来。赫尔巴特固执地认为，只有具有可塑性、可教性的儿童，才能通过教育使之形成预期的人格或德行，如若坚持成人教育的观念，那么将会导致一般人过度依赖保护与监督。
“Andragogik”这一术语再次获得新生已经是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事情。20世纪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激进主义者在民众教育领域投入大量工作，并由此提出“成人教育专业化”问题。1924年（也有人说是1921年），法兰克福劳工学院教师罗森斯托克（Eugen.Rosentstock）在一份报告中强调“成人教育需要特殊的教师、方法和哲学”，并使用“Andragogik”来指称这些特殊需要的集合。罗森斯托克甚至认为，成人教育学是拯救德国，使德国民众获得“重生”的唯一途径。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随着理论逐渐运用于实践，成人教育学一定会成为一门不可或缺的学问。罗森斯托克还将“儿童的教育”、“儿童教育学”和“假的成人教育”、“煽动的学说和方法”（demagogy）与“真正的成人教育”（Andragogik）进行了区分。
这里需指出的是，曾经努力将成人教育学放到一个更广范围之下的不止罗森斯托克。20世纪40年代，德国人库尔特·勒温（K.Lewin）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群体动力学的研究推动了成人教育学在德国的应用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伴随成人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发展，成人教育学这一术语首先在欧洲流行与传播开来。在那个时代，前苏联教育史学家麦丁斯基（Medinski）曾拼凑过“anthropogogy”一词来表示成人教育学。1951年，瑞士精神病医生海恩奇·汉塞尔曼（HeinichHanselman）在《成人教育的本质、可能性和界限》（Nature，PossibilitiesandBoundariesofAdultEducation）一书中使用成人教育学论述非医疗治法和成人再教育等问题。1957年波格勒（FranzPoeggeler）撰写的《成人教育学导论：成人教育的基本问题》（IntroductiontoAndragogy：BasicIssuesonAdultEducation），被里斯曼（Reischmann）称为成人教育学这一术语的“第三次复兴”。荷兰人藤·哈夫（T.T.tenHave）也曾拼凑过“agology”这一术语来表示成人教育学。
（二）成人教育学在欧洲的传播与发展
“二战”期间，经由雷德林斯基（H.Radlinska）的应用，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家逐渐接受成人教育学这一术语。在上述诸国，一些学者不仅将成人教育学提升到科学讨论水平，而且在理论和应用方面开展了许多研究，使其成为在大学学习和研究的受人尊敬的领域之一。奥格瑞佐维奇（M.Ogrizovic）、萨维切维奇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为成人教育学在东欧乃至世界范围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南斯拉夫扎格兰布达大学、贝尔格莱德大学，以及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德布莱森大学相继创设成人教育学系并设立成人教育博士学位。在一定意义上说，贝尔格拉德大学、萨格勒大学、卢布尔雅那大学、萨拉热窝大学、斯科普里大学等引导了成人教育学入驻东欧的进程。“二战”结束后，这些大学的专家大多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理事会的工作，他们成功地将成人教育学的理念带到非结盟国家，因为此时的南斯拉夫是这一组织的政治领袖。
“二战”后，欧洲终身学习实践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成人教育的专业化。新机构的建立，新的研究、出版物及规划的增长，使成人教育学不仅作为一个特殊的概念而且作为一项运动得到推广。特别是在欧洲，成人教育和学习成为欧共体委员会和其他组织相关利益、行动和规划整合的组成部分之一。总之，不断成长的理论和实践领域，增强了澄清成人教育基本概念的需要。这种趋势对于进一步加强成人教育学的地位来说本应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不幸的是，欧洲政治格局的巨变在这一历程中扮演了消极角色。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东欧还是东欧之外的国家都有一种明显的倾向，那就是反对任何可能导致触及过去时光的任何事物，这种倾向不幸同样发生在成人教育学身上。“后社会主义浪潮”几乎使成人教育学在这些国家消失。然而，庆幸的是目前有许多学者重新回到欧洲成人教育学遗产上来，并试图挽救“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悲剧。
四、成人教育学在美洲的传播和发展
成人教育学诞生后的另一“国际旅行”路向是美洲。自欧洲到美洲之后的成人教育学，不仅已是一个广布全球的术语，在欧洲许多使用这一术语的学者也获得了来自美洲同行的支持，而且由于两个大陆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极大地增强了该术语所代表学科的声势和力量。
1929年至1948年期间，伴随成人教育的发展，美国成人教育协会主办的《成人教育杂志》刊登了大量来自实践第一线的教师如何采取新的态度和方法以摆脱儿童教育学模式影响的文章。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学者开始对这些来自实践的经验进行分析与总结，并逐步离析出相关原则。马尔科姆·诺尔斯的《非正规教育》（1950）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7］到了20世纪60年代，不仅在北美而且在欧洲，大量有关成人学习的知识还来自于治疗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老年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通过理论家的努力，全面的、结构严谨的成人学习理论得以出现。［8］
（一）北美早期成人教育学的传播和研究
成人教育学这一术语首次美洲之行据说与林德曼（EduardLindeman）有关。林德曼被誉为“美国第一位系统论述成人教育的专家”和“成人教育精神之父”。1926年，林德曼相继发表《成人教育学：一种成人教学的方法》（Andragogik：TheMethodofTeachingAdults）和《成人教育的意义》（TheMeaningofAdultEducation）。很明显，前者书名就借用了“Andragogik”这一术语。还有一种说法是，1927年（也有人说是1926年），林德曼与安德森（MarthaAnderson）在合编的《借助经验的教育》（EducationThroughExperience）一书中共同使用了这一术语。在上述著述中，林德曼强调成人教育是社会活动家最可靠的工具。成人教育体现了一种基本权利的实现及正常期望的满足，而不是对经济、知识水平低下人群的一种施舍，成人教育学是成人学习真正的方法。将林德曼视为最早使用并将成人教育学这一术语从德国带到美国的英语作者，大概是没有争议的。但是，林德曼的传记作者斯图沃特（Stewart）曾认为林德曼仅仅在两次场合中应用过这一术语。这一新术语似乎没有对任何人甚至其传播者本人产生深刻影响。究其原因，在欧洲成人教育学主要指称“成人教育的研究科目或者成人教育的科学”，这与后来形成的强调“成人学习”或“自我导向学习”的美洲传统或美国式成人教育学概念存在一定的差异。